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父武子成老人家，一生坎壈，命途多舛，特立独行，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是一位带有浓重燕赵底色锐气的人，是一位桀骜不驯而又非常有个性的汉子，也是一个多有偏激色彩的好事者、热心人。老人家早年在河北老家生活，幼年丧母，由父带大。生逢乱世之秋，北洋混战，直隶更不靖也。日本入侵，华北烽火连天，可谓国无宁日，家无宁日。老人家庠序四载蒙学，可谓初通文墨，比起那个时代识字者凤毛麟角的适龄青年，血气方刚，显得多有见识，雄心满满。河北戏班多，剧种多，滚地包盛行，老人家曾在戏班打杂，以求生活出路。混迹于底层市民生活之中，其生活境况可见一斑。后在当地参加过抗日活动，加入“青年救国会”，曾被日本宪兵关押，发配煤矿服苦役。逃走后辗转东北，举家流亡，落脚东北沈阳。其父不习东北生活返乡失散，不知去向，这无宁是他心灵上的巨大伤痛。再后来落户今吉林梨树泉眼岭，可视安居谋生，泉眼岭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亦或永久之故乡，他人生的三分之二时光在此度过。建国后，老人家在当地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与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人情世故面前彰显锋芒，多为世俗所不容，甚至惹人嫉恨，频加诟病，屡遭打击和挫折。也因个人历史有些扑朔迷离之点，成为专政对象，扣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大帽子，不幸屡屡降临头上。特别是文革时期遭遇诸多磨难，惨遭皮肉之苦，非人待遇，吃尽苦头。1979年平反后，老人家的公民权利方得到实现，于是，旧业重操，拿起笔来写作。

        老人家最为可贵之处，就是有一颗躁动不安的心灵，总是揣着一份理想，从不泯灭自己的追求和挚爱。一生爱好写作，虽不是大作家的坯子，思想上也并不成熟和深刻，写作技巧上也不娴熟，但凭满腔热情，勇于大胆尝试，把视线捕捉到的东西线索，赋于笔端，坚持一贯，当是可取的。至于有些不实的东西，当然要看，用什么题材写，文学上要把人物艺术化，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混淆于新闻报道则不足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投稿，写小说，编评书，写通讯报道。大部头的作品不多，但豆腐块的文章时见报端或广播杂志上，这对一个农民来说是惹人眼球的，令人高看的。把贪黑起早，点灯熬油爬格子写成的文稿换成铅字，彰显于报上，有的竟然入了教材，自然是喜不自胜的，心神似乎得到莫大慰藉，这种快慰写作人皆有通感。老人家通过投稿结识很多编辑，书信往还，指点提高。参加各种会议，眼界为之一开，也得到许多荣光，写作也愈发投入，以致进入忘境状态，难能可贵呀！

       老人家饱经沧桑的一生，从某种角度看，他的个人命运与那个时代扣得很近，受无休止的运动牵绊纠葛而无法脱身。在他身上刻着的时代印记和悲剧色彩，被称作“浩劫”，以致造成国家和民族的不幸。他是万千“四类分子”中的一员，是时代的折射和缩影。说是无辜也好，有罪无罪也罢，更多的来自政治潮流，社会因素，不是个人所能左右得了的。运动来临，有些行为是悖于人性的，偏离伦理的。这种施以政治迫害，人身摧残，惨不忍睹，必须予以反思和摒弃。当然，这里不乏个人性格禀性使然，以致小人戾气暴涨，君子宽容。性格决定命运，这话在老人家身上不无体现，而且还很明显。老人家致死也没能反思自己，当然也无更多的抱怨。他人生最自由的时光是最后的几年光景，一只笔相伴余生，得以安享晚年，走向归宿。

        老人家热爱写作，思想是真纯的。作为一个农民作者，党报通讯员，他写东西是很贴近生活的，非常接地气，用当下的媒体宣传规则都是正能量的。以小见大，正面歌颂也好，反面针砭也罢，视角和思维所触碰的活生生现实令人叫绝，截取的素材和富有独特性的语言令编辑耳目一新，非常抢眼。如《干夹脖》、《插犋组不要赛吃喝》既体现出观察生活的敏锐性和独特视角，又直指问题实质，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很有新鲜感，难怪编辑来信啧啧称赞，引发热议，乃至来到家里采访，坐在农家炕头上交谈，亦或是一种采风。老人家从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勇于坚持原则，坦陈自我观点，揭露现实弊端，批评不良倾向。

         老人家与儿子武书杰都毕生钟情于写作，但他们爷俩儿绝对是两路人，可谓子不类父。爷俩儿很难坐到一条板凳上达成一致，写作上也是井水不犯河水。老人家从来都是口无遮拦，对分寸把握不好，字里行间多有个人的主观臆断。书杰兄则是深刻思考，深思熟虑，笔笔着实，不放无的之矢，文风朴实，笔法考究。俗话说：“知父莫如子”，这一点书杰兄最当副之。他对父亲的总结定位最令人起敬，笔触沉重，直逼心灵人性。他把父亲的“个性”具体表现看成是财富，是最可触摸的鲜活教材，当成镜鉴，有益后嗣，这是一种深刻的意识自觉，灵魂蝶化。在看到父亲的软肋和骨质的同时，有正视，有反思，有包容，当然也有无奈，但更多的是不予接纳。这就是武兄的风骨，对此我报以敬意。

        武兄写《记我的父亲武子成》篇章，前后历时二十余载。人说“十年辛苦不寻常”，更何况一篇并不算长的文章用了二十余年，可见其无法权衡的分量，无需言说的庄重。我至少读了三遍，并不是文章的长短，而是这里面有太多的凝重，太多的伤痕，放到时代的大背景说话，太沉重，太沉重了。正如武兄那首写的那样：“虽说死去万般空，也盼人间给认同。儿泣一掬含血泪，屏前走笔祭先翁。”

        《我非莫若》成书后，武兄来到父亲坟前默哀告祭。使我不由想起陆放翁的《示儿》诗“家祭无忘告乃翁”。用文字记下这父子两代无法选择的一种特殊夙缘，从某种意义上说，父亲与自己有着天然的情结，无法割舍的天伦之道，父子们的灵魂交流对接不啻于寒鸦涉水，冷暖自知。饱受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世道人心都是心酸血泪。

         这本书我把它当成伤痕文学对待，警醒世人和后嗣，没有什么纪念方式比这更深沉，更庄严，更久远，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