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鲁定公一天问孔子，他说一般人都说，不要随便说话，尤其是从政的人，在上面领导的人，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兴邦”，有这个道理吗？孔子说，话并不是那样说法。“一言而可以兴邦”，这句话是一个原则，譬如说有一句一般人都知道的话“为君难，为臣不易”，这不就是一句话吗？

这也是孔子的机会教育，他对自己的国君，不好意思直接教训。可是趁这个机会，举出这句话来作例子，无形中教育了他。鲁定公本人就是领导人，所以他说假使一个人懂了“为君难，为臣不易”这句话，就可以兴邦了，事业前途无量了。

接着，鲁定公问，有人说一句话就可以亡国，有没有这种事？孔子说，这个也一样的，不是如此随便解释就可以的。接着下面孔子讲的这句话就很妙了，他说有人说，我并不乐意做君主，只是为了言出法随，谁都不能违背，可以完全依照我的意思，达到我的理想，这样才过瘾，孔子为什么对鲁定公说这个话呢？其实这情形也不止是鲁定公一人犯的错误，一般人都有他同样的毛病。试想为什么人总喜欢抓权呢？因为有权利的人才能够随心所欲，才能够控制别人听自己的命令。所以归纳起来，孔子的意思是，如果以这种心理来从政，那就错了。下面的人不反对，并不见得你个人的意见就是对的。如果意见是对的，应该绝对信仰，不能违抗；如果领导人的思想不对，而要人们一定都服从他，这就要丧邦了。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春秋时，人口少，土地辽阔，很需要老百姓，所以孔子说，能够做到近者悦，远者来，就是最大的成功了。在领导人来说，跟随的人，不愿离开；在外面的人都想回来；别处的人都想来投效，这就成功了。

 

子夏为莒（ju音同“举”）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夏一度在莒父做地方首长，他来见孔子问政，孔子告诉他做地方官的为政大原则。这就是前面提到过，要有远大的眼光，百年大计。做一个地方首长，行政、建设等一切制度，要顾全到后果，为百年的大计，不要急功好利，不要想很快的就拿成果来表现。也不要为一些小利益花费太多心力，要顾全到整体大局。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这个社会里，老百姓的思想、性格都很直爽，不狡诈。一个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的儿子会挺身而出，作证人。我们这个社会风气有多好！

孔子听了他这几句话，答复说，我们那边社会的情形，与你们这里就不同了。如果儿子做错事，当然父亲为了亲情，会为儿子隐瞒一点；父亲做错了事，儿子也当然替父亲隐瞒一番，这是人情之常。也许你看这样不够诚实，不够直爽，可是所谓直的道理也就自然在其中了。

这就是中国后世所谓法律不外乎人情的意思。

南怀瑾先生认为，这几句话，无论是研究法律的研究社会制度的，研究政治的，要领会出，对于社会心理、政治心理、法律的最高法理、犯罪心理，都有关系。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里仁》全篇讲仁，那都是讲仁的用，仁的行为；《颜渊》这一篇，孔子讲到仁，他下一个定义“克己复礼为仁”，这是仁的体。颜渊再问方法，孔子告诉他“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修养到仁的方法。

樊迟问仁，孔子这里讲的是对个人修养的仁，他说自己平常的言行，恭敬而诚恳，做事尽心负责任，对长官、朋友、部下，对任何人无有不尽心的。恭、敬、忠，这三个要点具备了的人，即使到了毫无文化的野蛮地区，也是了不起的。这是仁的用，孔子希望学生们在内圣外王的修养，都能做到这个重点。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keng音同“坑”）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shao音同“稍”）之人，何足算也！”

 

古代的“士”，必须内在的道德，外在的学识，两方面都很好，才能称作士。子贡这里请教孔子，怎么样才叫士。

孔子说，第一是“行己有耻”。“有耻”包括了很多意义，最基本的是自己的人格道德没有污点，这是对于自己的要求。

然后“使于四方”。也可作社会关系来解释。强调一点来说，这里可以认为是偏重于外交。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非常混乱，各国诸侯，各自为政，处处用得到外交。孔子在当时那个时代，认为“士”，有才能的人，在外交上能达成任务，办得成功，是了不起的。

子贡又问，这太高了，士也有各种各样的，其次又该怎样？孔子说，在宗族之间都称他为孝子，在邻里之中，地方人士都说他友爱，这也可称为士了。

子贡又问，再次一点该如何才是士？孔子说，到处要讲信用，要守信。一个人讲了的话一定要兑现，做事一定要有结果，有始有终。这种人该不错吧！可是孔子说“小人哉！”这样是不错，可以用在自己做人方面，但并不一定可以处理国家大事，这也可以叫作“士”。这是三种人才的分类。

子贡于是再问，现在一般从政的人，老师以为他们怎样？孔子说，那些都是为了领几斗米，拿点薪水的人，不必谈了。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juan音同“绢”）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中行的人，就是行中庸之道的人，自己有中心的思想，而能调和、中和矛盾的思想或感情。孔子认为这种人才还是太少，不易得到。

其次孔子欣赏两种人，就是狂、狷之士，这种人往往是中流砥柱的人。就对交朋友而言，平常无所谓，到了真有困难时，能来帮忙的朋友，不是狂之士就是狷之士。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古代巫与医并称。古代认为，巫事虽是很浅薄的事，可是没有恒心，就学不会。孔子在这里引用南方人的这个观念，认为这话非常对，是真理。“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孔子引用《易经》上恒卦九三爻（yao音同“摇”）辞，卜卦用的。意思是说做事情，修德行，如没有恒心，做做停停，终归没有结果，很难为情。这虽然是卜卦用的话，但真正懂了有恒的道理，用来处事，就不必去求神问卜，只有“自求多福”了。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就是自己要有中心的思想，能够调和左右矛盾的意见，而自己的中心思想还是独立不移。小人就不一样了，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别人纵然影响了他，然而人各有志，到了厉害关头，意见冲突，相处就不会融洽，自然而然变成同而不和了。南怀瑾先生认为，这两句话用来解说前面的“中行”的意义，是最恰当不过了。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问孔子，假如有人，乡党社会中的人都说他好，都喜欢他，像这样的人，怎么样？孔子说，不可以绝对认可。子贡又说，假如大家都说他坏，又怎么样？孔子说，也不可以如此随便附和。不如乡党中的好人喜欢他，乡党中的坏人讨厌他，才能断定他的好坏。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其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孔子说，君子之人，与他共事，容易得很。因为君子之人多半爱人，多半平易近人，比任何人好相处；但是要想做些什么事讨好他，就很难了。至于说不以光明正当的途径，而想讨好他，那更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君子之人对于部下，信任、体谅、因才起用。

至于小人就很难共事。但是摸到他的心理，稍稍迎合一下，他就高兴了；乃至骗他一下，他都高兴。可是小人用人的时候，要求完备，样样要好，这做部下的就很难了。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君子之人很舒泰，这个泰字，包括了很多意义：度量宽宏，胸襟开阔，光明爽朗。君子虽然很舒泰，态度绝不骄傲。小人既骄傲，又自卑，心里像猫爪一样，到处都是毛病，心境就不泰然了。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刚，很刚强（烈），很明显的有脾气，不对就是不对，绝不愿放在肚子里不响，教他做不合理的事情，他绝不干。毅，是果敢，有决断。木讷，是看起来好像笨笨的，但很厚道、朴实。如这三个因素具备，也就近于仁道了。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si音同“思”）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路问，怎样算一个士，孔子这里和回答子贡的，有所不同。孔子拿四个字来形容，他说一个人“切切偲偲，怡怡如也”，总是对人笑眯眯，不是假笑，是内心愉快，这就是士。对朋友切切偲偲，很亲切，有感情。在兄弟之间，非常愉快，不是冤家，真如骨肉，这样就是士。这是孔子对子路的个性下一针砭。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戒戎矣。”

 

到这里，这篇快做结论了，这篇开头说：“世而后仁”，又说“善人为邦百年”才可以建立一个国家文化的基础。我们知道周公、孔子，都是身死百年之后才慢慢弘扬出他的文化思想，然后影响了后世几千年。

至于军备武功，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善人来领导，只要七年之间，就可以保家卫国、富国强兵了。“即戎”，把军事上的国防建设做好，可以用兵应敌。但要有上面的重点——善人。善的意义很大，包括了道德、学问、才能。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如果不教人民军事的知识和技能，不巩固自己国防上的防备，等于自己要把国家丢掉。

这是本篇的最后一段。本篇第一段，是子路问政。南怀瑾先生认为，把孔子这句话放在这篇的最后作结论很妙。因为子路的个性比较冲动，喜欢用武力解决问题。孔子骂过子路，“暴虎冯（ping音同‘平’）河”，只晓得用武力、用军事，偏向于武功，而不懂得为政之道。可是在这里的结论，孔子却主张一个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国防，不能忘记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