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我的故事:给生命一个机会
人皆生而平等,没有谁注定该永远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贫穷——并非宿命
今日的香港,乃是矗立在维多利亚港口的一块翡翠,亦是南中国区璀璨版图上的明珠,珍稀、高贵、雅致而洁净。这是一个充满着商业机会,却也同时氤氲着人文气息的城市,公平、公开、公正,法律体系完善,福利制度坚实,是全世界最有名的自由港口之一。极其整洁的城市面貌,优雅老派的市民作风,高素质、高效率的行为习惯,掺杂了南中国特有的混着海洋味道的热情和本土化的传统民俗,是一个精妙、富足而令人羡慕的城市。
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是游客或是第一次来香港的人,或许可以感受到香港确实是一个购物天堂或享乐主义的圣地。除了这些对富有人群的体验外,也可以感受到平凡的普罗大众能够在完善而良好的政府福利体制和保护中感受到的安全和温暖——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政府兢兢业业,确保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幼有所学的诚意和努力。
然而,很多人却不知道,今天富裕的香港,亦曾在穷困中挣扎——曾几何时,她甚至于不能够保障她的学龄儿童皆能入学读书。在贫民聚居的所谓“木屋区”,人们带着怨气,每日挣扎谋生,那些所谓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而他们的下一代,小小年纪的学龄儿童,不但没有条件接受教育,还要分担家庭生活重担,帮助父母看管路边的小小生意,做学徒,或是做其他小童工所能做的事情。也有一些的儿童在没有上学的情况下,每天在无所事事中长大。
生长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我,也是这芸芸众生里的一个。我生长在一个有九名兄弟姐妹的家庭,排行第七,父母是典型的劳动阶层。当然那时没有什么生育计划,从传统观念上来讲,蜗居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才有希望让家庭走出贫困。我的家人蜗居在一个不足30平方米的空间里,父母每天日出而作,但并不能日落而息,而这样的劳动也只是让我们一家人维持温饱。
比我年长的兄姐基本上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为了生存,便早早地走进社会,当然也不会找到什么高薪酬的工作,不外乎是干一些粗活,帮补家计。更甚的是,有些非常时期,甚至于需要靠借贷度日。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生活似乎是命里注定的。
在那个时候,上学读书成了我最奢侈的欲望,和最难达成的梦想。——琅琅的读书声,飘着油墨香的书本,老师,同学……真不明白,上学读书,这个原本每个孩子都理应享受的机会,却成了贫困区里最奢侈的梦想。当年的我,有着一个小小孩童的梦想,却并无能力主导自己的人生方向。天性里面对于教育和文化的向往,抵不过环境的束缚和窘迫——难道小小的梦想,还未启航,就将被这社会无情的吞噬?
上帝关了你一扇门,就会开你一扇窗。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恰逢其时地遇见了人生转折的第一缕曙光,照亮了我的梦想。20世纪60年代,名叫“世界宣明会”的慈善组织正式入驻了香港,开始了针对香港儿童的助学助养计划。当时的助养者,主要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他们为学童提供学费,书本费和文具费,供贫穷的学童全无忧虑地学习读书。我不知道是上天的眷顾,还是自己小小心底潜藏的梦想感动了命运,总之,在我还懵懵懂懂的时候,我忽然得到消息,我可以背上书包,去学校念书了!——我极其幸运地获得了宣明会的助养。那一年,我6岁,我永远永远不会忘掉那一天!那一天,奶奶牵着我的手,走在炎热的太阳下,走在沥沥的黄沙路上,走在我新生命的机会的路上。到今天,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会把当天的情景记得那么清楚:那天没有风,我看着奶奶满是皱纹的手,又低头看着我的短裤,黑皮鞋与白袜子,我皱着眉抵抗着猛烈的阳光,用右手碰着学校外围的生锈铁网走着,我的心情是愉快而凝重的,可能小小的我,已隐约觉得这一天将会为在我生命中打开新的一页。
有时候回想起来,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学习或所带来的压力感到十分的怨恨,一说起老师、作业似乎见到洪水猛兽。叛逆、逃学,犹如拥有着无数新鲜玩具却随手乱扔的任性孩童,是绝对无法理解当年小小的我奔赴学校的那种兴奋和喜悦的。设在徙置区七层大厦的天台小学,今天看来,无疑简陋非常,校舍、教具、书簿、器材都因陋就简但她却拥有着一批充满爱心、立志培育英才的教师团队。是他们的爱心点燃了穷苦学生们的希望,是他们艰辛的耕耘为每一个学生的人生之路指明了方向。正是这座天台小学的校长,与宣明会取得直接联络,先后争取到每学期二百至四百个助养的名额,才令我也有幸成为其中一名。助养费用主要涵盖学费书费,此外,还会将每月的盈余以及助养者圣诞节等节日额外的礼物赠金等等,用于我们的最基本的生活补助。每次,当校长小心翼翼地亲自紧握着薄薄一个信封的现金,我心怀感激。当他带领我们到商场购买一些大米和油带回家时,我都有种小小自豪,意识到得到知识的同时,也可以帮补家用,承担起自己的一份养家的责任。每次购买东西,我们都会拍照,一来证明我们的确是买到了生活物资,二来也可以寄给助养人,以慰他们心怀。潜移默化之间,我不知道何时明白过来,并且认定了这样一个理念:要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最佳做法,在感激上天赐予我机会的同时,便是努力的获取知识,读书向上。
那个时候,每一周最快乐的一段时间,便是所谓的“团拜时间”了。校长来到我们中间,带着我们唱唱基督教的歌曲,为我们讲解一些做人的道理。说老实话,后者根本很难引起小孩子的兴趣,但是每一次我们很多人集体唱起圣歌的时候,却给我一种最原始的关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关于音乐所带来的人生体验等等的感触。小孩子嗓音嘹亮,心思单纯,每每合唱起来,真有点响彻云霄,绕梁三日之感。
而我们的校长是一个严肃的人,他个子瘦小,说着很难明白的方言,不苟言笑。但偶然的一次玩耍中,我们几个小朋友在他抽屉里发现了一本私人相册,那里面竟有着我们全班同学的照片——也算是年幼的我第一次清楚看见所谓的“爱”的启蒙吧。
慢慢地长大后,脑海里也有了一些好奇,这位校长究竟是怎样的背景呢?他是大陆人,为何一个人来到香港建立起来这家慈善学校?各方面的打听和道听途说中勾勒出来的校长形象:他是一个出生在中国大陆的普通年青人,已婚。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受到了什么精神的感召,忽然毅然决定离开家乡奔赴香港开创另外一种人生。靠着那一点点的储蓄,他在徙置区七层大厦的天台一点一点地搭建起这所小学来,从找老师,找赞助,到自己亲自教学,他每天都住在学校内的一个小小房间内,没有任何多余的享受,连卫生间也没有,惟一一台小小的旧电视,一拨又一拨天真烂漫到不知世事的小孩,陪伴他度过了数十年的漫长岁月。据说他很少回家乡,仅以书信与妻子来往,只因为舍不得花费。他没有给自己开任何薪酬,只求三餐温饱,却常常为了其他老师的薪资而奔波叹息。成年之后我想起他来,也不禁想像,他后悔吗?他孤独吗?他想家吗?是什么让他愿意这样的付出?是什么一直让他这样无怨无悔地生活?
……究竟为什么,在这样一种生活中,我记忆里他的眼神,却总是安定、满足而充满信心,仿佛活在莫大的喜悦中?
还记得每一次校长最温柔的眼神都是在我们去校长室拿信的时候从他脸上自然地流露出来——除了邮寄我们的各科成绩单给助养者之外,我们也会写一些幼稚却真诚的信件给我们的“助养父母”(这是从英文翻译而来的习惯称呼)。小小年纪不谙英文的我,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字写信,幸亏宣明会会负责把书信译为英文,转交到对方手中。之后便是漫长的等待,直到收到大海对面热情洋溢的回信为止。鸿雁往来,一来一去之间我慢慢地在通信中得知自己的助养者究竟是什么人:他们是一对澳大利亚夫妇,男主人是一位牧师,女主人是家庭主妇。他们自己也有三四个小孩,是一个极其温馨而尽享天伦之乐的幸福家庭。每次,他们寄来的信件或明信片中,都不会对我的成绩有所苛责,而是絮絮叨叨闲话家常一般,说给我听各种各样的家庭琐事,什么浇花啦,遛狗啦,他们的小孩在学校里参加了什么社团或是什么运动……等等等等;我便也逐渐鼓起勇气将我在学校学到的每一点滴有用的小细节,交到的每一个新朋友,甚至一些小烦恼都一股脑儿地向他们倾诉。彼此之间如同真正的家人一般,似乎真的成为了远在重洋之外的那个家庭的一份子。除去他们对我金钱的资助外,这样的通信,在精神上令我变得富足,也令我的性格在成长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段时间里趋向了完善和开朗,对我的人生观和价值理念来说,无疑具有一个良好而温暖的影响。资助有价情无价。这样的关怀,现在回头看来,实在是我生命中的无价之宝。维系人类之间情感和关系的链条,当时我已在懵懂中学到一二。现在回想起来,忽然明白,我的助养父母,我的校长,甚至宣明会的很多工作人员,他们都是这个世界上并不主流,却为数不少的同一类型的人。他们有着同样的信念,对他人、对社会,甚至对世界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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