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并探讨孔子与服饰这个命题，是轻慢不得的，且有着一定的危险性。问题倒不在于孔子曾是传统意义上的圣人，而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孔子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文化的代表，他的学说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份量。他的服饰学说，不象《周易》那样笼统，不象《周礼》那样外在与僵硬，而是有着具体的生活情境，有着外在服色、款式、面料和政治背景、历史事件及个人道德修养的内在联系……它更具体务实，更容易应用，更有人情味和亲切感。这不仅对他自己而言有着固定的价值体系和评断原则，构成了一定范型的思维模式，而且以其巨大的影响穿透时空，奠定和铸造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心理结构。研究孔子学说者，古今中外层出不穷，但服饰问题尚无人关注，笔者就此作一点思考和梳理，是想将孔子的服饰思想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引起同行的注意和讨论。
　　

　　一般人若初步接触孔子大且的服饰论述和有关资料，就会自然而然地感觉到孔子是以实践理性的精神来看待服饰，论述服饰的。倘若细细探求，就会发现这一感觉似乎太宽泛太笼统了一些，似乎共性有余而个性不足。因为在先秦时代，实践理性批判精神是整个时代的思想特征。不仅孔、孟、荀、老、庄、墨等等诸子百家都是以实践理性精神与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对话的。在服饰方面更是这样。墨子讲衣必求暖然后求丽，大有朴素唯物主义论者的深刻与从容；庄子竟能从不同文化格局的立场出发，说宋人贩运礼帽到吴越一带是劳而无功，因为越人断发文身，不用衣帽。庄子从相对论着眼，不是站在中原衣冠文明优越的立场指贵吴越裸态装身的荒蛮，而是借此嘲笑宋人固守已见不察对象的愚不可及……可以说孔子在以实践理性的态度对待服饰方面，与诸子略无二致。我以为，孔子服饰文化观的独特之处，即孔子对于中国服饰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之处，在于他从礼入手，不讲服饰的实用功能，也不关注服饰的美感效果，而是将服饰纳入自己的仁学体系，形成了造就中国服饰文化特色的服饰伦理学说。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孔子以伦理的目光扫视服饰境界，从而为服饰开掘出丰厚的伦理内涵。就后世影响而言，孔子赋予服饰以非常浓厚的伦理内蕴，是以实践理性精神为前提、为先导的。具体表现在他的服饰观完全融入社会生活天地之中。这里以伦理为起点，以伦理为现实评判标准和终极目标。他立足于世俗人生品评服饰，既没有外在规定式的僵硬死板，又没有原始神话图腾的虚幻怪诞，使人们对于服饰礼仪规范的外在被动型的慑服与不可捉摸的茫然，一变而为积极主动的内在欲求和具体情境中定性定量化的理解把握。
　　

　　事实正是这样。在不违背传统礼仪的前提下，孔子对于服饰制度的解说与评判相当灵活，充分表现了实践理性精神的大度与宽容。例如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周礼》中关于服饰中僵硬的规定不时的受到冲击，人们在服饰上多有僭越，而孔子却能够以更为博大的眼界和魄力将它们纳入伦理框架中来。例如，在周代时，冕服的使用，只是在很隆重的场合，如祭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先公，祀四望山川，祭社稷等等。可在此刻世俗婚烟上人们也开始使用冕服了。孔子在回答哀公问结婚着何谓己重乎？即是说婚事为重，用冕服不为过分。古冕服虽是祭服，婚时亦可用之。这种重传统便是重子嗣重婚烟，自然源于他重现世重生活的实践理性精神。世人只知孔子讲君君臣臣等级序列，哪知在服饰方面竟有如此随易变通的容许婚服跨越等级服用的说法呢？这自然是从全局出发重视伦理精神重建伦理格局的大眼光与大境界，并显示出贤者开明和亲切的姿态来。后世因此有着新郎着官服新娘戴凤冠霞被，甚至有着称呼为新郎官新娘子的种种现象，我们不仅在孔子这里找到了文化理论依据，而且感受到孔子在理性的宽容大度中仍能将出格的服饰归拢于礼仪之中的天才与智慧。这类例子是很多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孔子赋与服饰以伦理内蕴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服饰制度与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这自是继承了《周易》的服饰思想，却更为具体而切实。如《论语》所述，“子夏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车，服周之冕……”，学生问如何治理国家，回答却是这样的空疏而具体。实行夏代的历法，沿袭殷商的车制，尊从周代的服饰之制。周冕重质而有文饰，比前代的华美。孔子从不反对礼服的华美，赞美禹的美衣美服便可见出。这不就是“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思想在新时期的具体沿伸和落实么？难怪乎孔子一往情深说：“周监（视）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将服饰与治国联系起来，自是起点高，来头大。但孔子却并没有因此而峻切严厉起来，而是语言平易随和，思维富有弹性。前面所说婚服冠冕是一例，礼帽丝织又是一例。在他的时代里，人们的礼帽由麻织改为丝织。倘若机械地理解，当然是违背礼的行为了。谁知孔子却表现得很豁达。《论语》记载了他的评述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麻冕是麻织的帽子，纯是黑色的丝。用麻织礼帽，按规定，要用二干四百缕经线。麻质较粗，必须织得非常细密，这比较费工，若用丝，丝质细，容易织成，所以说改用丝织是俭。且这一改变没有影响礼的实质，所以孔子乐于从众。也就是说，在不放弃原则的前提下，孔子从来都是随和的、亲切的、乐于从众的，从不僵滞生硬。
　　

　　而随和的心态并非是不讲究，在着装行为上放任自流。恰恰相反，在孔子这里，实际上是更为严肃。如《论语》所载：“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傩是古代一种迎神以驱逐疫鬼的的风俗，是一种带有原始图腾色彩的古老文化礼仪形式。从文字学上讲，傩字的本义“就是行有节也”（《说文解字》）。《诗经•卫风•竹竿》有“佩玉之傩”就保存了它的本义。周代的傩已由天子传令执行，由有司执掌，已经归入于礼的范畴。阼阶是东面台阶，是主人迎送宾客站立的地方。孔子此际出以庄严肃穆的朝服，表现得如此郑重其事，从他对鬼神一般表现的怀疑下回避态度来看，显然是出于对乡人自发地演习治国安邦的文化礼仪的敬重，对其以礼仪形式所造成威厉热烈的崇高氛围的理解与欣赏。这里没有悠悠望白云怀古一河深的自在，却以着意穿戴的服饰融入了那样的深情和庄重。
　　
　　其次，孔子每每从服饰出发，衡量历史，针贬现实，品评人物，判断是非……从某种角度来看，服饰已成为孔子历史人生视野的出发点、丝毫不可或缺的评判法码和试金石。
　　

　　孔子不是主张君子着装文质彬彬吗？那他对于衣着简陋的上古圣君大禹该有所批评了吧？没有。在《论语》中孔子很圆通地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孔子说：“禹，我对他没有批评了。他自己吃得很坏，却把祭品办得极丰盛；穿得很坏，却把祭服做得极华美；住得很坏，却把力量完全用于沟渠水利。禹，我对他没有批评了。”正是大禹在着装等万面表现出了重祭祀重伦理而轻自身的“大公无私”等美德，引得孔子如此高度的评价。
　　
　　自然，为服饰确立起伦理坐标的孔子并不是一味温吞水般的随和，他确乎也有严峻的一面。春秋时，鲁国齐国风行紫色，齐桓公鲁桓公都穿上紫袍，于是紫色纺织品价格猛涨十倍。而一向认为朱红色是正统的孔子，在此时却讨厌紫色。为什么呢？孔子明确地在《论语》中宣称“恶紫之夺朱也”！这显然不是一般所理解的朱是正色，紫是中间色，而是紫在此刻代表了孔子所认定的乱臣贼子，而恰是它夺去了周代以来朱红的正统地位。孔子沿袭了传统的方位色彩合一的学说，并且把颜色分为正色、杂色、美色、恶色，如同君臣、父子、男女有着严格的界线一样。他认为纯正的颜色是君子礼服的色彩，天青色、绛色都不能用于礼服，而红紫这类以朱红为正色的观念，源于这里有传统神话模式中四面八方方位与色彩的对应关系如东青、西白、南红、北黑等，更是源于先秦时代各朝对色彩意识的确认，如商崇尚白，周崇尚朱红，孔子在此维护周代以朱红为正统的服饰观念，虽说有点述而不作的味道，但他更少神秘感，更多世俗化。
　　

　　对于著名的历史人物，孔子也多从服饰角度去谈其贡献，如评论齐国的政治家管仲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衽就是衣襟，古代上衣的款式，是交领斜襟，华夏族向右掩，称为右衽；夷人向左掩，称为左衽。管仲曾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遏制夷人势力，巩固华夏族在中原的统治，所以孔子称赞说若没有管仲，那我们早就披头散发左衽着装成为夷人了。在孔子的心目中，服饰独特的款式是一个民族存在的首要标志，款式的变化自然也是政治成败文化存亡的标志，应该十分重视的。后世民族矛盾激烈的时候，胜利者往往将自己的服饰强加在失败者身上，作为征服的标志，失败者也以坚持原有的服饰作为反抗的不屈的表现。追本溯源，我们在孔子这里找到了这一思维模式的原型。
　　
　　孔子谈服饰论古今，不只说说而己，而是笃诚相待，身体力行的。他对于服饰充满了内在的谦恭与敬畏。有一次他病了，国君来探视，他便马上头朝东，在身上加盖朝服和大带，连那束在腰间的大带也要拖带着，丝毫不能马虎，丝毫不曾忘记。《论语》：“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古人卧榻一般设在南窗的西面，国君来，从东边台阶走来，所以孔子面朝东来迎接他。生病卧床是如此，正规上朝就更不用说了。孔子在《礼记•玉藻》中说：“朝服而朝。”进宫朝见，除非皇帝恩准，必须要穿朝服，否则就有不敬之罪。他以自身有着内在标准的服饰言论，自身笃诚不二的着装实践，强调的是出以自觉的政治伦理意识，是服饰本身散发出的社会性合理秩序氛围。
　　

　　第三，孔子将颇为笼统模糊的神格的服饰意蕴创造性地转换为以君子正其衣冠的具体理想人格的伦理道德观念。如果借用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在这里就是“衣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后世衣冠冢的出现，大抵可以印证衣与人融而为一的思维观念。在这里，服饰的讲求和人格联系起来了，和人的生活环境、交际场合联系起来了，和道德礼仪联系起来了……于是孔子在这里谈服饰，就不再是不可捉摸的定性化的抽象概念，而是具体细致的款式、服色、质地、尺寸等等量化要求。而对于环境气氛等等环节的强调，自然明确地指出或者是潜隐地暗示出其中所蕴含的文化色彩和礼仪要求，相对于《周礼》中具体僵硬的服饰规定，这里有着恰如其分的生活氛围感和促膝谈心般的亲切感。
　　
　　孔子明确指出：“君子正其衣冠。”（《论语•尧曰》）这就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认为穿衣戴帽得整整齐齐是有文化教养的文明表现，而是着力强调衣冠的周正本身就是君子的起码礼节和必备条件。再结合《孔子集语》引《大戴礼•劝学》中孔子的话语“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可知孔子在仪容服饰要求严格到了这种地步，竟毫不犹豫地以直线思维推衍，把服饰正不正看作一个人能不能立足于上流社会的大事。因为一定的服饰，代表一定的社会身份，因而衣冠不正，君子是引以为耻的。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礼之所以被看作艺，是因为礼的实行，包含着仪式、服饰等等的安排以及左右周旋、俯仰进退等一系列琐细而又严格的规定。孔子对服饰穿着配套上所能起到展示人格理想的作用是颇为重视的，因为这些穿戴技艺并非可有可无的纯形式上的装饰，而是直接与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制度、才能、秩序有关的；同时，在孔子看来，服饰本身的形态及其穿着讲究，既是志道、据德、依仁的补足，又是前三者的完成。这颇象黑格尔所说的美是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服饰在这里正也是以感性的形态显现了孔子所认定的伦理的绝对理念。只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在现实中身体力行，甚至作为重要的修炼内容，才能真正在服饰展示人格上，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理想境界。
　　

　　在孔子看来，君子正其衣冠是因为服饰的庄重与治国关系甚大，便又有了“君子不重不威”（《论语》）的服饰命题。据《说苑•修文》，孔子带着弟子去访问子桑伯子。子桑伯子既不戴冠，也不穿出客的衣服。孔门弟子说：“夫子为什么要来见这样一个人呢？”孔子说：“这个人质美而无文，我要说服他，使他文起来。”孔子此刻是主张人的美质需要衣的文饰才行。岂不料子桑伯子私下评说孔子是“质美而文繁”。孔子在服饰方面真的主张“文繁”的吗？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反的例子：孔子嫌子路着装太盛。《荀子•子道》：“子路盛服见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风，则不可涉也，非维下流水多耶？今汝服既盛，颜色充盈，天下且孰谏汝矣？”’在孔子看来，穿着过于讲究，就容易与别人造成距离感，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与融洽气氛。是的，你衣服太华丽，满脸得意的神色，天下谁还肯向你提意见呢？子路听了，赶快走出去，换了一身合适的衣服进来，人显得谦和了。孔子要他记住，爱表现自己的人，是小人而不是君子。此事《韩诗外传》、《说苑•杂言》也都有记述。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孔子在这里着意用了一个“谏”字，就不只是说明一般意义上的服饰与人际之间的心理效应，即服饰的彼此悬殊自然会引起彼此关系的疏远，而是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鲜明的政治伦理色彩。
　　
　　很明显可以看出，孔子既要说服子桑伯子穿戴要讲点文饰，着眼点是使人的质美得到服饰的衬托和象征；又批评子路穿戴太气派，着眼点是着装的过分豪华会影响群体的和谐与亲近。其实孔子的服饰审美观，正表现在这矛盾的统一之中。他在《论语》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他看来，子桑伯子是“质胜文”的粗野荒蛮，而子路盛服矜色是“文胜质”的呆滞拘谨，都不符合他的审美要求。做为君子，做为统治者，着装不能太原始简陋，亦不能太繁修美饰。从理性精神来衡量，无过无不及自是恰到好处的，这大约就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理性的服饰理想境地吧？也正是在服饰讲求中体现出来的中庸之美，作为一种亲切的富有情感色彩的理性之美，显示了孔子将服饰作为治国之大业的深刻性。《论语》载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意即礼的作用，以遇事都做得和谐恰当为可贵。子曰：“立于礼”。意即礼使人在社会上站得住。结合对于子桑伯子和子路服饰的评价，再结合“服周之冕“的说法，我们从中可以感知孔子给服饰赋予了多么浓厚的社会内容，多么温馨亲切的理性意识。
　　
　　服饰与人格联为一体，在孔子这里，不是冷峻严肃的形而上抽象思辩，而和人的生活环境、交际场合等具体情境联系起来的细语叮咛。因而我们听孔子谈服饰，即便不是结合具体人事而谈论服饰而是带有普遍性的要求，那也不是不可捉摸的定性化的抽象概念，而是具体细致的款式、服色、质地、尺寸等等量化要求。而对于环境气氛等等环节的强调，自然明确地指出或者是潜隐地暗示出其中所蕴含的伦理规范和礼仪原则。
　　
　　春秋时代无棉织布，丝绸极少，一般人多着葛麻织物。大热天在家里穿葛布单衣，比较通风凉快，可是出门去，就有透露之嫌了。孔子在这方面要求很具体，他说：“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论语•乡党》）意即君子不用近乎黑色的天青色和铁灰色作镶边，近乎赤色的浅红色和紫色也不用来作平常家居的衣服。因为古代黑色是正式礼服的颜色，而这两种颜色都近于黑色，所以不能用来镶边，为别的颜色作装饰。而红紫都是很贵重的颜色，和家居的消闲平淡不和谐；暑天，穿着粗的或者细的葛布单衣，但一定要裹着衬衫，使它露在外面；黑色的衣配紫羔；白色的衣配麑裘；黄色的衣配狐裘。这里表示衣服内外的颜色应该相称。古代穿皮衣，毛向外，因之外面一定要用罩衣。这里的缁衣、素衣、黄衣的衣指的正是罩衣。古代的羔裘都是黑色的羊毛；小鹿毛是白色；居家的皮袄身材要长，可是右边的袖子要做得短些。亵裘长为着保暖。古代男子上面穿衣，下面穿裳即裙，衣裳不相连。因之孔子说在家的皮袄要做得比较长。右袖短，为着做事方便。睡觉一定要有小被，长度合本人身长的一又二分之一。用狐貉的厚皮作坐垫。丧服满了以后，什么东西都可以佩带。不是上朝和祭祀穿的用整幅布作的裙子，一定要裁去一些布。紫羔和黑色礼帽都不穿戴着去吊丧。羔裘玄冠都是黑色的，古代用作吉服。丧事是凶事，因之不能穿戴着去吊丧。大年初一，一定穿着上朝的衣服去朝贺，以示郑重其事。就是斋戒时，也一定要有斋前沐浴后穿的浴衣。因为孔子明确说过“齐，必有明衣，布。”（《论语》）为具有相应的伦理道德约束作用。如《论语•阳货》宰我问三年之丧，孔子很不高兴地说，父母死了不到三年，你吃那个白米饭，穿那个花缎衣，你心里安不安呢？“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也就是说，父母丧亡，心绪必极度悲哀，没有心思穿着打扮，即便穿上漂亮的锦绣，内心也是很不安宁的。又如孔子在《论语》中说：“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鼓者，虽亵，必以貌。凶服者式之。”还有“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等等。意即见到穿丧服者，即使是很亲近的人，也一定要改变表情，表示哀悼。见到戴礼帽礼服的人和盲人，即使是很熟悉的人，也一定要有礼貌。在车上遇见穿丧服的人，便俯身伏在车前横木上。相见的时候，他们虽然年轻，孔子一定站起来；走过的时候，孔子一定快走几步。这里展示的孔子服饰境界中的心理原则和人道主义。个中缘由，在《荀子•哀公》中，孔子对鲁哀公说得很明白：穿上丧服的人“不听乐，非耳不能闻也，服使之然也”；穿上祭服的人，“不茹荤，非中不能味也，服使之然也。”在孔子看来，一定的服饰积淀了一定的伦理观念，就自然会对人起作用，要求与一定的规范的仪容、言谈、举止相适应。据《论语》等文献记载，登上国君殿堂的时候，孔子就把衣裳提起来一些，弯腰曲背，屏息不出大气，也许在孔子看来，如此谦谨，非人力而为，服使之然也……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即抑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语行动包括着装实践都要合于礼，就是仁。实践仁德，全凭自己，还凭别人吗？
　　
　　综上所述，孔子的服饰学说有着充分的理性精神；但是，这里没有纯抽象思辩的高深玄理，也没有神秘的教义，孔子的谈论比一般礼的规定解释更平实地符合日常生活，更能吻合一般人着装时的心态及其在不同场合中的心理体验。
　　
　　从思想意义上来看，孔子的服饰伦理学说，也就是孔子所认定的表现在服饰层面上的礼，它原本是基于孔子的仁学结构。笔者曾经设身处地的来推测，也许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孔子，以为服饰是周礼的重要内容，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不可不注重。讲仁是侧重于内心和主观感受方面的，而礼如服饰则是侧重于外在的客观造型的，不仅可以具体衡量把握，而且它本身就是心情意绪的直觉造型，因而就更符合孔子所倡导的实践理性精神。
　　
　　思绪放开一点来看，也许人类刚刚从荒蛮境界走出不多久，而当时服饰材料的获得又颇为艰难，服饰款式的制作、服色的染取都非轻而易举所能成功，随处可遇的裸态装身会给新的社会秩序、伦理讲求带来诸多消极影响，所以以天下为己任的孔子就把它作为文明教化的重要议题。也许生产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必然使得社会逐渐从质朴走向文饰。作为先知先觉者，孔子敏锐地感应着时代的脉膊，以服饰的讲求引导人们求雅求美，从而在“百家争鸣”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展开了先秦时代“百花齐放”的服饰文化氛围。
　　
　　也许由中国神话以及《周易》等等文化原典所赋予服饰的严重的命运感和社会治乱的象征功能，使得以天下为己任的孔子对此有着特别的兴趣和热情。而后世人们在服饰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伦理层面与道德积淀，是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呢？还是世俗的教诲？孔子在这服饰积淀的文化创造工程中，是设计师呢？还是如他所说属于介乎拓荒者与后来者的述而不作的文化传递人呢？
　　
　　孔子的服饰学说，这一文化遗产是要梳理的，是要继承的。孔子当年慨叹其道行不通时将乘船到大海上去漂泊去寻觅，难道真的是茫茫九州无一知音吗？特别是在他所津津乐道的服饰方面？孔子曾形式上寄希望于古人，多次慨叹不复梦见周公，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莫不是将无限的希望寄托在后人身上，特别想在今天的我们身上听到遥远的回声？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孔子的服饰学说将是中国服饰文化天地里的永恒的呼唤。

（来源：《饰》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