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间，日僧最澄入唐求学，驻龙兴149天，研习天台教观，抄录经文，并授菩萨戒，回国后创立日本天台宗教派。后代历朝，有日僧圆珍、荣西、成寻、周然等先后来求学。

龙兴寺曾是日本佛教天台宗的重要发祥地，令人遗憾的是该寺在抗战时期即被毁坏，仅留始建于唐代的千佛塔，而该塔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是临海市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内涵之一。但由于年久失修，毁损严重，且被民居包围，环境很差。以社会筹资的方式，对龙兴寺遗址及千佛塔周围的大量民居进行了拆迁，由古建公司负责龙兴寺的重建和对古塔的修复，通过精心施工，历时一年多，终使这一千古名寺及千佛塔重现在人们面前。

龙兴寺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曾起到重要作用，在极乐净土院中，竖立一块碑，碑的正面镌刻着"日本国传教大师最澄受戒灵迹"，背面碑文为"大唐贞二十一年（公元805）三月二日初夜，于此处台州龙兴寺西厢极乐净土院，天台修禅寺座主道邃，大师和上授最澄和尚天台菩萨戒灵迹也。

唐宋时期，临海的龙兴寺不但职掌台州所有的佛教寺院和僧人，而且声名显赫。特别是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更是铭刻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辉煌。因此，她至今仍是日本佛教界和日本友人寻踪朝圣的重要遗迹之一。

清咸丰年间（1851~1861），临海的巾子山曾出土过一块残长7寸、宽6.2寸、厚2寸的塔砖，左侧有“龙兴寺”三字，上端有“唐天宝三载（744）龙兴寺塔砖”十字，俱阳文正书，为清代临海学者宋世荦所收藏。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历史上的某种原因，“龙兴寺”之名被埋没了。

贞元年末（804），陆淳郎中屈天台道邃和尚，於此寺讲止观。日本国比睿大师，从明州转口到此临海县，至此龙兴寺。参见和上，听读止观。

《行历抄》还有“寺门巽隅有山，名小湖山，山脚临江”之记载。在日语中，“湖”与“固”同音，“小湖山”即“小固山”，而小固山在古代就是巾子山的通称。

台州是屈母龙王宅，地名丹丘，水名灵水，山名小固山，城名白云城”。另南宋陈耆卿云：“报恩光孝寺，在州东南一里一百步，巾子山下，唐开元中（713~741）建。旧传有小刹七，曰楞严、水陆、证道、积善、天光、景德、藏院，至是合为一，赐额‘开元’”。据此，记载与方位相合，可以肯定龙兴寺即台州开元寺是毫无疑义的。

按《旧唐书·中宗纪》及历代的有关记载，临海龙兴寺始建于唐神龙元年（705），初名“神龙寺”，为台州官府所创。二年改名为“中兴”，景龙三年（709）定名“龙兴”。后因故废，开元二十六年（738）重建，改名“开元寺”。至迟于天宝三年（744），又改“龙兴”之名。会昌五年（845），寺于废佛之厄中被拆。大中年间（847~860）复建，续称“开元”。宋代以降，寺院的建筑屡有兴废。

景德中（1003~1007），更名“景德”。熙宁时（1068~111077），俨然成为一个大寺院，日僧成寻即叹称为“广大伽蓝也”。崇宁二年（1103），加“万寿”二字。元佑五年（1090），寺僧元照于大殿后建戒坛。政和元年（1111），始改名为“天宁”。南宋绍兴七年（1137），又改“天宁”为“广孝”。十五年（1145），改“报恩光孝”额。乾道九年（1173）毁于火，僧德光、有权 等重建。淳熙三年（1176），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钱端礼为建僧堂。十年（1183），钱端礼之孙钱象祖又建佛殿。

元时，复“天宁”之名，大德三年（1299）重建寺塔。明洪武时（1368~1398），曾授僧录右善世的名僧宗泐奉诏住寺。后渐圮。永乐六年（1408），僧法等重兴。隆庆二年（1568）为水所淹，僧明园重建。万历十三年（1585），于寺东凿三塘九井用于防火。崇祯中（1628~1644），住持僧破颜在寺后建雨华堂、华严楼。入清以后，寺分成钟巽、含辉、挹翠、芗林、映帻、彤霞、西爽、云岫、悟凤等九院。咸丰十一年（1861）毁于火，光绪十七年（1891）僧芑珑重建。抗战期间，寺遭日机轰炸而严重毁坏。至建国初，仅乘房屋殿宇三十四间。

临海龙兴寺所以成为中国著名的佛教寺院，并不是因为它在佛教界有什么特殊地位，也不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政治联系，更不是因为它所处的地理环境，而是因为它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日本天台宗的创立，首先应归功于鉴真大师与他的弟子思托和尚。思托（724~？），俗姓王，山东沂州（今山东临沂县）人。生于唐开元十一年（724），卒年不详。开元二十六年（738）据敕命出家，由鉴真大师授戒，并从之学习，深研律疏，多有所得。天宝二年（743），第一次随鉴真大师东渡日本。天宝三年（744）第四次东渡日本时，于浙江黄岩禅林寺被扣，渡海队伍强行解散，思托遂留居临海的龙兴寺，入天台之门。自此长住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成为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高僧。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亦因思托以后的东渡成功，而名闻日本。

天宝七年（748），应鉴真之召赴扬州，第五次东渡日本。未果，复回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天宝十三年（754），思托随鉴真终于东渡成功。鉴真前后六次东渡日本，思托是唯一“始终六度，经逾十二年”追随的中国僧人，“四度造舟，五回入海”，虽历尽艰辛，备尝漂泊之苦，而总无退心，最后更和鉴真一样埋骨在异邦日本。
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大师的入唐求法，就是因为受到了思托传播的天台思想的直接影响所致。最澄，俗姓三津首，幼名广野，日本近江国滋贺郡人。少从近江国师行表高僧出家，后赴南部，在鉴真生前弘法的东大寺受具足戒，并学习鉴真和思托带来的天台宗经籍。

唐贞元二十年（804），他经日本天皇的批准，率弟子义真等，随日本第十二次遣唐副使石川道益抵中国。九月二十六日来到临海，遂谒见台州刺史陆淳。时天台十祖兴道道邃大师正应陆淳之请，于龙兴寺开讲天台三大部与五小部，最澄乃从之学《法华经》与《摩诃止观》等。十月七日往参天台山，至国清寺和佛陇求学。十一月五日，在天台山佛陇行满座主的陪同下，返回临海龙兴寺。自是至翌年三月二十五日离开临海，先后计一百四十多天时间，均住在龙兴寺继续从道邃和行满研习天台教观。同时，亲手抄写了大量的台宗典籍。道邃还于三月初二夜亥时在龙兴寺西厢“极乐净土院”，亲手为最澄授圆教菩萨戒。
关于最澄在临海龙兴寺的求法，日本的《睿山大师传》是这样记述的：“时台州刺史陆淳延天台山修禅寺座主僧道邃，於台州龙兴寺阐扬天台法门《摩诃止观》等。即便刺史见求法志随喜云：弘道在人，人能持道，我道兴隆今当时矣。则令邃座主勾当为天台法门，才书写已，卷数如别。邃和上亲开心要，咸决义理，如泻瓶水，似得宝珠矣。又於邃和上所，为传三学之道，愿求三聚之戒。即邃和上照察丹诚庄严道埸，奉请诸佛授与菩萨三聚大戒”。

最澄回国时，带去《法华经》等章疏一百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还携回王羲之等名家碑帖拓本十七种。回到日本后，在比睿山大兴天台教义，正式创立日本佛教天台宗。以后，最澄的弟子圆载于唐开成三年（838）入唐，圆珍于唐大中七年（853）入唐，还有日僧圆修、惠运在会昌三年（843）的入唐；及至成寻、奝然的入宋，他们均曾住临海龙兴寺求师释疑。其中与临海龙兴寺关系密切的当推圆珍和奝然。

圆珍（814~891），俗姓和气，系日本弘法大师空海的外甥，赞岐国（今香川县）那珂郡人。十五岁入比睿山，师事日本天台宗二祖义真，受天台之学。二十岁得道受戒，其后住山十二年，任内供奉十禅师之一。唐大中七年（853）入唐求法，回国后为日本天台宗第五代座主，又为寺门派开祖。圆珍大中七年（853）入唐后，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临海，当日即上龙兴寺（开元寺），并“安置道真杜陀房中”⑤。就行满和尚的弟子季皋、清翰僧正的弟子知建等学天台教法，知建“乍见喜欢，宛如骨肉。舍与《维摩》、《因明》二部义疏”⑥。直至十二月九日离开临海。圆珍一生著述甚多，所著游唐日记《行历抄》虽仅存札要，但其中保留的一些内容，对研究临海龙兴寺的历史沿革和对日本传灯大师圆载的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奝然，俗姓藤原氏，为日本东大寺僧，是北宋日本入宋僧人中之最著名者。宋雍熙元年（984），奝然请得东大寺和日本天台宗总本山比睿山延历寺的入宋牒，率领弟子成算、祚壹、嘉因等四五人乘宋商陈仁爽、徐仁满之船入宋求法。先诣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后上天台山国清寺巡礼，继入东京谒宋太宗。太宗召见奝然，赐紫衣，馆于太平兴国寺。又求诣五台山，复归东京，游历洛阳、龙门诸圣迹，再后回到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雍熙二年（985），奝然搭乘台州商人郑仁德之舶回到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