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这就是中国政治哲学了，从古中国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伦常文化的基础上，就是孔子所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四点。

这八个字上面的君臣父子四字是名词，下面的君臣父子四字是借用来作动词。“君君”就是说领导人作到自己真正是一个领导人，领导人有领导人的道德。君是君，领导人就是领导人。臣是臣，做干部的有干部的立场，规规矩矩是个好干部，好宰相，好的辅助人。

“父父、子子”，做父亲的是一个父亲，如果父亲做得不合一个父亲的标准，但是却要儿女孝顺，尽儿女的本分，怎么可能呢？所以父母是父母，子女就是子女，这才是所谓的父慈子孝。

孔子答复了这一点，齐景公非常聪明，他说，好，我懂了。一个领导人自己不站在领导人的本位，越出范围，那么臣也不臣；一个家庭中，父母不像父母，儿女就不像儿女。如果一个国家，政治、社会的风气到了这个程度的话，国家的财富虽充足，我也用不到了，一定要失败的。这一点就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中心思想。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片言”就是“一句话”的意思。“狱”就是打官司。

孔子说，要讲一句话，就可以把大家的纠纷解决了，只有子路做得到。理由是“子路无宿诺”，他答应了事情，说话算话，绝对办了结，不会搁在那里不办的。这样的人，往往使人敬佩，信任得过。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原告被告两方的打官司，这是法律上的常事，是普通的讼事。两方朋友有问题，听双方争执的意见，这也是讼事。

孔子说，不要有主观，听原告的话时，自己就站在原告的立场。听被告的话时，自己就站在被告的立场。以现在哲学额的观念，这才是绝对的客观。为什么要做到那么客观？因为我们判断是非的人，最主要的目的，是使大家没有纷争，都能心平气和，心安理得，合理地得到解决。

佛家从形而上的观点泯除是非。天下没有绝对的是与非，是根据时间、空间而断定的。儒家则从形而下着手，有是非，主张要明辨是非。至于道家，则认为要调和是非。这是三家文化着眼点不同，各有千秋，各有不同的用处。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子张问个人去从政，担任公家的职务，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孔子说，对自己的职务绝对诚敬而不厌倦，从政则一切尽心尽力，为国家、团体、职务尽心尽力而忘记自己。怎样才能做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要靠学问。一切渊博以后，选定一点；做人的道理也是一样，一切通透了，然后选择人生专一的道路，这样大概差不多，不至于离经叛道了。一个君子，看到朋友、同事以及任何的好事，都愿意帮助他完成，坏事则要设法阻难，使他无法完成。从政、做人都一样要做到这个程度。而小人却正好相反，就喜欢帮人家做坏事。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这是中国人对“政”这个名称的解释。“政”就是“正”，所谓政治的道理就是领导社会走上一个正道。季康子是一个当权的人，所以孔子对他说，只要你领导人自己做得正，下面的风气就自然正了。这是偏重于为政，偏重于领导而言的。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问孔子，强盗土匪这样多，该怎么办？孔子说很简单，你所不要的，赏给他，他都不要。

儒家思想，始终教人过俭朴的生活，走朴实无华的路子。大家如此，社会就安定，盗窃也少了。所以要想不窃不盗，只有改正风气才是。南怀瑾先生认为，今日全世界经济危机，就是受凯因斯“消费刺激生产”理论所害的，大家不肯节俭，尽量消费所致。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季康子又问孔子说，用以杀止杀的方法，把坏人杀掉，归到正道那里去，怎么样？孔子说，为政之道，并不是靠杀人而能够成功的。人并不是绝对怕死的，为政不用道德来感化，只用杀戮来威胁，是绝对压不住的。所以孔子对季康子说，用杀人来做手段是不对的，应该以自己的道德来做领导。你自己用善心来行事，下面的风气自然跟着善化了。孔子说君子之德像风一样，普通人的德像草一样。如果有一阵风吹过，草一定跟着风的方向倒。风的力量越大，草倾向的力量也越大。因此，一个大政治家的领导，应该造成一种风气。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士”代表知识分子。

子张问孔子，一个知识分子，要怎样才能在社会上站起来，才够得上称为通达、豁达？孔子听了子张的问题，先反问子张的观念当中，所说的“达”，是个什么样子。子张说，我所说的达的意思，是全国上下大家都知道他，名闻天下，在家乡也是各个都知道。孔子说，你对“达”的观念搞错了。一个人到处知道他的名，那叫作有名气。有名气的人叫作“闻人”，不是“达人”。孔子为“达人”下的定义是“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依据孔子对达人的定义，第一是本质的正直，没有歪曲的心思；做人做事，不用手段，不用权术。第二是好义，这个义字的解释，近乎墨子的义，所谓慷慨好义。第三是“察言而观色”。这句话被后世误解为很坏的意思，而本来的意思是有眼光，看得清楚，有先见之明；听了一些理论，根据一些资料，加以智慧判断，就可以看出态势来。第四“虑以下人”，“虑”就是智虑，包括了思想与学问，“下人”是对人谦虚，绝不傲慢，自己并不以为自己了不起。要具备这样几个条件，才能算是贤达的人。

孔子又告诉子张，他所说的只是闻人——出名的人，往往只做些表面的工作。“色取仁而行违”，表面上做的都是善事，态度取的是仁，而真正的行为不是那么回事。“居之不疑”，这样搞久了，自己也觉得这样没有什么不对。犹如许多说谎话的人，说成了习惯，就不觉得自己在说谎，对自己这样说，一点也不怀疑对或不对，甚至，认为是应该如此的。

樊迟从游于舞雩（yu音同“鱼”）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te音同“特”）、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樊迟跟孔子在“舞雩之下”，向孔子请教三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崇德”，充实自己的修养。第二“修慝”，就是如何改进自己内心思想、情绪。第三“辨惑”，怎样才不至于糊涂，怎样才是真正的有眼光，有智慧，看得清楚。孔子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太好了，也太大了。这三点如果都做好了，就入于圣人的境界，在孔子的学生中，樊迟并不是第一流学生，但是他非常勤奋。所以孔子告诉樊迟的不是深远的理论，而是平实可行的道理。孔子说做人做事只要先去做，不问自己的结果利益，以后自然会有好的成果，这便是“先事后得”的道理。其次，专门反省自己的错误，不挑剔别人的毛病，做到这点就是“修慝”。有些人为了一点小事，生起气来，把自己身体生命都忘记了，要与人拼命。犯了法弄出纰漏来，连带父母、妻儿都受了罪，这不是最笨、最糊涂的事吗？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樊迟问什么叫仁。孔子说，能够爱一切人就是仁。樊迟再问什么叫智慧。孔子说，能够了解任何人就是智。这是针对樊迟的程度而言。结果，樊迟对于孔子的答复，还没有通达，未曾彻底了解。孔子便更引申地说，你还不大了解，我再告诉你，假如做一个领导人，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而对邪曲的人先搁置起来，这样直道而行，就可使原来邪曲的人，也变为直道之人了，坏人也会变成好人了。

可是樊迟还是没有懂，退出来之后，便来看子夏。“乡也”的乡，后来写作“向”，是“刚才”，“前些时”的意思。樊迟说，我刚才问老师什么是知，老师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是什么意思？子夏一听樊迟的话，就说，老师所讲的这两句话，内容太丰富了，包涵的意义太大了。子夏为了使这位同学有更具体的了解，就举历史的故事来讲给他听。他说舜当了皇帝的时候，在许多人中间，选拔了皋陶做助手，管理行政、司法。皋陶一做了他的助手以后，天下便没有冤枉的事，坏人都远离了，变好了，大家都心存厚道了。

子夏举的第二个历史例子是说，到了商汤的时候，举用伊尹。伊尹是古代的名宰相，与后来周朝的姜尚齐名。伊尹被商汤提拔时，还正在当厨师。因为有伊尹，所以有商汤的天下。子夏引申孔子这两句话，告诉樊迟，无论如何，做人处事要用正人，用品格、才能、道德好的人，提拔这样的人，自然就行了。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有一天，子贡问孔子交友之道。上论《里仁》篇中子游曾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对上位者如有不对的地方，做干部的，为了尽忠心，有劝告的责任。但劝告多次后，他都不听，再勉强去说，自己就招来侮辱了。对朋友也是这样，过分的要求或劝告，次数多了，交情就疏远了。这里孔子告诉子贡，交朋友之道，在“忠告而善道之”，尽我们的忠心，劝勉他，好好诱导他，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不可则止”，就不再勉强。假如过分了，那就不行；“毋自辱焉”，朋友的交情就没有了，变成冤家了。从表面上看起来，孔子教学生的交朋友之道，好像蛮滑头的样子，适可而止，不要过分。实际上，中国文化中友道的精神，在于“规过劝善”，这是朋友的真正价值所在，有错误相互纠正，彼此向好的方向勉励，这就是真朋友，但规过劝善，也有一定的限度。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这一篇最后以曾子的话来结论，也是讲朋友之道；朋友的积极意义在什么地方。“君子以文会友”，这个“文”包括了文化思想。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目的在于彼此辅助，达到行仁的境界。

这篇书一开始，颜渊问的是仁。到这里最后的结论，提到曾子讲的朋友之道，同时再度表明做人也就是仁的用。所谓仁就是爱人；也是人与人之间相处和自处的高度修养；也可以说是做人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