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探索总结完善的反“清乡”斗争策略

侯求学  如皋市农业农村局

从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武装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处心积虑的阴谋终于走上了公开实施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把准蒋介石反动政府急于实现形式上的全国统一、积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公开侵略采取绥靖措施的内心，步步为营，精心策划准备，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国内矛盾、国际矛盾胶着在一起，对中华民族的存亡、对蒋介石的统治都构成了威胁，但是就是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蒋介石仍然没有放弃对共产党的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始终面对着国内、国际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付出的代价是古今中外所罕见的。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成为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完善，是中国共产党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中的必然选择，1941年春夏至1944年夏秋，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清乡”斗争取得最终胜利的历史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后于苏南的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策略正是在汲取苏南反“清乡”斗争经验教训基础上日臻完善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共同谱写了一曲同仇敌忾、气壮山河的壮丽篇章。

日本帝国主义“清乡”策略及实施简况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发动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军民浴血奋战，日军“速战速决”的美梦破灭，虽然东部沿海经济重镇相继失陷，但抗战的有生力量尚存，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实施殖民统治的心腹之患。而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并不必然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会自然地走向衰退和失败，为了实现最终战胜并占领中国的美梦，日本帝国主义从巩固既得成果并为进一步扩军备战出发，着力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策略，力图从占领区取得更多的经济资源和战略物资，在新的战场上与反法西斯力量进行决战，最终实现对全中国的殖民统治。

1940年11月，日皇御前会议决定：要在华中、华北占领区彻底“整顿治安”，“彻底开发并获取国防资源”。1941年1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制订《昭和十六年（公元1941年）以后长期战现地政治策略指导》，强调“逐步划出重要地区，促进占领区的治安整顿，谋求充实我国防资源，同时，谋取民心安定，扶植新政府的实力，渗透其政治力量，以便使之对我战争的进行与事变的处理进行策应与协助。”按照这一指导原则，为彻底肃清占领区内的抗日力量，实现由点线占领为全域统治，日本将物产繁富、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长江下游作为重中之重，意图确保永久占领，于是与公开投降日本的汪伪集团紧锣密鼓，制定出以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主要内容的《治安肃清纲要》，提出了以长江下游为起点，逐次进行“清乡”的方案，并很快付诸实施。“政策不出南京城”的汪伪国民政府更是妄图倚仗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优势，借“清乡”扩大其势力范围，巩固其岌岌可危的统治，将“清乡”定为所谓的“国策”。1941年4、5月间，日伪在南京先后召开了七次清乡委员会筹备谈话会，军政警特头目对清乡计划及实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准备，决定在清乡区实行军事封锁政策，构筑竹篱笆、铁丝网封锁线，交通道口设立检问所；设立清乡公署，强化党政军警特组织，整理伪保甲，实行连坐法，建立反共民众团体；实行物资统制，整顿田赋捐税；组织清乡政治工作团，开展反共和平运动，实施特种教育。5月11日，“清乡委员会”正式成立，汪精卫亲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汪伪政府警政部长、特工部主任李士群任“秘书长”。日伪的所谓“清乡”，就是凭借军事上的优势，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各种力量，采取军事“清剿”、特务破坏、政治欺骗、编查保甲、策动自首、训练壮丁等手段，消灭占领区内的一切抗日力量，实行全面伪化、奴化统治。

日伪的“清乡”从1941年夏开始至1944年10月以失败告终，大致上可以分为苏南、苏北两个阶段：苏南“清乡”从1941年7月对苏南东路的苏常太抗日根据地的第一期开始，先后实施了四期，到1943年底作为“清乡”的标志性工程—竹篱笆封锁线被茅山敌后抗日军民烧毁结束，“清乡”也从最初的“成功”演变成最终的失败，先后实施了“军事清乡”“政治清乡”“经济清乡”“思想清乡”等。苏北“清乡”从1943年4月10日开始，至1944年10月，先后实施了“军事清乡”“政治清乡”“延期清乡”“高度清乡”等，最终都在抗日军民的坚决斗争下以彻底失败告终。

苏南反“清乡”斗争的经验和教训

面对日伪来势汹汹、志在必得的“清乡”，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展开了英勇顽强的反“清乡”斗争，在斗争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完善，形成一整套的对敌斗争经验，书写了一曲气吞山河的战斗篇章。

日伪“清乡”首选苏南地区的常熟、太仓、吴县、昆山，总面积达1800平方公里，当时在苏南东路有我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4600人，江南保安司令部警卫二团近400人，还有地方不脱产抗日武装数万人。日伪之所以选择这一地区开刀，正是因为苏常太抗日根据地的存在使日伪在这里无法实施有效统治，经济、战略资源可望而不要得，日军无论是从掠夺战争资源，还是从扶持汪伪政权，巩固日伪统治的角度，均无法容忍苏南东路新四军主力部队的存在和抗日斗争活动的不断拓展与深入。日军投入10个大队3500人，伪军10900人，警察2694人，构筑封锁线130公里，设立大小检问所60多个。

在第一期“清乡”中，苏常太地区的党组织被严重破坏，抗日武装受到很大损失，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悉数瘫痪，抗日群众组织无形解体，斗争极为惨烈，损失极为惨重。为此，1941年11月六师师长谭震林在苏中三分区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江南反“清乡”斗争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比较全面的反省：一是对敌人的“清乡”缺乏正确的估计与认识，部署过晚，造成被动，仓促应对；二是在不能坚持时，未能迅速地坚决地转移；三是紧急时部队不应该过于分散；四是一般的政策运用过左（肃汪、锄奸运动扩大化），造成自己某些地方的孤立，给了敌人某些可以利用的条件。同时，由于不能准确地掌握敌情，采用“内线坚持，外线配合”的反“清乡”方针，脱离当时的实际，应当是军事手段上的失算。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谭震林反思了苏南东路反“清乡”斗争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对苏中三分区的反“清乡”斗争提出了四点意见，特别是“敌人一旦利用地形资源，用优势兵力进行清乡，我们则不能也不应该把主力放在封锁圈内与敌人硬拚，而要把主力转移到外圈去，打击敌人，配合内线的地方部队进行反‘清乡’斗争”，同时“在反‘清乡’斗争中，主要的要依靠政治力量，而不是军事力量，也可以说，应该以九分政治一分军事，达到粉碎敌人利用伪军的封锁政策，使之遭到失败。”而陈毅在1942年2月7日所作的《苏南反清乡斗争的总结》，则将日伪“清乡”进一步细分为“政治清乡”“军事清乡”“行政清乡”“经济清乡”“特务清乡”“文化清乡”“心理清乡与精神清乡”，对敌伪清乡的意义和作用、敌伪清乡的具体方案、清乡的实施及其特点、清乡军事上的部署与战术、清乡实施中之转折和敌友我及人民中间之反映、反清乡的经验等做了更全面深刻的阐述，特别是他总结的八条反“清乡”经验，对指导苏中反“清乡”斗争的意义更重大。

四分区反“清乡”斗争在探索中取得胜利

日伪于1943年4月10日开始实施苏北第一期“清乡”的范围主要在苏中四分区的管辖范围内，管文蔚同志《在纪念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胜利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将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取得胜利的原因总结为：有一个统一坚强的党的领导，军事斗争发挥了强大的作用，政权工作做得好，群众斗争开展得好，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这些都正是对苏南反“清乡”斗争经验教训的借鉴应用，所以他在最后一点说“吸取了江南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可以说是由衷的、发自肺腑的，正因此，1943年3月至9月这六个月，苏中四分区在反日伪“军事清乡”“政治清乡”阶段取得了胜利。

然而，在接踵而来的1943年10月至1944年5月，面对日伪的“延期清乡”“高度清乡”，由于对日伪新的进攻事先估计不足，又未能及时研究新情况，采取新对策，一度陷入被动困境。斗争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是正常的，关键是如何面对。根据四分区反“清乡”斗争中出现的新情况，苏中区党委书记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及时作了《关于提高群众反“清乡”斗争情绪的指示》，四地委也认真总结了未能及时失败日伪“延期清乡”的教训，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斗争方针给各县的指示》，1944年2月，苏中四地委召开扩大会议，对第一期反“清乡”斗争进行总结，分析了反“清乡”斗争的特点和敌我形势的演变过程，剖析了各个时期的经验教训，以及方针、政策、策略的运用，对于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的一些“左”的或“右”的作法及其危害性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提出了纠正的办法，为夺取反“清乡”斗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44年5月下旬至10月，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进入反据点斗争时期，党政军民集中力量主动反攻，以军事胜利为先导，对日伪展开强大的夏秋季军政攻势，大量拔除日伪据点，夺取了反“清乡”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积累了在平原地区对敌斗争的宝贵经验，对于苏中军民在解放战争中胜利地坚持敌后斗争，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的发展总是循环往复的，呈现为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任何的天才论、先验论最终总是被历史抛进垃圾堆。不断探索、总结、完善，实践-认识-实践，才是我们应该坚持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