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文化要义》
文/春雨夜泊
近来，卒读了一本书——《中国文化要义》，是著名文化大家梁漱溟写的。写于半个多世纪以前，1949年首次出版，后多次再版。
为什么要读这样一本书呢？这还要源于先前的一个省社科基金课题，是研究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的。由大学文化延伸至中国文化，便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课题结题了，论文也发表了，但对中国文化喜欢的热度不减，故有关中国文化的书籍就多有喜爱。看到这本《中国文化要义》后，更是喜爱有加，就细读了起来。
说到梁漱溟，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可以说是大名鼎鼎。他是中国20世纪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改造运动者。生于北京，原籍广西桂林。他24岁以高中毕业的学历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讲授印度哲学，可谓前难说古人，后不见来者。之后，他投身于乡村建设运动，参与创建民盟和国共谈判，曾为和平建国而努力。解放后，他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也是一路风波。
应该说，他还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他的家世是蒙古族、元朝宗室的后裔。其父梁济是清末的四品官员，后也就职于民国。因不满国情现状而沉潭自尽，留有万言遗书，令梁启超、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感慨。他年轻的时候，曾醉心于出家而终未果。他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出过国，却能上位于北大教授而学贯东西。他投身乡村建设，以微薄之力却要改造中国。他潜心学术研究和教育，终生探索人生真谛。
在学术领域，他一生用心于两大问题，一是人生问题；二是中国问题。他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让人感到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又被学界尊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却是来自于元朝宗室后裔的一位蒙古族人。
关于《中国文化要义》我不想多说。因为这样一部博学精深的书，说起来总不免挂一漏万。我只能说，我对这部书有深深的敬意。我是几乎是逐句细读下来的。由于不着急，又断断续续，读了有三年之久，有点研读的意思。这里，我只谈一些感触比较深的地方。
这本书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宏观而又细微的解读。他在书中列举了中国文化的十三大特征，后逐一释之。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我们身在其中，既被它陶冶和传承，又在它的深刻影响中创新和发展。他认为中国人是理性早熟，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他认为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上有着根本的差异。
他虽然没有出过国，但他对西方的诸多思想理论并不陌生。他也研读了许多西方著作，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他不赞同简单武断的阶级划分，认为中国不好说阶级。他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基础上的职业分途，统治制度上是以礼俗代法律，有中国社会特殊的结构和特点。
他不赞成生硬地套取西方理论。他认为，西方以个体或集团为本位，西方的阶级往往是不可逾越的，而中国不同，中国以伦理社会为本位，化阶级为职业，以相安代统治，中国的职业分途却可以上下贯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科举制度。“朝为田舍朗，暮登天子堂”，并不是神话。
他非常欣赏中国文化的韧力和同化力。中国历史上不乏少数民族的统治，但最终都被同化。一般先失败于武力，终制胜于文化。最有力的一个例子就是对犹太人的同化。犹太人的民族个性极强，世界有名。他们亡国后流散四方，竟然保持其遗风故俗，数千年不改。在别国他们总不同化于人，独来中国却被不自觉地同化了。如今开封城内，俗称“青回回”，又名“挑筋教”者，就是他们。
在国家认同方面，中西也有很大区别。西方国家概念强烈，源自于他们的个体本位和宗教特点。而中国对国家的界限就淡化了许多。中国重伦理，是家国天下的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宗教文化视角看，西方之路，以基督教开之。而中国，没有宗教，则是以周孔教化而来。即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使政治伦理化。故中国重天下而不拘泥国家。
总之，该书从文化视角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虽为一家之言，但亦很有道理。虽然他着意研究的是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但他对现实社会也提出了很好的见解。即使对我们当今的现代社会，不妨也是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尤其是在中国文化传承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刻，亦会给我们很好的启示。
201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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