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五十三街那家图书馆中的中文书籍差不多被我看遍了。有一天经过那里，又想进去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新书。在尘封的书架上，夹在一本冯玉奇的言情小说和一本家庭食谱中，竟发现了一本故诗人徐志摩先生的遗作《爱眉小札》。我倚在书架边，一页一页地看下去，在《眉轩琐语》中四月十四那段写着：“琬子常嚷头疼，昨日看医生，说是先天带来，不即治且不治，淑筠近日又带去中医处，话说更凶，孩子们不可太聪慧了。”

看到此处，一时不禁呆了，这是多么久远的事了！那时我大约只有五岁，但是母亲带我去看上海名医恽铁樵的情形，还记得很清楚。医生说我的头疼是先天带来的，很难治，只怕过不了七岁，就算过了七岁，也怕过不了十四岁，（不想看病，倒像算命）。一番话几乎把母亲急煞。但这个叫琬子的孩子，在千灾百病中，居然长大成人，依旧是常常头疼，唯一的改变，就是没有小时候那么“聪慧”了，这也许是没有夭折的理由。

归来和外子谈起，他说“传记文学今年正要出版徐志摩先生全集，你是他和陆小曼的干女儿，小时又在他家住过，何不写上一篇来纪念他们呢！”

我的童年十分寂寞，父亲游宦在外，很少回家。母亲又终年卧病，我是母亲的独养女儿，更无年纪相等的游伴，所以每当回忆儿时，总是迷迷蒙蒙的一片，像是走了光的照片，什么也想不起来，只有在上海徐干爹家的几个月，不但记得，而且十分清楚，有时连什么人说过什么话，或者穿着什么衣服，都是历历如在目前。但是从何处到上海，离开上海又去什么地方，便一点也想不起来。

那是1928年，我们本来住在北平，后来我父亲任职南京，便把我们母女接到上海。因为南京房子没有找妥，于是把我们寄在徐干爹处。那时徐干爹和干娘刚刚结婚不久。他们是在北平结的婚，地点好像是欧美同学会。我们曾去参加婚礼，据母亲说干娘在结婚前夕失眠，吃了很多安眠药。次日行礼时，还是昏昏沉沉的，由人扶进礼堂。我当时实在太小了，一切都不记得。当然，梁任公那段有名的“致词”，也是一点听不懂了。徐干爹婚后不久，便和干娘一家人迁沪。他们两人破除万难，才成眷属。试想四十多年前，在中国那种半封建的社会中，两个已婚的人，能为了爱情，不顾双方家长的反对与社会舆论的批评，各自离婚而再结婚，实在是非常勇敢，也非常伟大。

我儿时颇颖慧可人，（这是据别人的评语），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见人能说善道，毫不怕羞，非常惹人喜欢。徐干爹和干娘婚后没有儿女，（徐干爹原配张女士生有二子，长子阿欢随祖父居住，次子夭折），见了我大为欣赏，我们到达上海至当日，便收为义女，疼爱非常，过了不久，又认了一位义父，他就是徐干爹去世以后在烟塌旁陪伴干娘半生的翁瑞午。

作者何灵琰六十年代写于美国（未经同意，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