关于女人，我向来没什么好运气。而对于疼痛不已的驼背问题，我也总是逆来顺受，不怎么抱怨。我最亲近的家人全都过世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可怜兮兮地在一间讨人厌的公司上班。除了这些，我还称得上幸福吧。而今天，1999年7月8日，我则是感到无比幸福，因为我开始写下这本日记，一本同时也是笔记的日记。在每一页日记的页脚，都有我对于某段文字的批注，评论一些尚未问世，或者永远不会问世的文本。透过这些页脚的评论，我希望证明：自己有能力追踪、剖析那些巴托比作家的特质。

二十五年前，当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曾经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探讨爱情的不可能性。之后，因为一次创伤，我再也不曾提笔写作了（至于这个创伤是什么，请容我往后再详细解释）。当时，我是以非常极端的态度完全拒绝再写作，我开始变成了一名“巴托比”。但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对于所谓“巴托比作家”产生了研究的兴趣。

我们都认识巴托比，他们是一群打从心底否定这个世界的人。“巴托比”这个名字，来自赫尔曼·梅尔维尔笔下一位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职员。故事里，从来没人见过巴托比先生阅读，连报纸也没有。他总是站在透着苍白光线的窗边向外看，凝视许久。他背后立着一扇屏风，更后面则是华尔街的一堵红砖墙。他从来不喝啤酒，不喝茶，连咖啡或其他饮料也不喝。他甚至住在办公室里，哪儿也不去，连星期天也不例外。他从来不曾谈论自己是谁，来自哪里，或在这世上有没有亲人。每当有人问起他在哪里出生，请他聊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或者交代他去做一项工作，他总是这么回答：“我宁愿不做。”

在文学世界里，我追踪这种难以分类的“巴托比症状”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我研究病症本身，也研究当代文学的弊端。那是一种本能的负面情绪，也可能是受到“无”吸引的一种莫名情绪，让某些作家就是无法写出东西来，即使他们对于文学创作抱持着严谨的态度（或许就是这种严格的自我要求，反而使得他们无法真正提笔写作）。有些作家则是在完成一两本书之后，就不再继续写作了，也有些作家起初能够非常顺畅地按照进度下笔，但某一天，却突然停滞，怎么也写不下去了。

之所以决定研究这股弥漫在文学里的“不”和巴托比作家们，其实是因为上星期二我恰好听见一通老板秘书接到的电话。当时，秘书好像对来电的人说：“巴托比先生正在开会。”

听到这句话，我不禁偷偷笑了起来。实在很难想像巴托比先生竟然会跟某个人“开会”，比如，巴托比竟然置身于一个气氛沉重的管理层会议，而且还如此“专心致志”地沉浸其中。不可思议。其实，想找出这群具有“巴托比”个性的人，列出一长串早已受到负面思考浸染的作家们，倒一点也不难。我打算做的就是在这本日记（或说这本笔记）的页脚，写下一篇又一篇的批注。

我会想起“巴托比”这个名字，应该是因为我偶然听见了老板的姓。他刚好有一个与“巴托比”谐音的姓。而且，这个误打误撞的巧合来得正是时候，它突然推了我一把，让我在长达二十五年的沉默之后，决定再次提笔写作，探索这些知名作家为何放弃创作的终极秘密。

于是，我便这么一脚踏进了这个“不”的迷宫里，漫步游走于一条条藏身于当代文学潮流中的小径。这股当代文学的潮流可谓十足恼人，却又同时拥有莫名的吸引力，因为在这股潮流里，只有那么一条“惟一”的小径，正确指引了通往文学创作的真理。这股潮流在发问：“文学创作究竟是什么？文学创作究竟在何方？”这股潮流逡巡在文学里的“不可能性”周围。千年交替之际，文学虽不乏亮点，可前景黯淡无光，这股潮流也道出了这其中蕴含的真相。

只有试着解析这种负面的冲动，只有挑战穿越这座“不”的迷宫，真实的文学才会诞生。但所谓真实的文学究竟是什么？办公室的一位同事故意这么问我，眼神中似乎闪着狡诈。“我不知道。”我诚实地告诉他。“要是知道的话，我早已提笔写作了。”

我也不知道最后能否完成。现在的我只愿相信，惟有透过探索这座“不”的迷宫，才能找到通往文学创作的道路。我只想知道，我究竟能不能够凭着自己的力量找到它。我将在这本日记的页脚写下对“隐形文本”的评论。不过，“隐形文本”并非代表它们不存在。因为这篇看似鬼魅、若有似无的写作，将注定在下一个千年的文学中游离不定，纷扰难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