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是基督教中历史传承最悠久、文化沉淀最深刻、信徒最多的派别。天主教中文“天主”一词，通常认为取自《史记·封禅书》：“八神，一曰天主，祀天齐”，取意为至高至上的主宰，以与中国所信奉的神灵相区别，故称其教为天主教。   天主教大规模传入我国有两次：第一次于元朝铁穆耳时期（元成宗，元朝第二位皇帝，元世祖忽必烈之孙），时称“也里可温教”。第二次于明末（1582年）再次传入中国，定名为“天主教”。信奉天主和耶稣基督，并尊玛丽亚为圣母。天主教1533年左右传入宁波，开启了宁波天主教的历史。   有史可查的第一位来到宁波的天主教传教士，就是葡萄牙人费乐德，时在崇祯元年（公元1628）。其后断断续续在宁波传教的有：1640年意大利人孟士表；1643年葡萄牙人毕方济；1648年意大利人卫匡国；1659年西班牙人马兰士等。卫匡国曾在宁波建过圣堂，后被清兵所毁。   1702年清朝（清康熙四十一年）法兰西传教士郭中传，来到宁波在城内现药行街（当时尚无药行街名称，只说在灵桥门内），购买了一块土地，建筑房屋5间和圣堂1座。   1723年清朝皇帝出了一道上谕，其内容是：浙闽总督满玉奏，西洋人在各省造天主堂行教，人心渐被煽惑，请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余皆安插澳门，天主堂改为公所，误入者严行禁绝……。就此，全国境内，外国传教士，先后均被驱逐出境。郭中传于1727年被集中于广东，1741年1月5日死于澳门。教务无人过问，教徒幸免于难者，也不敢露面，如此年复一年。宁波药行街天主堂也因无人照管，不知从何时起，被市民充作民房或开设店铺。   1844年法国大使拉萼尼私人影响耆英，为来中国传教弄得两道上谕，今特将《教务记略》所载的这两道上谕开列如下：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法商赴粤，诣总督衙门呈称天主教劝人为善，并非邪教，请驰汉人习天主教之禁，总督耆英据以奏闻，奉旨交部议准，海口设立天主堂，华人入教者听之，钦此。   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正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前据耆英等奏，学习天主教为善之人，请免治罪，其设立供奉处所，会同礼拜，供十字架图像，诵经讲说，毋庸查禁，均已依议行矣，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经次所请，也应一体准行，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各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至各省地方官，接奉谕旨后，如将实在学习天主教而并不为匪者，滥行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其有籍教为恶召集远方之人，勾结煽惑或别教匪徒，假托天主教之名，藉端滋事，一切作奸犯科，应得罪名，俱照定例办理，仍照现规定章程，外国人概不准赴内地传教，以示区别，将此谕令知之，钦此。宁波天主教就在这个时期内，又逐步活跃起来。   1842年5月2日法籍天主教传教士顾方济来定海，当时岛上并无信奉天主教者，顾即借居英军官华伦私人住宅，并开始活动。自南京条约后，宁波已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45年6月，顾方济亲自来宁波视察教务，并调查昔日郭中传所建立的天主堂，是年10月，宁波地方官，由于顾方济之请求，发还昔日郭中传住宅的一部分。发还教堂，尚有困难。后顾方济又以每年35元的租金，获得旧天主堂，并订立契约，说明任凭改建或重建天主堂，为期100年，期满可以续订。   于是顾方济设计重建药行街天主堂，曾拟在宁波及澳门发起筹募基金捐运动，并丈量了地基，长度为190尺、宽56尺，墙原不计，再加上业已决定购入的北面路旁韩家房屋，全部地基其计300尺。整个地基，拟围防火墙，墙内建造圣堂、传教士住宅、1所学校。圣堂内有楼台，堂前造门面和两座钟塔，预计建筑木料、砖石等约1.2万元以上。   顾方济为了从事建设，于1846年6月3日又在天主堂北首买进地基若干亩，这样药行街天主堂已有一块长300余尺、宽60尺至80尺的地基，两端以公路为界。堂外四址：南至天主堂墙为界，北至官河为界，东至钱李两姓墙脚为界，西至厝地及韩姓小屋明堂为界。当时药行街天主堂内地方有坐北朝南小屋3间、东廓屋3间两巷、东面空巷一条、中后两门、小桥一条、西面一巷一披、墙门一间、又西后余屋2间、又西余屋半间、前后明堂、井一口，出路俱全。1846年7月24日，顾方济离开舟山，到药行街旧天主堂居住。   浙江第一任代牧石伯铎于1847年5月来宁波巡视教务，见药行街天主堂如此情况，许给顾方济银洋1000元，作为建筑新教堂使用。1847年6月顾方济动工建造传教士住宅，共计楼屋5间，屋前筑有走廊，9月15日竣工，共花1100元。同时筹备建筑大教堂，当经济尚不够之际，顾将该新建的住宅上层，充作临时圣堂，已可容纳300余人，共同过宗教生活。   1848年2月15日法大使旺纳（Forth Ruen）乘“白云乃士”号（Bayonnaise）赴甬，住药行街天主堂内，20日设筵邀请甬城军政官员。陆旺纳曾以大使资格，请求道台给天主堂一块相当大面积的地基，该地位置，在天主堂已有地基的左右两边。道台允诺，并花大钱，赎回旧地基，交给顾方济。地基方位在圣堂之东，直至西面小路。在西面有5间屋面的宽度，从而使整个地基成为正方形了。   1849年顾方济应陆旺纳之请，又取得住宅地基一块，作为收留老人和孤儿之用。同时，把原破旧不堪的房屋拆掉，保留南面沿街的新屋9间，并略为修理，又翻新旧屋子10间，作为修道院。沿着东北两首的小河建筑围墙。1850年12月22日顾方济升为浙江代牧，驻于宁波。   1853年顾主教即开始实践他建筑药行街大圣堂的宿望，其经费在1850年由澳门帐房汇来银3150元是建造孤儿院之用的，就暂时借用。顾主教又在罗沙船船长发起募捐建堂基金，计得款232.5元。12月30日顾主教去香港，再由香港经马尼拉返回上海，在马尼拉筹募得700元。该堂于1855年5月间，已在大堂内行祭。1854年5月15日，奉罗马圣部之令，江西田嘉璧主教与浙江主教顾方济互相调任。顾主教迎接田嘉璧主教后于6月23日离开宁波到江西去了。田任浙江主教，先驻定海，1年后迁驻宁波。   1855年7月18日教区会议记录中，记载了宁波药行街大堂于1855年7月6日上午3时倒塌了。大堂造价约25000法郎，所幸者当大堂塌下时堂中无人。至于大堂倒塌的原因，据顾主教说，在建筑之际，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为了照顾被当时流行瘟疫所累的教友，他没法去监工，又至工人擅自改变图样，引入缺点，卒招大祸。其实，真实的原因，还是在于事前不够子解地基的性质和基础打得不够深坚。7月20日，教区会议讨论重建大堂事，后因经济困难，遂作罢论。   1857年巴黎遣使会汇来7500法郎。宁波天主教徒也各尽所能筹募储备经费至1862年，已达白银400两。该年9月14日田主教在定海召集会议，通过重建大堂决议，并议定大堂不应再建于原基础上，因此处距小河过近，不宜于高大之建筑，遂指定建于现大堂所在的地方，把传教士住宅移建新堂之东，即原大堂的所在处。重建工程始于1865年8月中旬，监工者为冯伯德和赖鲁士（Larousse）。堂的建筑类型属爱奥尼亚式，大小和原堂相同，即长150尺、宽65尺。由于地基打桩较实，取用材料较轻，1866年底落成，定名为“圣母升天堂”。同时建神父住宅楼。   至1918年，药行街大堂，在风尘雨露之中，足足站立了半个世纪。饱尝了50年风吹雨打的波折，应该考虑维护和修理的时候了。当时负责城堂的本堂神父伊伯铎（Ibarruthy，公元1859-1927），为了庆祝该堂落成50周年，发起修建大堂筹募经费运动。教友们克苦节约，积少成多，筹得捐金1200元。把该堂从底层到屋顶修葺一新。同时为了在该堂前添建钟塔一座，城内教友徐三东先生，挑起筹募经费、指导工程等事项全部担子，卒以4500的捐助金，在宁波市中心的药行街天主堂内，坚起一座高122尺的钟塔，顶上冠以3米长的铁十字架，与江北岸外滩天主堂的钟塔遥遥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