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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在密州

(2013-12-03 12: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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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岁月留痕
 
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在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中秋吟成一首传世名作: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序)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东坡在密州苏东坡雕像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罢杭州通判,十二月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任太守),虽然时间只有短短两年,却是他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文学创作笔耕不辍,佳品迭出,在某些方面达到了一生中的最高峰。据统计,两年内创作诗歌127首,词18首,文64篇,共计209篇。繁忙的政务之余,平均每3天就有一个作品问世,而且内容丰富,创新不断,名篇累累,凝成不少扛鼎之作。
苏东坡在密州苏轼 《念奴娇·赤壁怀古》(局部

  宋神宗熙宁七年的秋天,39岁的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并于当年12月3日到达任所。密州当时下辖诸城、安丘、高密、莒县、胶西5县(相当于现在我省的诸城、安丘、高密、胶州、胶南、日照、五莲、莒南、莒县等9个县市),苏轼到任时恰值北方连年大旱、蝗灾泛滥。
苏东坡在密州苏轼《归安丘园帖》,行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天灾固然严重,人祸亦十分深远。当时王安石等人极力推行的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由于用人不当、操之过急等原因,给百姓带来了更大的伤害。在天灾人祸交加的情形下,密州出现了“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超然台记》)的局面,百姓们更是“比岁饥殍凋残之余,不复堪命”(《祭常山神祝文》)。目睹此情此景,苏轼不禁发出了“民病何时休,吏职不可越”、“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的感叹
苏东坡在密州密州(今诸城 )超然台
  为了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苏轼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救助措施:到任后不久即上书韩丞相,如实反映当地的灾情,为民请命,要求朝廷选差官员下来视察灾情,体量放税,或者给予补助。他从访问农夫野老中吸取生产经验,主张用火烧、用泥深埋的办法坚决铲除蝗害,并且动用部分仓米来奖励捕蝗的人,使百姓“荷锄散掘谁敢后,得米济饥还小仆”。他还亲自加入到捕蝗救灾的劳动中,并写了《和赵郎中捕蝗见寄》诗以纪其事:“麦穗人许长,谷苗牛可没。天公独何意,忍使蝗虫发。驱攘著令典,农事安可忽。我仆既胼胝,我马亦款矻。飞腾渐云少,筋力亦已竭……”由于连年饥馑,百姓生命难继,许多人不得不忍痛把嗷嗷待哺的儿女抛弃道旁。为此,苏轼心情非常沉重,经常“洒涕循城拾弃孩”。针对当地“盗贼渐炽”的情况,苏轼及时作《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上书朝廷,对盗贼产生的根源做了精辟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盗之策。在《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中,他还陈述了方田均税及手实法给当地百姓带来的危害。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密州的各种灾情基本得到控制。
      苏轼任知密州军州事两年多的时间,政绩卓著,并与密州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对此,他在《超然台记》一文中有这样的表述:“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在调离密州前所作的《别东武流杯》一诗中,诗人也表达了对密州风物的深切眷恋之情:“莫笑官居如传舍,故应人世等浮云。百年父老知谁在,惟有双松识使君。”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词便是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中秋作者在密州时所作。
词前的小序交待了写词的过程:“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苏轼因为与当权的变法者王安石等人政见不同,自求外放,辗转在各地为官。他曾经要求调任到离苏辙较近的地方为官,以求兄弟多多聚会。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苏轼差知密州。到密州后,这一愿望仍无法实现。公元1076年的中秋,皓月当空,银辉遍地,词人与胞弟苏辙分别之后,已七年未得团聚。此刻,词人面对一轮明月,心潮起伏,于是乘酒兴正酣,挥笔写下了这首名篇。
此词是中秋望月怀人之作,表达了对胞弟苏辙的无限怀念。词人运用形象描绘手法,勾勒出一种皓月当空、亲人千里、孤高旷远的境界氛围,反衬自己遣世独立的意绪和往昔的神话传说融合一处,在月的阴晴圆缺当中,渗进浓厚的哲学意味,可以说是一首将自然和社会高度契合的感喟作品。
词前小序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丙辰,是公元1076年(北宋神宗熙宁九年)。当时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做太守,中秋之夜他一边赏月一边饮酒,直到天亮,于是做了这首《水调歌头》。苏轼一生,以崇高儒学、讲究实务为主。但他也“龆龀好道”,中年以后,又曾表示过“归依佛僧”,是经常处在儒释道的纠葛当中的。每当挫折失意之际,则老庄思想上升,借以帮助自己解释穷通进退的困惑。公元1071年(熙宁四年),他以开封府推官通判杭州,是为了权且避开汴京政争的漩涡。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调知密州,虽说出于自愿,实质上仍是处于外放冷遇的地位。尽管当时“面貌加丰”,颇有一些旷达表现,也难以遮掩深藏内心的郁愤。这首中秋词,正是此种宦途险恶体验的升华与总结。“大醉”遣怀是主,“兼怀子由”是辅。对于一贯秉持“尊主泽民”节操的作者来说,手足分离和私情,比起廷忧边患的国势来说,毕竟属于次要的伦理负荷。此点在题序中并有深微的提示。
苏轼在词中把天上与人间、自然与社会、朝廷与地方联系在一起,表现出来的怀才不遇、随遇而安的超然思想,更复杂,更丰富,非经历仕途坎坷的人不能道也。此时的苏轼,已届不惑之年,其思想基础仍然是儒家的经世济时、积极入世占主导,但不排除佛教、道教的影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曾找来佛教经典研读,也曾与常山等处的道人有过来往。概括地说,儒释道集东坡先生于一身,相互作用融汇成了超然思想。他的自勉对联对此作了最好的注脚:“纵使万般寻路无,不堕野地随人居”。这种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为官者和读书人,也延伸到老百姓的心目中。2007年诸城市斥巨资在原址重修超然台就是一个实证

苏轼知密州两年,勤政之余,多次登临境内的卢山、常山、雩泉、九仙山等,还亲自主持设计,为这片热土增加了许多人文景观:熙宁八年五月,修常山庙;夏秋,筑扶淇新堤;年底,葺北台(超然台)。九年三月,建快哉亭;六月,作山堂;秋,构盖公堂。而且每兴一处,他都有感而发,饱蘸激情,留下了许多壮丽的篇章,至今广为传诵。

不止于此,更可贵的是苏轼为人正直,光明磊落;为官清正,不贪财货;文采风流,倾倒士林。这些优秀品质和高尚人格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继任者留下的“仰苏堂”长久悬挂在历代大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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