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看外国电影，有个镜头至今难忘：一个美人儿跪在一个小窗前燕语莺声地说话，边说边在胸前乱画十字，眼中泪光盈盈、模样楚楚动人，整得我见犹怜。多年后才明白她是在神父面前忏悔，那个能听人在面前认错的老头儿就是告解神父。

    忏悔是个好东西，因为在许大明白看来，自己是不是快乐并不在于别人怎么看自己，而取决于自己做得每件事是否都心安理得。做过一件操蛋事后如果自己都觉得耿耿，那就太惨了——哪怕整个世界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件事，自己也不会真的释怀，都会为此不安，做梦都睡不踏实。

    忏悔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只是问题在于——忏悔的成本不尽相同：小学时我为打碎了老妈心爱的花瓶而主动去向她老人家忏悔，结果挨了一顿胖揍；龚建平为自己确实收过黑钱而向司法机关忏悔，结果成了唯一被判刑的“黑哨”；慈恩因为杀过周伯通和瑛姑的儿子而自责，所以临死还要让一灯带他去找瑛姑，希望她能原谅自己，不然自己死也闭不上眼。

    这个世界比较讨厌的是：像许大明白、龚建平以及裘老帮主这些人，其实都属于天良未泯，道德底线还比较高的。可糟就糟在：大多数情况下，主动忏悔的人都没啥好果子吃。三者之间，还数铁掌水上漂的命比较好，老顽童夫妇最终宽恕了他，结果不宽恕的时候还硬撑着有一口气，一说原谅，立马归天，以至于昔日的段皇爷还得口诵佛号，说一些老衲既喜且悲之类的废话。

     在我印象中，好像只有华盛顿小时候用心爱的斧头砍了后院的樱桃树后主动忏悔，老爸兴高采烈地原谅了他，认为他的诚实比樱桃树更可贵。而就是这么个弥足珍贵的正面教材，前两年还有人考证出来完全是杜撰的，根本没这回事儿。

    这不禁让人灰心丧气，并让这个社会变得世道浇漓、人心不古。比如侯耀华，据说央视都已经点名三次进行批评了，还在那里死鸭子嘴硬着呢，口口声声地说“要道歉也不应该只是我一个”。

    说实话对侯耀华一直印象不好（除了几个小品，艺术成就完全谈不上，不要说老爹侯宝林大师，比弟弟侯耀文都差得多），这次更让我刮目相看了。以前范仲淹倡导要“后天下之乐而乐”，侯耀华推陈出新，整出来一个“后天下人之歉而歉”，实在是让人景仰，活到这种地步还能坦然无愧，真不是咱们能企及的，这也就难怪他侄女们和郭德纲都要告他了。

    当然，侯老师也谦虚过一句，说之所以为违禁药品吆喝是因为自己医学知识浅薄。这也算是一句忏悔，只是忏悔得让人气结而已。

    其实，做坏人要做得有风骨。真流氓多少应该有种盗亦有道的雄心：拿人钱财，昧着良心吆喝就吆喝了，厂家与自己都赚了钱，管消费者死活干啥？

    如今药厂出了事，自己这当初分过赃的反倒也该算是受害者，就太不够意思了。这就跟摄影师陈冠希同学出了事，阿娇哭哭啼啼地说之所以有这些照片，是因为自己很傻很天真一样——看过艳照的人（忏悔一下，这些艳照偶也看过）都能想象到，当初和小陈浓情蜜意时，应当是乐此不疲的。干吗要撇清自己呢？当大家是傻子不成？

    其实，不单是侯耀华，这个世界很多事都这么不够意思。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本来应该是全世界共同对抗人类面临的浩劫、拯救地球的誓师大会，现在倒成了大家斤斤计较、吵闹不休的利益分配大厅：发达国家厚着脸皮说大家应该共同为气候变化买单，各自减排算了。发展中国家觉得你们排了二百年了，我们刚开始排就得喊停，你们还一点儿不补助，实在是不公平。

    这道理就跟有几个国家研制出了核武器后，突然告诉大家说，这玩意研制多了地球就完蛋了，所以我们已经研制出来的就算了，其他国家就都不要再搞了一样。其他国家肯定心理也不平衡，觉得你研制出了天天威慑我，凭什么还要禁止我搞？还不如大家都弄出来，真要出了事要完蛋大家大不了同归于尽，环球同此一难。

    黄宗羲在《原君》中曾谈到：“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记得这好像还是二十多年前我在中学时课本里学过的。

    可现在发现，世界进化了几千年，又回到了有生之初的状态，不同的是：这种状态早晚会毁了整个人类，而“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因为这个世界都乱套了，大家回国回家后或许都会忏悔，可一面临利益问题，哪怕“仅如毛发比”，也会把道德公益抛到脑后，破罐子破摔了。这种事情看多了，都已经顾不上拍案惊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