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镶嵌十字纹方钺

这件方钺是属于夏代的器物。器身上有精美的镶嵌装饰，中心圆孔周围环列两圈用绿松石嵌成的十字纹，所以被命名为镶嵌十字纹方钺。镶嵌十字纹外又环列绿松石圈，精致秀美。刃部平口无锋，没有任何实用痕迹，应当是一件礼仪用器。

钺是一种长柄弧刃的砍杀兵器，同时也是一种刑具。青铜铭文中有很多用钺砍头的象形字说明了这一功用。然而，也有一些钺，如夏代的镶嵌十字纹方钺，刃部平口无锋，没有任何实用痕迹，当是礼仪用器，这种钺一般都出土于随葬精美礼器的墓葬中，可知钺是一种君权或军事权力的象征。

 

2．管流爵

管流爵是夏代的青铜器。爵是一种酒器。由于器物下腹设有一斜置的管形流，故名。这种爵十分罕见。

这件器物造型奇特，敞开的器口，中间凹陷成弧行，两端如燕尾尖锐上翘。器身扁长。下接外鼓的假腹，上有圆孔数个。三足残缺，但从断面可以推测原应是三棱形足。斜置的管形流上有两个曲尺形饰件。腹部饰有两行平行的乳钉纹，上下则以弦纹为栏。整件器物的装饰朴素而简单。

 

3．兽面纹斝 

兽面纹斝高 31.3厘米，口径18.4厘米，重1.8公斤。属于商代中期的器物。这是一件以兽面纹为主要装饰的斝，所以命名它为“兽面纹斝”。斝是用于盛酒举行祼礼之器物，兼可用以温酒。

这件斝上装饰有商代青铜器上常见的兽面纹，兽目突出，以鼻梁为中线，左右对称。细密夸张的线条突出神秘庄重的风格。

 

4．兽面纹鬲 

兽面纹鬲口径14.6厘米，高19.2厘米，属于商代前期的器物，鬲可用于炊粥。

这件器物敞口，加厚的唇边，口沿上端立环形耳。长颈，深腹袋状，下有圆锥状空足。颈部饰有T形角兽面纹，上下皆饰连珠纹。

鬲腹饰卷角型兽面纹，兽目巨大，图案条纹粗犷，结构复杂，构图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器壁均匀而薄。在商代前期青铜鬲中以这件器物最为精致。

 

5．亚其爵

亚其爵高20.1厘米， 通长16.8厘米。属于商代晚期的器物。爵是一种饮酒器。爵流上有较高的菌形柱，腹部两侧有棱脊，一侧有兽首鋬，三个棱形足向外撇.

这件器物上有铭文“亞其”二字，故而被命名为亚其爵。

亚其爵的流与尾以及口下饰有有蕉叶纹，腹部则饰有分解的兽面纹。主要的纹饰分为三层，以雷纹为地，突起得主纹上面则还饰有细雷纹。

 

 

6．亚  方罍

亚  （fu）方罍高53厘米，口沿纵长17.2厘米，横长20.1厘米，属于商代晚期的器物。

罍的颈部铸有铭文表明器主族徽“亞   ”，因此命名它为“亚   方罍”。罍是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的大型盛酒器。

这件罍具有厚重的形态，雄奇瑰丽的纹饰，表现了极高的艺术价值。器的四角和每面中线处设宽厚的棱脊，肩部置兽首耳，腹部正面下方置一兽首鋬。颈部装饰有凤鸟纹，肩部饰以龙纹，中间置一突出的兽面纹。腹部纹饰分为三段，上部为凤鸟纹，中间是双角高耸、獠牙突出的兽面纹，下端同为兽面纹。圈足饰凤鸟纹。

亚   方罍是商代青铜器中的杰作，代表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铸造工艺水平。

 

7．黄觚

   黄觚高27.3厘米，造型精巧，装饰华丽，觚体分三段，各部分所占比例和装饰各不相同。颈部是蕉叶纹，四瓣蕉叶与向外敞开的颈部巧妙地结合，好似花蕾含苞欲放。腹部与圈足都各有四根与蕉叶纹相对应的扉棱和两组对称龙纹。圈足上的龙纹尤为精美，采用了商代还不太常见的镂空工艺。

    器壁内部有一“黄”字铭文，所以被命名为黄觚。觚是一种饮酒器。

 

8．凤纹卣  

    凤纹卣属于商代晚期。这是一件以凤鸟纹为主要装饰的卣，因此被命名为“凤纹卣”。卣是一种盛酒器。

这件卣整体呈椭圆形，腹部外鼓。器身装饰有大量勾突的扉棱。盖钮为花苞状，上饰兽面纹。提梁两端装饰有圆雕的兽首，犄角如手掌般展开。提梁以云雷纹为地，饰以浅浮雕的夔龙。器、盖通体以云雷纹为地，盖部腹部与颈部都装饰有凤鸟，形象富丽典雅又不失于呆滞，是西周早期凤鸟纹的典型代表。

卣是盛放鬯（chàng）酒的器具。鬯酒是一种用郁金香和黑黍酿造的酒，色黄而芳香，在当时比较珍贵。

 

9．？父乙觥  

？父乙觥高29.5厘米，全长31厘米， 底部纵长12厘米，横长16.7厘米，重4.8公斤。因器物内铸有铭文“？父乙” 而被命名父乙觥（？无法确定读音）。觥是盛酒器。

父乙觥由盖、身、鋬和圈足等几部分组成。觥盖的前端是幻想动物的头部，这种幻想性动物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器物上十分流行，它有一对长颈鹿的牴角和兔子的耳朵，双目圆睁，两角后各有一条曲体小蛇，中脊浮雕一条长体卷尾小龙，盖的后端是一只牛头，双角突出，长舌上翘，与器身的牛头鋬形成对应。觥身周体装饰了凤鸟纹，器腹部的主凤体态雍容华贵，神情肃穆，其余诸凤鸟装饰在圈足、主凤背上及器盖的各个部位，每只凤鸟都大小不同，布局错落有致。此器集多种动物纹样于一身，是将精美的艺术设计和器物的实用性高度统一的一件瑰宝。

觥器内所铸有的铭文“？父乙”三个字应该是器主之名。

 

10．四羊首瓿  

四羊首瓿高38.8厘米，口径31.6厘米，底径29.1厘米，重1.4千克,属于商代晚期的器物。在这件器物肩上铸有四只羊头，所以命名为四羊首瓿。瓿是一种盛酒器。

这件器物造型奇伟庄重，硕大丰厚。围绕器物观赏一圈，可以看到它周身瑰丽的纹样：器腹与圈足铸有上下相应的四道扉棱，设计这种突出体外的扉棱，既增强了装饰效果又掩盖了合范浇铸后留下的范线缺陷。

装饰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肩上四个高浮雕羊头，羊角弯曲，双目进行了艺术夸张，突出而醒目。羊首是用两次铸造法铸造的，先铸成瓿的主体，在肩上相应地留出孔道，然后在孔道上再搭陶范铸成羊首，因此肩上某些纹饰被羊首掩盖着。羊首两边各饰一独角单足张口尾上卷的龙纹，是龙的侧面形象。中间以起棱的凤鸟为间隔。

    在商代，凤是风神，龙是水神，龙凤是青铜器中常见的装饰题材，由此可见，在农业经济为主的商代，风和水对当时的人们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

 

11．龙纹扁足鼎  

龙纹扁足鼎通高31.1厘米，口径24.2厘米，重4.85千克。属于商代晚期的器物。

与其它商代晚期的扁足鼎一样，这件扁足鼎也是浅腹，器身的花纹抽象而神秘，呈卷鼻蜷尾的抽象兽纹，兽头居中，爪置于目下，兽体表现为均匀而狭长的条纹，其余则为细密的雷纹。腹下龙形扁足高而宽，龙尾斜卷，这种扁足的设计使鼎的支撑点缩小到最底限度，造型设计，构思巧妙。

 

12．小臣单觯   

小臣单（shan）觯高13.8厘米， 口纵长9.3厘米，口横长116厘米，底纵长8.1厘米，底横长10.3厘米，重 750克，属于西周成王时期的器物。因为在器的内底上有铭文可证明该器的主人为“小臣单”，遂命名为小臣单觯。觯是一种饮酒器。

该器的内底铸有铭文四行二十二字：“王後圣克商，才成師。周公易小臣单贝二十朋，用乍宝尊彝。”“成师”就是成周，武王克商后曾经在成周营建洛邑。“易”就是“赐”的意思。

据记载，武王灭商后，把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封在殷，以笼络商贵族的残余势力，并封了武王之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在那里监抚。武王死后，周公摄政，管叔、蔡叔对周公不满，说他有野心。武庚乘机串通管、蔡叛乱，影响所及周的东方和南方，西周的局势岌岌可危。于是周公受命东征，平定叛乱，经过三年时间才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这次战争对于巩固西周王朝的统治有很大的意义。铭文说明小臣单参与了这次战争。大军驻在成周的时候，周公为了奖励他的军功。赏他十串贝。贝为当时的货币，“朋”就是“串”，是当时的一种计量单位。

 

13．厚趠方鼎

厚趠（chuò）方鼎通高21.3厘米，口部纵长13.3厘米，口部横长17.5厘米。属于西周早期的器物。因这件鼎为厚趠所铸，故而得名。青铜鼎是烹煮肉食的器皿，同时青铜鼎作为最主要的青铜礼器也具有在祭祀和宴飨等礼仪场合盛放肉食的功能。

这件鼎方形，立耳，折沿，腹部以下微微往里收，鼎的四个角落有棱脊，足成柱形。腹部饰以兽面纹，双角外卷而下垂，式样奇特。足部也装饰兽面纹。

厚趠方鼎的铭文三十三字，记载厚趠受 公馈赠，所以制作此鼎。铭文中  公多次在西周昭王时的青铜器中出现。厚趠方鼎的铭文曾著录于宋代《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所以它的出土不晚于宋代，流传至今，保存完好，实属不易。这件器物是上海收藏名家李荫轩先生捐赠的。

 

 

14．鄂叔簋 

鄂叔簋高18.5厘米，口径18.1厘米，底边方座15.1厘米。为西周早期的器物。

器内铭文五字，记述“鄂叔”为这件器物的主人。因而称其为鄂叔簋。“鄂”为商代的方国名称，在现在的河南省沁阳县。鄂叔是鄂国的贵族。

这件簋的器体下面连铸一个方座，加强了稳定性，从实用的角度而言，也省却了使用时还要另外加座的麻烦。西周以后加铸方座的簋很多，是一个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此外簋的器耳也开始发达起来，这件簋就有四耳，耳下还有小的垂珥，既方便把持，又稳重美观。

一个让这件簋卓尔不群的设计细节是在它的方座内还铸有一个精巧的铜铃，至今仍然能发出清脆的铃音。

 

15．癸殳 古 方 尊

癸殳（guǐ）古方尊高21.8厘米，口径20.1厘米, 重3.56公斤。铸造于西周早期。虽形制不大，却气度不凡，深厚雄健，仿佛大器，堪称商周青铜鼎盛期中的上乘之作。

器内底部铸铭“癸殳古作旅”四字，“癸殳”原是商的地名，“古”应是居住在癸殳地的周初人或家族之名号。因为其铭文中的癸殳古二字而被命名为癸殳古方尊。

此尊作折肩式，肩部以上从颈部到器口呈喇叭形，腹部与圈足为正方形，体态的方圆，比例的大小，组合得极为巧妙。

尊的颈部饰蕉叶纹，若仔细辩识，这每一瓣蕉叶纹竟是由上下倒置、五官移位的兽面纹构成，兽面纹下面是两只一组的优美凤鸟。肩部一周饰双头龙纹，龙首回顾观望。四角是突出的带角象鼻首，象眼圆睁，长鼻卷曲，象牙上翘，双角弯折，别有威严神秘之相。

四个象鼻兽在铸造技术上已采用分铸法，从铸造痕迹上看，器肩的象鼻兽下面压着器身上的花纹。它是先铸好器身，然后在肩部另搭小模，将象鼻兽与器身浇铸在一起的。分铸法的使用在铸造史上的意义不可低估。

方腹的主要部位，是令人生畏的大兽面，圈足上也饰凤鸟纹，与颈部相对。从器口到圈足的四角装饰了向外飞射的镂雕棱脊，更加强了总体的对称与协调。

 

16．母癸甗

母癸（guǐ）甗通高50.2厘米，口径31.3厘米。属于西周早期的器物。

甗体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甑，下部为分档的鬲,两部分相连。柱足细长。甑与鬲的相连处还有箅子用以让蒸汽通过。甗是一种蒸食器，类似于现代的蒸锅。其采用的加热原理也与现代的蒸锅相似。

上半部的甑内部有铭文三字“母癸”，所以被称为母癸甗。

甗的口沿下饰有一圈兽面纹，腹部饰有蕉叶形兽面纹，袋足上饰有牛首纹。纹饰之精美可称是西周早期的代表。

 

17．师遽方彝

师遽（jù）方彝高16.4厘米，口沿纵长7.6厘米，横长9.8厘米，底部纵长7.5厘米，横长9.6厘米，重1.62千克。这是一件西周恭王时期的器物。

师遽方彝的器和盖各铸铭文六十六字，记述了师遽在周王康宫的寝宫中助王乡醴(一种祭祀活动)，师遽向王奉献礼品，以及王命令宰利赏赐师遽圭璋等玉器的过程。师遽铸造了这件器物并且铸刻铭文加以纪念，所以这件器物被命名为师遽方彝。方彝是一种盛酒器，勺或斗放入方彝中，按盖上有孔，器柄可以伸出孔外。

此件方彝有屋顶形的器盖，器内有中壁，相隔成为两室，可盛放两种不同的酒。盖上相应有两个方形缺口，本应有斗或勺，可用来舀酒。

器腹的两侧有耳，呈现为高举的象鼻，造型较为奇特。

 

18．仲 义 父  缶霝  

仲义父缶霝通高44.2厘米，口径15.5厘米，属于西周晚期的器物。1890年出土于陕西省扶风法门镇任家村。与仲义父缶霝 同时出土的器物还有著名的大小克鼎等。

这件缶霝的盖及肩部各有铭文16字，记载了仲义父制作此件器物。因为仲义父为这件器物的拥有者，所以被命名为“仲义父 缶霝”。 缶霝出现于西周晚期，沿用至春秋，是一种盛酒器。

仲义父缶霝同时出土两件，形制、纹饰、大小、铭文基本相同。小口高颈、圆肩斜腹，平底假圈足。盖上有绳索状纽，口沿下有四个小环，肩两侧置卷体的龙形耳。这件缶霝的纹饰繁复。盖沿、腹上部和圈足装饰有带状的鳞纹，肩部饰以变形兽面纹，腹部也满饰层层相叠的鳞纹。

 

19．大克鼎

    大克鼎高93.1厘米，重201.5千克 ，口径：75.6厘米。

大克鼎是贵族克为赞颂他的祖父师华父而铸造的器物，与大克鼎同时出土的还有花纹造型相同的小克鼎，因而得名。鼎是西周青铜礼器中的主要食器，也是权力的标志。

大克鼎庄严厚重。口沿下饰兽面纹三组，器腹则是宽阔的波曲纹，这种连绵流畅的带状纹饰，具有雄浑磅礴的气势，彻底改变了以前动物纹神秘而细丽繁缛的风气，令人为之耳目为之一新。  

大克鼎腹内有铭文28行290字，行次规整，并打有墨格。字体书写严谨，书风雅正，为西周中期金文的典范。铭文内容分为两段：第一段是克颂扬他的祖父师华夫美好的品德。第二段是册命辞，周王重申对克官职的任命，并赏赐给他礼服、土地和奴隶。这段铭文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是研究西周中期社会政治状况的宝贵资料。

大克鼎是历见著录，流传有绪的著名重器，1890年出土于陕西的扶风法门寺任村，同时出土的还有仲义父缶霝、小克鼎等均为西周晚期十分重要的器物。大克鼎出土后，为清代著名收藏家潘祖荫所收藏。抗战时，日寇曾觊觎此器，潘氏后人潘达于将鼎深埋宅中，躲过了这次劫难，新中国成立之初，潘达于毅然将此重器慷慨捐赠于上海博物馆收藏。

 

20．晋侯對盨

晋侯對盨高22.2厘米左右，口部纵长20厘米，横长26.7厘米。属于西周晚期的器物。盨是盛放饭食的器具。作用与簋相似。

器与盖内有相同的对铭3行20字，铭文内容记载此器为晋侯對所做，故而我们命名这件盨为晋侯對盨。

这件盨的盖沿及口沿饰鳞纹，腹部饰横条沟棱纹。盖顶有环形钮，每个钮上饰有四条单线勾勒的龙纹。器底四足作蹲式人形。人物形象高鼻阔嘴，唇上有数个阴刻圆点用来表示胡须，双耳有穿耳环的痕迹，手臂上举，足蹬平底翘头靴，手托头顶负担器身。造型罕见，十分珍贵。

 

21．晋侯鱼木钟

晋侯鱼木（sū）钟共16件，属于西周晚期的器物。其中14件由上海博物馆从境外收回入藏，其余两件在清理发掘晋侯墓地8号墓时出土。可分为两组，每组8件，大小相次，排编成两列音阶与音律相谐和的编钟。两组编钟系根据音频和谐重新选配组合，并非同时所铸，然经测音，音列齐整，完全合拍，现在仍然可以用来演奏。

这套钟的形制与纹饰并不完全相同。四件大的编钟上以连珠纹与云雷纹作为装饰。其余12件钟篆部都饰有变形兽面纹，鼓部则饰有鸾鸟纹。

全篇铭文355字，首尾相连刻凿在16件钟上。这种在铸造好的青铜器上刻凿铭文的方法，在西周十分罕见。

铭文叙述了周王三十三年，周王亲征东国、南国。晋侯鱼木奉命征伐夙夷。晋侯鱼木率领晋军奋勇作战，攻城掠地，斩杀和俘获敌人多名。于是周王召见晋侯鱼木，亲赐马匹、美酒和弓箭。晋侯鱼木为了颂扬天子美德，制作了这套编钟。

晋侯鱼木钟铭文记载的这场战争，史籍中无从查考，对研究西周历史和晋国历史极为重要。此外铭文中多种记时历日对西周的断代研究也有重要价值。

 

附：编钟演奏方法和发声原理

编钟一般按大小相次排列、根据音频高低成组悬挂后进行演奏。演奏时用木棒敲击而鸣，音色清脆洪亮，幽扬柔美。

钟的音量的大小在于共鸣箱的大小；钟音频的变化主要在于鼓部的厚薄。与上部的“枚”、“钲”没有明显的关系。

无论甬钟还是钮钟，其共鸣箱凡是扁突体似上下覆瓦构成的都能敲击出两个音,故又被叫做“双音钟”。但是，并非所有的钟都能产生出两个音频。如果钟的横截面为椭圆形或圆筒形就只能产生一个音了。

 

22．齐侯匜

齐侯匜,器高24.7厘米，流至鋬长48.1厘米,重达6.42公斤.。是西周晚期的器物。器身如椭圆形瓢,前端宽流高高昂起,后端执鋬作蛟龙探水状, 匜的四足同样以龙为形,俯首曲体承载匜的器身,魁伟庄重,极其稳健.。

匜内腹底部铸有铭文22字：“齐侯乍（作）虢孟姬良女宝匜，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虢孟姬是虢国君主的女儿，齐侯的夫人，“良女”是她的字，故知这件匜是齐侯特为其夫人而铸。周代诸侯为了巩固其政治地位，保障切身利益，经常用相互通婚联姻的方式结为为联盟。虢国是河南西部的小国，齐是东方大国，春秋时齐还一度成为霸主。虢齐两国联姻，显然出于政治需要。

 

23．子仲姜盘      

子仲姜盘高18厘米，口径45厘米。属于春秋早期的器物。盘是一种承水器。这件子仲姜盘是晋国太师为他妻子仲姜所作的盘，所以被命名为子仲姜盘。盘内的装饰与纹饰极为精美，体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铸造与装饰水平。      

盘的内壁铸有铭文四行三十二字，大意为某年六月初吉辛亥日，太师为子仲姜作一个大而精美的盘。

根据周礼的记载，太师是职掌乐曲音律和教授诗歌的官员。“子”是内子即妻子的意思。“仲”是排行。姜是姓氏，古代贵族女子往往有自己的族姓，并在其前面加以国名或排行以示区别。子仲姜就是妻子仲姜的意思，因此，这件盘是太师为他妻子作的一件器物。

子仲姜盘为春秋早期之器，器形较大，颇为厚重。盘的装饰极为精美。

圈足下三个立虎，虎体侧面与圈足边缘相接，若负重状，是别出心裁的独特构思，极为罕见，盘的外壁饰窃曲纹，风格质朴浑厚，在盘边与双耳的对角线上，各攀缘一条曲角形龙，龙首耸出盘边，作探水状，生动活跃，具有强烈的动感。自古以来，龙被看作水神的象征，因而在水器中多有装饰，这是青铜器的实际用途和神话传说及艺术装饰相结合的实例。

子仲姜盘除了饰有龙纹外，还在盘内装饰了浮雕和立雕的各种水生动物，鱼、龟、蛙、水鸟一应俱全，俨然一幅水族聚息图。动物种类之多为历来青铜装饰所罕见，而圆雕与浮雕相结合的手法，将原先单调的平面装饰与立体装饰相互结合，大大增加了视觉的丰富性和器物活跃生动的情趣。更另人叹为观止的是，每个圆雕动物均能原地作360度的旋转，当水注入之时，鱼禽如游弋其间，是前所未有的绝妙创造。

这些精巧的动物造型显然是与盘体分开铸造的。一根轴在盘内垂直嵌铸于盘底间，而轴和动物之间则是活动的，但却抽脱不掉。在合范浇注时，如何使敷填物不被高温的铜液冲走变形而使活动件粘连起来实在是难度极高的技术问题。一般认为，西周末年到春秋早期是青铜铸造技术停滞或退步的时期，子仲姜盘的铸造技术却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新的技术高度。

子仲姜盘是香港太阳集团董事长叶肇夫先生捐献给上博的一件极其珍贵的青铜器。它曾经流散到海外，是叶先生独具慧眼，用一大笔巨资，从海外抢救回来，捐献给上博，陈列在青铜馆中。

 

24．变形兽面纹铙

这是一件以变形兽面纹为主要装饰的铙，所以叫它“变形兽面纹铙”。铙是一种打击乐器。

这件铙体量庞大，兽面强烈变形，兽眼突出，铙口沿部还装饰有蜷曲的龙纹，龙首相互聚拢在一起，具有南方青铜器的特点。

铙是使用于军旅的乐器，其用途是在行军作战时敲击以示退军，即所谓“鸣金收兵”的意思。另外，南方地区的铙较多地出土于山顶、山坡与山麓，与中原地区出土于墓葬不同，所以专家推测，南方的铙可能还是在祭祀山川湖泊等场合所使用的器物。

 

25．兽面纹龙流盉

兽面纹龙流盉口径约14.8厘米, 高30.1厘米,长39.2厘米。敞口，口形略呈桃形，颈部较直且较宽，腹部外鼓宽出,腹径为20.3厘米，下有三足，腹与腹足间以锁链相连接.。

这件器物的盖顶是一条盘旋而探出龙头的长龙。前边的长流也是一条曲展飞出的长龙，龙头张开为流口，极富动感。三个袋足上边各有一个大的兽面纹，线条旋转处的尖端均向外翘出器表，主纹的旁边有双鸟的配置。由于以龙作为主要的装饰，特别是龙形的长流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加以极具地方特色的兽面纹，所以被命名为兽面纹龙流盉。

从前这件器物被看成是中原地区的青铜器，随着近年来南方地区青铜器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件器物所具有的南方地区青铜器的特点被不断认识。从纹饰而言，这件器物上的兽面纹与中原商代晚期与西周早期的兽面纹就大相径庭，与中原地区西周晚期的兽面纹也不相同。兽面纹除目与耳外由尾端螺旋形外突的线条构成，类似于雷纹，是一种南方特色的装饰。

 

26．吴王光剑

吴王光剑总长77.3厘米，剑格宽4.8厘米，剑体长65厘米，重1公斤。因为剑上铭文记载它是吴王光（即吴王阖闾hé lǚ）使用的剑，故而得名。吴王光剑剑身修长，锋锐极佳。

   春秋战国时期，征战不断，促成了兵器铸造业的大发展。兵器的产量、质量均有大幅提高。当时的吴与越都是铸剑名邦，兵器质量精纯，装饰华丽，行销天下，历来为后人所称道。

吴王光剑铭文字体称为鸟虫书，这是一种鸟形或虫形的艺术字体。春秋中晚期以后这种字体常常作为青铜装饰的一部分而在楚与吴越地区流行。

吴国的始祖是周太王之子太伯与仲雍，但由于地处长江下游的荒蛮之地，与中原各国交往不多。春秋时期，吴越两国抓住晋楚对峙的机遇迅速强大起来。吴王光是夫差的父亲，他倚重从楚国投奔而来的伍子胥，文治武功，成就一代霸业。到吴王夫差时，吴国击破越国，俘虏了越王勾践，国力发展到了顶峰。然而，夫差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勾践卧薪尝胆，积蓄力量，吴国终被越国所灭。

 

27．吴王夫差盉

吴王夫差盉，高27.8厘米，口径11.7厘米，腹径24.9厘米，属于春秋晚期的器物。这件盉的肩上有一周铭文“吴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铭文大意是说吴王夫差用诸侯献给他的青铜，为一位女子铸了这件盉。

这件盉小口直沿，有扁平的盖，肩部有一条弧形的提梁，提梁设计成中空的龙形，龙身是由无数相互纠缠的小龙组成，小龙身上也一丝不苟地饰有发丝般纤细的花纹，其精美细密的程度须用放大镜才看得清楚，堪称鬼斧神工。这样的铸造效果，只有运用失腊法技术才能达到。龙背有透雕复杂的蟠龙棱脊作为装饰。龙梁一侧的腹部是一个短而曲折的龙头流，另一端稍上有上翘的龙尾，龙尾的腹部饰有相同于龙梁脊饰的透雕蟠龙。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28．吴王夫差鑑

吴王夫差鑑高45厘米，口径73厘米、重45公斤。属于春秋晚期的器物。鑑腹内侧有铭文两行十三字，“攻吴王夫差择厥吉金，自作御鑑”。意思就是吴王夫差用吉金（青铜）铸造了这件器物作为宫廷御用之物。鑑是一种水器，在日常的生活中有时也用来盛冰。

这件鑑大口平底，双耳有环，耳上饰兽面纹，兽的额顶又饰一高出器口的长鼻兽。另两侧装饰了立体的卷尾双角龙，两条龙攀缘器壁，咬住鑑口，炯炯有神的双目窥探鑑内，非常形象生动。除了立体的双龙，鑑的口沿、腹部均饰繁密的交龙纹。这种体躯交缠、盘旋的龙纹，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

相传这件吴王夫差鑑1948年在河南辉县出土，可能是吴亡后，器物易主，流传到中原的。

 

29．牺尊

牺尊高33.7厘米，长58.7厘米，重10.76公斤。属于春秋晚期的器物。

古时祭祀用的牛、羊等被称为“牺牲”，这件尊是以牛为器形，所以命名为“牺尊”。该尊的腹部中空，颈及脊背上有三穴，中间一穴套有一只锅形的器皿，可以自由取出。根据其构造的特点，可以确定这是一件温酒用的器物，锅形器容酒，前后两个空穴用于灌注热水。

这件牺尊被塑造成一头敦实的水牛，造型夸张，纹饰精美缜密，在牛首、颈、身、腿、臀等部位都布满纹饰，牛颈等部位还饰有虎、犀等小动物。牛鼻穿环，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可供使用的牛。

牺尊1923年出土于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与它同时出土的青铜器共50多件。这批青铜器刚出土就以其奇特的造型和绚丽的纹饰而称誉于世，被名之为“浑源铜器”并很快成为收藏家和古董商追逐的对象，其中一大批已在解放前流出海外，现多数在法国。

 

30．镶嵌狩猎纹豆

镶嵌狩猎纹豆是属于春秋时期的器物。豆是一种盛食器。由于这件器物采用镶嵌工艺来表现狩猎的场面，故被命名为镶嵌狩猎纹豆。

狩猎纹表现的人们狩猎的场景，这件器物镶嵌技术成熟，打磨精细，纹饰满布全器，无论是猎人还是各种野兽，均栩栩如生。狩猎等日常生活的主题出现在青铜器装饰中，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对青铜艺术的影响，改变了青铜器中象征性与神秘性纹饰一统天下的局面。

镶嵌工艺大约出现在夏代晚期，春秋战国时大量运用。早期的镶嵌材料主要是绿松石，到春秋战国时期，镶嵌所用材料大为丰富，金、银、红铜等均成为镶嵌的材料。

 

31．镶嵌几何纹敦

    镶嵌几何纹敦高25.6厘米，腹径18.6厘米，属于战国中期的器物。这件敦以三角形与长方形的几何纹连续构图，填以红铜丝或细银丝镶嵌的云纹，故命名为镶嵌几何纹敦。

敦是一种盛食器。这件敦由两个半球相合而成，下半部为器身，上半部为器盖，器身与器盖以子母口相连，结合紧密。上下两部分均有二耳、三足，器盖仰置可以作器物使用。

 

32．商鞅方升

商鞅方升高2.32厘米，通长18.7厘米，容积202.15毫升。属于战国中期的量器。斗呈长方形，直壁，后有长方形柄。方升外侧有铭文三十二字，记载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大良造“鞅”颁布标准计量器，以十六寸五分之一立方寸为一升。“大良造鞅”就是商鞅。故而这件器物被命名为商鞅方升。

从铭文可知此器为商鞅统一秦国度量所规定的一升容积的标准量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方升前端有“重泉”两字，表示这件升当时先颁发于重泉县（今陕西蒲城）；升的底部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全国度量的诏书：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召丞相状绾度量则不一，嫌疑者皆明壹之。”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开展了 “变法”，其中尤以秦国商鞅的变法最为彻底，为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33．八牛贮贝器  

八牛贮贝器高51 厘米，底径29厘米，重15.2千克。这件贮贝器是汉代云南滇族特有的青铜器。出土时里面装有贝币，器盖以八头牛为装饰，所以被命名为“八牛贮贝器”。

这件器物整个器身呈束腰圆桶型，器盖上铸有一头大牛和七头小牛。中间的大牛立在一个鼓型座上，长角弯延前耸，威武雄健，七头小牛低首垂尾环绕在盖沿。贮贝器腰部是两只虎形耳，虎的造型威猛，虎眼圆睁，似乎正在对上面的牛虎视眈眈。

滇族青铜器中，牛和虎是常见的装饰题材。

 

34．五牛枕  

五牛枕高36 厘米， 宽68 厘米，纵长17.1厘米 ，重4.7千克，汉代。整件器物成长条马鞍形，中部弧平，两端上翘，端顶各铸有一个圆雕立牛。正面则浮雕三个神态安详的牛头。该器物出土于江川李家山墓地，置于墓主头下，应当是作为枕头使用的。

 

 

35．蛙饰鼓 

蛙饰鼓高60.5厘米，面部直径90 厘米，属于西汉时期。这件鼓的鼓面边沿装饰着一圈立体的蛙纹，故名为“蛙饰鼓”。

这一类的鼓通常通体作平面曲腰形，中空无底，春秋中期以后，广泛分布于云南、广西、贵州、广东、湖南等地。铜鼓的使用也比较广泛，除一般的敲击演奏之外，还可以在祭祀中使用。

 

36．“见日之光”透光镜

“见日之光”透光镜直径7.4厘米，净重50克。属汉代器物。透光镜镜面微微突起，镜背中央有一个外鼓的圆钮，四周装饰八曲连弧纹。

透光镜是一种特殊的青铜镜，镜面不仅能照人，在阳光或者平行光照射时，还可以呈现镜背面的纹饰与铭文，效果恰似光线从铜镜透过一般。因为在铜镜背面花纹的外侧有铭文：“见日之光，天下大明”，所以被命名为“见日之光”透光镜。

透光镜的奇妙曾经一度引起了人们的好奇，经过文物工作者与科技工作者的合作研究，其谜底已被揭开。原来铸造透光镜的关键有两个：一是铸造过程中的冷却凝固的工艺，即铜镜在迅速冷却时，镜背的花纹在凝固收缩中，纹饰的凹凸会使镜面产生与镜背相对应的轻微起伏；另一个是研磨抛光的工艺，镜面在研磨抛光中又产生新的弹性变形，进一步增添了镜面的起伏。当两个条件都具备时，就会产生所谓“透光”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