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在位期间，勤于理政，选用贤臣，当时被任用的徐漙、刘建、李东阳、谢迁、王恕、马文升等人，都是正直忠诚的大臣，在弘治一朝发挥了较大作用。孝宗常召阁臣至文华殿，让大家共议大臣的章奏，写出批词后，自己再批改颁发。所以，阁臣李东阳高兴地说： “天顺以来，30余年间，皇帝召见大臣，都只问上一二句话，而现在却是反复询问，讨论详明，真是前所未有啊！”弘治十三年(1500年),大学士刘健上奏说，晚朝散归后，天色已黑，各处送来的文件往往积压内阁，来不及处理，如有四方灾情，各边报警等事务，就有耽搁的可能。于是，孝宗特定除早、晚朝外，每日两次在平台召见有关大臣议事。从此出现了“平台召见”这一新的朝参方式。

泰陵陵事的筹划是在明孝宗去世之后。《明武宗实录》记载，武宗即位后，即着手筹办孝宗丧事。礼部左侍郎李杰、钦天监监副倪谦和司礼监太监戴义对武宗说: “茂陵西面有个叫施家台的地方，是个建陵的吉地，大行皇帝的陵寝可以在那营建。”工科右给事中许天锡也向武宗建议，派廷臣中精通风水术的人，前去复视一次。他还提议: “如有疑，亟移文江西等处。广求术士，博访名山，务得主势之强，风气之聚，水土之深、穴法之正、力量之全，如宋儒朱熹所云着，庶可安奉神灵，为国家祈天永命之助。”礼部亦赞成这个提议。于是，武宗命太监扶安、李兴、覃观及礼部右侍郎王华等人前往施家台看视，最后确定在那里营建孝宗陵寝。

　弘治十八年六月五日，陵园正式兴工，并定陵名为泰陵。太监李兴、新宁伯谭佑、工部左侍郎李钅遂提督工程，五军都督府及三大营官军上万人供役，历时四月，玄宫落成，于该年十月十九日午刻将孝宗葬入陵内。正德元年(1506年)三月二十二日，陵园的地面建筑也全部告成。整个陵寝建筑按《明武宗实录》记载包括：“金井宝山城、明楼、琉璃照壁各一所，圣号石碑一通，罗城周围为丈一百四十有二，一字门三座，香殿一座为室五，左右厢、纸炉各两座，宫门一座为室三，神厨、奉祀房、火房各一所，桥五座，神宫监、神马房、果园各一所”。

泰陵营建虽然只有10来个月的时间，但却不是一帆风顺。祝允明《九朝野记》和孙绪《无用闲谈》曾记载，泰陵营建中在开挖玄宫金井时，曾有泉水涌出，“水孔如巨杯，仰喷不止”。吏部主事杨子器亲眼看到，如实上奏朝廷。在古代的风水观念中，金井出水，被视为不祥。这样一来，泰陵非改址不可。当时的督工太监李兴，为武宗所宠信，不可一世。他见有人对他主管的修陵事提出了意见，十分气恼。工部左侍郎李钅遂，希望陵寝尽快工成，也认为杨子器多言。他们偷偷命人堵住泉眼，上疏说杨子器“诽谤狂妄”，武宗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杨子器关进大狱。其他知情官员见状再也不敢提这件事，更不敢为杨子器分辨求情。恰巧，这时有个新被起用的知县，莆田人邱泰，来到京城，见京城对这件事议论纷纷，就上疏说：“子器比奏甚有益，盖泰陵有水，通国皆云。使此时不言，万一梓宫葬后有言者，欲开则泄气，不开则抱恨终天。今视水有无，此疑可释。”武宗觉得有理，命司礼监太监萧敬押解杨子器前往泰陵，一同察看验证。杨子器料到李兴、李钅遂会堵住泉眼，自己此去凶多吉少，临行时赋诗一首：

禁鼓元声晓色迟，午门西畔立多时。

楚人抱璞云何泣，杞国忧天竟是痴。

群议已公须首实，众言不发但心知。　

殷勤为问山陵使，谁与朝廷决大疑。

他自比战国时代向楚王进献美玉的卞和，认为自己做了杞人忧天的傻事儿。现在，不知朝中谁能为自己雪清这不白之冤。萧敬押着杨子器到了秦陵，李兴果然带人赶到。萧敬对他们说:“水之有无，视之立见，何必如此?”“士大夫可杀，不可辱也。”回到朝廷，萧敬禀报了泰陵金井无水的情况。太皇太后王氏(宪宗皇后)在宫内听说这件事，传旨说:“无水则已，何必罪人！“杨子器才官复原职，避免了一场杀身大祸。

其实，泰陵金井即使没有出水，但从“风水”的角度看，该陵所见位置的确存在不少不合于“吉壤”条件的地方。如梁份在《帝陵图说》中就曾这样评论泰陵的风水:“山颠巨石，土山戴之。而灵域之脉实生其下，盖天寿山外之山。淆然杂乱，地气不正，穴结无情，非可为弓剑之所也。况乎黑岭南障，一无所见于前。贤庄，灰岭之水出其左，锥石之水出发其右，二水虽合，环绕南流，流而散也。……则皇堂之地不可言，概可知矣！”谈迁在《国榷》中也说:“泰陵临溪水，直流若干里，制又卑隘，识者知其地之不吉矣。”

泰陵在清康熙时有的建筑即已残坏。《帝陵图说》记泰陵祾恩门情况，“今左右两门坏，垒石以塞门”。此后，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陵园建筑曾经修葺，修葺情况除三座门由琉璃花门改建成砖砌冰盘檐式门楼外，余同茂陵。其现状较茂陵残坏最为严重。明泰陵明楼 石五供泰陵明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