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七：八佾第三（二）

　　子入大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鄹是孔子出生的地方，即邹。鄹人之子即指孔子。南怀瑾先生认为，这一段所讲应该是正当孔子做鲁国司寇的时候——为了便于理解，姑且比拟成现在的司法行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参与了代表国家、代表王室的宗庙大典。他进去以后，对于每件事，都要问问清楚，向人请教。走哪里？坐哪里？每事都问人。于是有人笑他说，一般人乱捧，都说孔子这个人了不起，处处懂礼，可是这个“鄹地佬”进了大庙，什么都不懂，事事都向人请教。这话被孔子知道了，他说：“这就是礼啊！”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周代的军事武功是车战的时代，最重要的武器还是拉弓射箭，武功高低的标准，就看射箭的高明到什么程度。射箭的标准，在于射中了红心没有，而不问箭能否透过牛皮，每支箭射中了标的，就绝对够标准，箭能不能透过牛皮，则不作考虑。因为每个人天生的臂力不同，有些人臂力很强劲，他的箭不但可穿透牛皮，甚而可穿过墙。

南怀瑾先生认为，这一段是说明做人做事，够不够道德的标准，只问合不合正道，并不苛求他对事功成就的程度。因为没有机会给他表现，环境不对，时代不对，他也就无从表现。由此触类旁通，对人对事就可减掉些苛求了。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告朔，非常慎重的祭典之一。每月的初一为朔，十五为望，月暗为晦。过去没有订出现在这些假日，“朔望”就是休息的时候，不过不像现在这样重视。每月的初一，主政者要代表国家，向天地祖宗，禀告所作所为，这就是所谓的“告朔”。

从前告朔时一定要杀羊。到春秋战国时代，社会风气已开始衰败，这些礼仪的精神，也慢慢跟着衰败变化了，所以子贡当时准备去掉告朔时候用的饩羊。饩羊是蒸过了的祭祀用的猪羊。子贡当时想，拜拜就拜拜，这只羊可以省下来。所以孔子告诉子贡说，你的主张也对，为了经济上的节省而不用羊也好，为了表示诚恳而不必用羊也好，不过我不主张去掉，不是为了这只羊要不要省，而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精神。固然不用象征性的东西，只要内心诚恳就可以，但现在的人，真正诚恳的心意发不出来了，就必须要一件象征性的东西才能维系得住，所以你子贡爱这只羊，而我更重视这礼仪和它的精神内涵。

南怀瑾先生评说道，由这件事我们就懂得，在社会上，或在政治上，有时绝对空洞的精神，并不足以维系一件事物，而必须配合某些实质的东西才能生效。如口惠而实不至，有时候就要失败了。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南怀瑾先生认为，这段话，连起上一段来说，是说做人处世的艰难。一个人想处处尽忠合礼，而旁边的人会认为是拍马屁。可见孔子非常通人情世故。怎么办？还是以礼为准，如上段的“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人格还是建立在自己身上。别人尽管不了解，只看自己内心真正的诚与不诚。诚正的建立，久后自知。

谈到个人的修养，南怀瑾先生推崇诸葛亮的《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南怀瑾先生认为，这篇《诫子书》，充分表达了诸葛亮儒家思想的修养。后人讲养性修身的道理，都没有跳出诸葛亮的手掌心。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鲁定公问，假使一个帝王领导人，该怎样去指挥下面的干部？相对的，一个忠贞的干部，对于领导人，又应该用什么方法理事及自处？鲁定公当然问得很客气，很婉转。而孔子则用两句话，解答了鲁定公这两个对立的问题——“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我们中国文化讲孝道，但孝道也是相对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母付出了爱心的教养，才有子女孝道的反哺。忠也是一样，就如孔子的话，上面对下面以礼，礼敬——也是爱的一种形态，等于父母爱子女的爱心。这种礼义德业的流行，道德的风行，则下面对上面自然就敬而忠了。所以这种君臣的上下关系是建立在道德上，不是建立在手段上，两句话就答复了鲁定公的问题。

为什么把这段话放在这里？南怀瑾先生认为，此乃《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整个社会上下一片混乱，乱到持德者寡，用术者多，所以孔子提倡仁，提倡孝，提倡道德。孔子答复鲁定公这段话，就是针对当时的风气开出的药方。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上面和鲁定公谈的是政治风气，也包括社会风气。此句谈《诗》。政治风气、社会风气是由文化而来，谈到文化，就提到孔子所重视的《诗经》。《诗经》代表各地社会风气的自然演变。《诗经》第一篇就是男女相爱。“关关雎鸠”男女之间的爱，南怀瑾先生认为也有“性非罪”的意思在其中。性的本质并不是罪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只要生命存在，就有这个大欲。但处理它的行为如果不对，就是罪恶。

“淫”字，在现代都看成狭义的，仅指性行为，在古文中，有时候是广义的解释：淫者，过也，就是过度了。关雎乐而不淫，就是不过分。中国人素来对性、情及爱的处理，有一个原则的，就是所谓“发乎情，止乎礼。”现在观念来说，就是心理的、生理的感情冲动，要在行为上止于礼。只要合理（礼？），就不会成为罪恶，所以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

《关雎》篇中也有哀怨，“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但尽管哀怨，并不到伤感、悲观的程度。这个道理就是说一个人情感的处理适中，合乎中道。

孔子在答复鲁定公问政之后，随即谈到诗的问题，就是表示修身要具备“诗”的感情，从政更要把握“诗”的情操。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宰我是孔子的学生，他白天睡觉，挨了孔子的骂。

“社”就是社稷的简称，有形的社稷坛，过去国家的首都建有社稷坛，就是代表国家和天人之间的象征。

哀公问宰我，社稷坛与历史文化的演变有什么关系呢？宰我告诉他，夏朝社稷坛上栽的是松树，殷朝栽的是柏树，周朝栽的是栗树。不过他说，栗树栽得不好，栗树使人看来会害怕，战战兢兢。宰我后来回到孔子这里，报告见哀公的问答，孔子听了以后就感叹了。就周朝而言，孔子觉得文王、武王在各方面都没有错，只在这件事上还不大妥当，但对前辈的圣人，不好意思多加批评，所以他说已经既成事实，再说也没有用。对人与人之间相处来说，既成事实，劝也劝不回来了，过去了何必追究呢？

孔子这番话，虽然看起来是对历史的一个宽恕，实际上透过这个宽恕，表明了孔子认为周朝的这件事是有问题的，因为社稷坛种的树，就像是一个民族文化、国家精神的标志。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管仲的时代比孔子早一点，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管仲佩服得很，他曾经赞叹过，如果没有管仲助齐桓公称霸的一段历史，我们几乎变野蛮人了。在这里，他说管仲器局太小，这话也是对的。管仲不过帮助齐桓公完成霸业而已，但未走入王道，这样的器局就嫌小了。这是他评论历史的感叹。

孔子说了管仲的器局小，别人并不和他争论这个问题，而提出来问管仲是不是够得上“俭”德的修养。可是孔子的答复，从个人来说，以管仲有三归之堂，可以说他在经济生活上非常浪费。三归堂是建筑物的名称，就是说他的宰相府，还是相当讲究漂亮的，可见他还不够俭朴。另外，在公事上，在公家的政治制度上，又不能做到扼要统筹，只知因人设官，重重叠叠设置了太多的部门，其实可简化而他没有简化，这是在行政上的不俭，那他怎么算得“俭”呢？

此人又提出管仲是不是懂礼的问题。中国文化以礼仪为中心，懂礼是很重要的，但孔子认为管仲在这方面的修养还不够。邦君齐桓公在大门外建立屏风——塞门，在中国的古礼，只有领导人、诸侯才可以有塞门，可是管仲的宰相府也摆起这样的东西来，这就是不懂礼。其次，国君为了外交的关系，有反坫之坛，这是两国元首见面时用的，结果管仲的家里也有反坫。就凭这两点，如果说管仲也懂礼的话，还有哪个不懂礼？

　　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大师乐是古代专门掌理乐教的官名，他的职掌重在以乐配合政教，当然也包括了当时的一般音乐。

孔子和鲁国的大师乐讨论音乐的原理。他非常谦虚地说，音乐的原理大概可以了解——其实孔子对音乐是很内行的。接着他就谈论一首代表国家民族精神的曲子。音响开始的时候，好像含苞待放的花蕾，轻轻地舒展，慢慢地发声。跟着下来，由小而大，但是很纯正。后来到了高潮，激昂慷慨，或非常庄严肃穆，最后这个乐曲奏完了，但还是余音缭绕，后面好像还有幽幽未尽之意。这便是成功的音乐。这些是孔子的客气话，请教的态度，也证明了他深通音乐的修养。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仪”是一个地名。古时的这个“封”字，是指封疆。所谓“封人”，是管诸侯国界的人。他来请见孔子，似乎有被挡驾的样子，但封人有封人的理由，他说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到了我们这个地方，每个人我都见过。跟随孔子的那些人无话可说，就安排了一个机会，让他去见孔子。他出来后，就告诉孔子的弟子们说：你们诸位不必担心文化的衰落，我们中国文化有救了。天下乱了这么久，文化已将凋零，上天降生了孔子，孔子的学问道德将影响你们和世人。上天要以孔子作为警惕世界的木铎的，你们不要担忧了。古代木做的铎，是用来敲响作警惕用的，好像庙堂里的敲钟打磬一样。

南怀瑾先生认为，这是对孔子从事人文文化教育的赞叹，所以放在讲文化精神的《八佾》篇中。画龙点睛，别有用意。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韶是舜乐，代表那个时代，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精神，他说很好，很美，也很善。但武王时代的音乐，代表那时代的历史精神，好是好，美是美，可不能说它是至善。这是孔子对当时礼乐文化的批评。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居上要宽，天下无全才，不必求之太严。如果要求过严，希望别人都是圣人、全才，在道德上人人如孔子，而防他又如土匪，用他如机器，这是不可以的。

为礼要敬，并不是只限于下级对上级行礼要恭敬，上面对下面的爱护，也包括在礼的范围之内。而且都要敬，就是都要做到诚恳、真挚。

临丧之哀，既指吊丧之时的哀戚之情，也指对沉重大事的沉痛心情。

孔子提出这三点，有感于当时春秋时候的社会风气之衰败，给开出的药方。所以他说，像这样的社会，就没有什么可看了，这是感叹当时文化思想的衰落。《八佾》这篇，把前后对照起来，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他完全是在阐扬中国文化的思想精神。

南怀瑾先生说，《八佾》讲历史时代文化的精神，这篇最后引用孔子对于那个时代的批评作结语，就特别有韵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