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的漕运始于汉而盛于唐宋。东汉时期，江南农业生产发展较快，已能抽调大批粮食到中原救济灾荒。其中吴郡的富春、余杭、乌城、海盐、由拳、娄、吴、阳羡、无锡、毗陵、曲阿、丹徒诸县均分布在早期江南运河沿线上，循丹徒水道经西津渡、邗沟北上，达于中原地区。

    西晋后期，中原丧乱，粮食匮乏，而南方米谷却十分富足，积余粮食可供食用数十年。西晋朝廷特地把原合肥度支陈敏，调迁广陵度支，专门组织漕运，以江东粮谷接济中原。这次粮食北运，最远的要越过淮河，送到河南临漳附近。由京口西津渡过江的航线已成为南方漕粮北上入淮以达中原的主要航线。

    隋朝时，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向江南转移，南粮北运渐成定制。大规模的漕运已是水运的主体。到了唐代，江南就一直是漕粮的主要供应地。唐人吕温说：“天宝之后，漕吴而食”。隋、唐、宋等朝的漕粮主要经大运河运输。江南漕粮北运的路线是沿江南运河，经镇江西津渡，过长江进入江北运河北上；向江浙输送的漕粮也要经镇江西津渡进江南运河南下。西津渡成为太湖地区漕粮北运和其它地区漕粮南输的必经之地。

    明清两代，每年仍要从江南向北方朝廷调运大批漕粮。漕粮运输除明永乐年间短期“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之外，其余年份多取河运。

    到了清代，镇江仍然为“杭、嘉、湖、苏、松、常六郡运河入江之道”。尤其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河督勒辅开凿中河以后，舟船出清口，行黄河数里，即入中河，直达张庄运口，可避黄河一百八十里之险，京杭运河更成为南北主要的水上通道，而“京口一带运河为南北咽喉”。直到道光二十一年（1841）九月，京口驻防副都统海龄在奏疏中仍称“京口乃七省咽喉”。

    由镇江港转运的漕粮都要从西津渡江面运到金山再到对岸瓜洲渡北上。清末于树滋曾作诗描绘这种盛况：“粮艘次第出西津，一片旗帆照水滨；稳渡中流入瓜口，飞章驰驿奏枫宸”。从观音洞出来，沿过山栈道往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