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新安晚报全文刊发桐城市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著名作家洪放的文章。感谢洪主席大作中提到我。

                   桐城文学的光荣与梦想
　　                      □洪放
　　一
　　桐城，地处皖中，其地理位置，有一种较通行的说法是：吴头楚尾。而更诗意化的解释是：抵天柱而枕龙眠，引大江而望枞川。不论哪种说法，意思都很明了：桐城是长江中下游的一座小城，吴风楚雨，构成了其独特的地理文化。而在元朝以后，桐城文化中更多地呈现出了移民文化的特色。历史上中原地区三次大的移民运动，桐城都在其中。浓厚的吴楚文化与多元的移民文化，交织成了桐城文化的开放、包容、坚毅、厚重，同时也形成了桐城一地动荡不安遂求仕上进、“穷不丢书，富不丢猪”之人文现实。在此大背景下，桐城文化不断蓄积，兼容并包，内敛自省，终于在一代大哲明末无可大师方以智之后，创造了与有清相始终的“桐城派”。著名清史学家戴逸先生认为：清代桐城派是我国文学史上作家最多、历时最长、影响最大、流衍区域最广的散文流派。桐城派不仅重创作，更重理论；不仅重载道，更重育人；不仅重辞章，更重经济；不仅重当时，更重未来。桐城派作为桐城文学的一座高峰，已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灿烂的光芒。
　　“城内通衢曲巷，夜半诵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文化的桐城，亦成为文学的桐城。在桐城派因新文化运动而音响渐息后，桐城文学创作仍然是坚持开放、星光不断。桐城派后期作家在古文和翻译园地辛勤耕耘，方孝岳的文学理论、朱光潜的美学华章、方令孺的锦绣散文、方东美的东方儒学、舒芜的人文随笔，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重彩之笔。而新月派诗人方玮德，算是桐城文学中的灵动分子，虽然因早逝而仅留下五十首不到的诗作，却在现代诗歌史上成为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诗人。杂文家叶丁易，思想敏锐，文笔老道，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他必将成为一代杂文大家。
　　桐城文学薪火相传，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后，一批年轻作家感慨于年轻共和国的生机与活力，放声歌唱，逐渐成长。汪福来、朱曙辉、操鹏、高大野等，从最基层的说唱艺术起步，紧贴时代、紧贴人民，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如汪福来的《插秧机的故事》、朱曙辉的《海滨鸟语》、操鹏的《在和平的日子里》、高大野的《套模》等。不幸的是，桐城文学同中国文学一样，陷入了无言的沉痛与压抑着的荒凉。
　　与本土文学的荒凉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旅居台湾的桐城女作家张漱菡。作为桐城望族张氏家族的后人，其先祖中曾出现过“父子宰相”，即张英、张廷玉。张漱菡少小离乡，却一直思念故乡、感念龙眠山水。在其《意难忘》、《江山万里行》等计近二十部著作中，总能隐约寻到桐城的影子，闻到桐城的味道。她以其丰厚的创作，在台湾文坛和华语文学创作中，赢得了广泛的声誉。而在上世纪上半叶即已成名的哲学家方东美，继续其东方儒学的传播与实践，其《科学哲学与人生》、《哲学三慧》等，华采智慧，丰瞻秀美。桐城文学，因为他们，而在荒凉中依然开出了绝美的花朵。
　　二
　　文学从来都与脚下的这片土地息息相关。文学是时代的，更是民族的，国家的，人民的；文学需要人性，而人性必须依托于这片土地，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当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人们突然走出大片的沉重与荒凉，走出压抑与扭曲，桐城文学的春天和共和国的春天一样，猝不及防地到来了。
　　1979年10月，《诗刊》用大篇幅发表了桐城青年诗人陈所巨的组诗《田野，亮晶晶》；与此同时，《星星》、《十月》等国内名刊，也相继大面积刊发了他的诗作。陈所巨，这个出生在桐城乡下的年轻人，在默默浸润于悠久的桐城文化与迅捷感知时代的脉搏中，清新而具有鲜明思想地站在了中国诗坛上。其立足于脚下的土地，瞻望农耕文明的光芒，深思过去，反省并且深刻地呼唤着所有葳蕤的生命。著名诗人公刘称其为“田园上的歌手”，他也因其优秀的乡土诗歌，而成为1980年全国第一届青春诗会参会的十七位诗人之一。他以阳光般的激情，讴歌当时刚刚觉醒的中国大地，写下了《阳光、土地、人》、《土地，黑色的履历表》等名篇。他的诗歌朴素真诚，歌唱土地，回归土地；热爱土地，反思土地，如同泥土一般。如果说陈所巨最初是作为一只共和国的报春鸟的姿态而出现的话，那么，在稍后，当他相继参加了长江魂诗会、赤壁诗会和绿风诗会后，视野更为开阔，创作风格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他的诗歌不再是单纯的歌唱与稍显平面的描写，而是转向了深沉与浑厚。《日暮乡关》、《大河与鼓声》等诗作，充满沧桑意识；而后来结集出版的《玫瑰海》，则物我交融，诡谲奇丽。“这一个哼着民歌和黄梅调的山村孩子，倏忽之间已长成自由遨游于海洋的壮汉了！”（公刘语）但无论怎样，他的诗，总是贴着大地，归于心灵。他认为：“诗是从心里喷射和流泻的，心是诗之源。”他努力地在人与大地、大地与心灵、诗性与神性、苦难与自然之间寻找，他的创作呈现了不可遏制的激情与深藏其间的悲悯。一直到九十年代，他始终处于一种诗歌创作的巅峰状态，是中国当代诗坛少有的实力派诗人。因此，他的作品也多次获奖，并成为最受读者喜欢的十大青年诗人。他的诗歌创作，不仅仅是桐城文学在新时期的重要收获，也是中国文学的一枚硕果。他的诸多诗作被翻译到国外，成为中国乡土诗歌的代表人物。他先后出版了《乡村诗草》（与人合著）、《在阳光下》、《阳光、土地、人》、《玫瑰海》、《回声与岸》等五部诗集，成为二十世纪中国诗坛最为重要的诗人之一。其作品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名作文库》、《二十世纪诗歌辞典》等。
　　桐城文学因为陈所巨的出现，再次点亮了文都的星空。几乎与他同时，一大批中青年作者，进入了文学创作队伍。他们关注现实，勤奋耕耘，用不同体裁不同风格，为桐城文学增添了光彩。朱曙辉从新疆回到桐城，写出了系列新疆散记，浓郁的边疆风情和苦难的人生体验，使其作品雄浑沉郁；女散文家都君萍，在《散文》等连续发表了多篇散文，显示了不凡的创作实力；操鹏、潘忠荣、高大野、叶濒、陈高潮、胡堡冬等，或小说，或散文，或诗歌，多姿多彩，各具特色。特别是杨怀志，八十年代初开始小说创作，与陈所巨合著长篇小说《明宫奇冤》出版后，在《青年文学》、《江淮文艺》等发表了《老马识途》、《气癌》等作品，以小说家的敏感，叙述了大变革年代的人性与社会。稍后，在八十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桐城一批更年轻的作者崭露头角。女诗人白梦，执著于真情，《无声的暗河》、《在时针约定的区域》等，获得了诗坛的较高评价，她也因此获得了庄重文文学奖和多项诗歌大奖。洪放在九十年代创作发表了系列西部组诗《苍茫》，诗风大气，引起了诗坛的广泛关注。陈加正、李季农、许松涛、王原、罗德泉、陈俊、程绿叶、陈汐、金卫、倪学斌、赵国平、李成、汪世学、欧阳健子、博冀等，组成了桐城青年文学的实力方阵。而其中，许松涛的散文创作，洞幽探微；李成、汪世学的诗歌创作，抒情瑰丽；陈俊、程绿叶的散文诗创作，深情精致；金卫的报告文学，则直面时代；还有一大批作者也在各种刊物发表作品，并不断获奖，桐城文学迎来了新的气象。
　　三
　　新世纪曙光初现，桐城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且成果丰硕的时期。
　　如果我们稍稍回首，就不难发现：桐城文学创作长期以来都是在作家个体成就的同时，逐渐形成了群体性创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桐城以陈所巨为代表的诗歌创作，在全省乃到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在各种诗刊诗报上发表诗作的诗人，有近三十位之多。这些诗人，有的如今仍然坚持在家乡的土地上；有的则长期在外地工作，如陈先发、何冰凌、李成、韩进、毕亮、余一、程刚、王千马、爱若干、王妃、一度、桂向东等。但不管在本地，还是在外地，他们的诗歌创作风格都有内在的相似，都是与这片生养的土地密不可分。换言之，他们的作品，都充满着泥土味、故乡味，都有一种与心灵相契的悲悯，和与自然、人性相融的深切。
　　桐城被称为“文都”，而“都”，则是集合之意也。
　　中国文学在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所谓的新现代派后，在新世纪之初，更加呈现了流派纷呈、多元并存的格局。桐城文学自然也受到大的文学创作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文学创作理念与观念正在发生变革；另一方面，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也逐步加深了对文学的侵蚀。文学创作开始体现自觉化、自我化、同仁化、无功利化特色。杨怀志、操鹏、潘忠荣等，致力于桐城文化研究；另外一些作家，则因种种原因，淡出了桐城文坛。然而，桐城文学的生机与活力，却在长达三十年的积淀之后，开始迸发。可以说：这十来年的桐城文学创作，是桐城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期，也是一个充满喜悦的收获期。
　　著名诗人陈所巨，撷着世纪之末的喟叹，以更加成熟的思想和更加纯青的技巧，继续站在中国诗歌创作的前列。他的一系列关于秋天的诗作，成熟大气，深刻内敛。而他的散文，更臻化境。他脚踏大地，仰望天空，创作风格更加通透与鲜明。《庄子的草帽》等散文，代表了他后期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也受到了散文界的一致推崇。白梦、洪放、汪世学、陈俊、朱国清、杨正友、程绿叶、欧阳健子、章啸的诗歌创作，全面提升；许松涛、洪放、白梦、胡堡冬散文写作，更加回归桐城文风，更加关注桐城文化，渐趋深厚。大量的诗歌散文专集出版，十年来，共出版诗集近十部，散文集十余部之多。在各地报刊发表诗歌散文作品的作者，近百位之多。
　　而在诗歌散文创作继续呈现高潮的同时，更为可喜的是桐城小说创作，有了长足发展。陈所巨和白梦共同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父子宰相》，获得了安徽文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引起了文学界热评。陈所巨的长篇小说《黑洞幽幽》，深入人性深处，书写人生苦难，艺术水准达到了一定高度。杨怀志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大明刀侠传奇》，将桐城历史上的平民英雄形象，呈现给了广大读者。作为历史小说，虽然叙事传统，但精彩耐读。白梦的长篇小说《晶晶和龙龙》，是桐城目前出版的唯一一部少儿题材长篇小说，清新可爱。洪放在短篇小说写作之余，专攻长篇小说写作，从2007年开始，相继出版了十二部长篇小说，既有官场题材备受关注的《秘书长》系列，也有回首青春、直面现实的《撕裂》。他已成为中国当前官场小说写作的代表性作家，其所提出的“原生态、理想化”写作观点，受到评论界的肯定，作品也因之获得了安徽文学奖。吴问银在稍后也开始了官场小说创作，已连续出版了六部长篇小说，并且获得了全国公安文学征文奖。在长篇小说的全面繁荣下，中短篇小说写作也突破瓶颈，洪放、白梦、陈良胜、徐文海、胡堡冬、王寒水、凡怡、云儿、吴春富、陈高潮、陈俊、胡书斌、胡静芝、汪传荣、杨键等，发表小说近百万字。小说创作已成为桐城文学创作在新时期的一个重要突破。
　　到目前为止，全市已有中国作协会员4人，省作协会员20人，市级作协会员近百人，文学创作队伍不断壮大。更为可喜的是，虽然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但文学的神圣与梦想，依然荡漾在桐城人心中。近年来，一大批年轻作者走上文坛。李大鹏、刘波的诗歌创作，起点高，现代性强；张永峰、晓荷、吴旦、光其军、汪向军、何珍、陈彩云、疏桐等，或诗歌，或散文，或小说，都出手不凡，为桐城文学创作的后续发展，提供了令人兴奋的新生力量。可以预见，假以时日，他们终将成为桐城文学创作的主力军，将以更成熟更丰富的作品，续写桐城文学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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