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一点儿世上就没有 邓丽君这个人

姜捷  来源：中外书摘

从北投搬到内湖，再辗转到虎尾，赵素桂终于和邓枢取得了联系，一家人能生活在一起，再苦的日子也撑得下去，职务上的调动使这个家不停东迁西搬。老三长富在宜兰出生不久后，邓枢就调到虎尾大埤乡受训，没多久再调到云林龙岩，流离搬迁的日子总算是暂时安定了下来。

为了替邓丽君寻根，大埤乡公所从户政事务所的存盘中，找出邓家的原始户口资料，证明邓家一九五二年一月从桃园县杨梅镇埔心里，迁入云林县大埤乡南和村一邻二十四户南和路六号，之后再迁往褒忠乡田洋村，因而，邓丽君实际上是在大埤乡出生三个月后，才迁往褒忠乡的。

一九五三年的一月二十九日清晨，也正是那一年的农历十二月十五日，家家户户正洋溢着准备要过农历春节的忙碌氛围，邓丽君选择在这样欢欣的日子来到世间，成为邓家最受欢迎的新成员，即使是物质生活艰苦，对小生命的诞生，大家也都怀抱无限欣喜。

当时，拥挤窄小的农村民宅，只有勉强算是隔开的两房，一间是权充产房的卧室；另一间就是三个儿子同睡的一张木板床。当时的眷村风气的确是邻里之间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分娩时刻一近，助产婆婆、房东太太和眷村妈妈们都从四邻过来帮忙，大冬天里，点煤油炉子烧水，准备卫生用品和婴儿衣物，不久，特别嘹亮的啼声划破破晓的宁静，邻居们兴奋地欢呼着四处报喜：“是个女儿！是个女儿！”三个当哥哥的从呆愣愣地看着大人忙进忙出，到直奔床前“观赏”他们的“新玩具”，知道多了一个妹妹而开心不已。

邓枢得到喜讯不久后，气喘吁吁地跑回家来，连声说：“女儿好！女儿好！”抱在怀里端详半天，喜形于色。天没大亮，左邻右舍的妈妈们早已围过来看邓家的女儿，两位邻家妈妈在一旁压低了声音争执着，其中一位一直磨到过了中午还不肯回家。

原来，当时的台湾眷村生活相当清苦，邓妈妈怀孕时曾对邻人说，三个儿子都快养不起了，如果孩子生下来就送给这位结婚多年膝下犹虚的邻家妈妈，姊妹俩早就私下口头约定，这位妈妈想要抱走赵素桂这胎刚刚生下来的孩子，当做自己亲生的孩子，这一早又看到刚出生的女娃儿这么可爱，说什么也不愿走，抱持着一丝丝希望，巴望着邓家太太记得曾经允诺过的话，把婴儿送给她。但是，怎么可能呢？

怀胎十月的辛苦，抱在手中的满足，日子再穷、再苦也要咬牙撑下去，何况是盼了许久的女儿，无论如何也舍不得送人。邓妈妈一时为难，不禁放声大哭，哭得想要来抱小孩的邻家妈妈六神无主，口头承诺是相知好姊妹的悄悄话，眼见邓妈妈的又疼又喜，谁也不忍心“硬要”，只好奉上了本来是用来“换孩子”的老母鸡、鸡蛋、面线等礼物，黯然回去。

邓妈妈回想这段往事，不禁感谢苍天，冥冥中给她这个可爱的小天使，也感谢邻居姊妹的贴心体己，如果当时那位妈妈坚持要她履行诺言，将孩子抱走，整个中国近代流行歌坛的历史，可能就不会出现“国际巨星邓丽君”，而邓丽君如果没有走上唱歌这条路子，也许她的一生就会完完全全改观了。

急智歌手  成长路辛酸是人生之必然

乖巧，似乎是人们对邓丽君一致的印象。每回她一登台，就先来个深深的鞠躬或侧身优雅的万福，接着一连串的“亲爱的叔叔、伯伯、婶婶、哥哥、姐姐，你们大家好！”这冗长的“邓式招牌问候”并没有为观众带来不耐烦，反而因为她的真诚可爱、乖巧懂事，而让人多生几分疼爱。

然而，邓丽君并不是一帆风顺地在香港意兴风发地红透半边天，她也有属于自己的坎坷要面对。邓妈妈回忆她们在香港也曾受过不少委屈。有时候是些有头有脸的重量级人士邀约吃饭，邓丽君不愿意参加，邓妈妈就要负责“挡”掉，免不了听到一些“端什么臭架子”之类的闲言闲语，她完全不作辩驳，也绝不委曲求全。在她的观念里，自己是个以唱歌为演艺事业的人，不是旧时代的歌女，不用“顾曲周郎”来讨人欢心，更不用说某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难搞“大爷”们。

其次，也有些不很尊重歌手的演唱场合，她也必须去唱，如启德游乐场、旺角新兴大厦的歌厅，或出入分子比较复杂的夜总会。听歌的人边吃边聊，嘈杂而不认真聆听，仿佛台上的演唱只是一种陪衬，让她强烈感受到不被尊重，尽管如此，她还是卖力地唱，并在歌曲与歌曲之间，利用串场口白吸引观众注意力，这一招往往都很成功。

另外有一次，令邓妈妈捏一把冷汗的是在香港某夜总会担任压轴演唱时，座中有几位醉态可掬的听众突然闹场，他们不要听邓丽君与乐队彩排好的歌，反而一路点唱他们爱听的歌。她耐着性子一路唱完了《彩云飞》《南海姑娘》等几首拿手歌谢幕下去，没想到那几位客人却大声地聒噪她再度出场，她无可奈何地笑脸出来，他们齐声要求她唱《帝女花》。这是一首广东歌，对粤语并不是那么流利的她是个为难的考验，她还是很有风度地请乐队起奏。

乐队音乐一起，一群人就开始起哄，“你记得歌词吗？”“粤语你听得懂吗？”邓丽君一分神，起唱的音乐节拍已过了头，乐队只得重来一遍，他们接二连三的瞎闹，前奏音乐一连四次过门，她都开不了口，邓妈妈简直快急死了，连观众都开始为她打抱不平。这时候，她微笑着、优雅地朝乐队做了一个暂停一下的手势，转身向那位一直在带头闹场的醉汉温柔而镇定地轻声说：“可不可以请这位先生您上台和我合唱这一曲呢？”这一招完全出乎在场的人意料之外，恶性嘲弄立刻变得鸦雀无声，继而几秒钟后全场爆起热烈掌声，音乐适时地响起，她返身顺利地唱完整首歌，在久久不歇的掌声中，平安无事地回到后台，化解了一场情势紧张的意外，邓妈妈每提起这件事都赞叹女儿的机智。

她过人的机智和应变能力，常能化危机为转机，但也见证了歌星难为，人前风风光光，没有化险为夷的本事，还真有不少歌星泪洒现场，或在后台泣不成声。邓丽君想做一个单纯的唱片歌手，不想做到处演唱、“抛头露面”歌手的心态油然而生，但是在那个年代，歌手成名就是要靠四处登台作秀的生存模式，由不得她。

另外的一种辛苦是疲惫的荣耀，经常唱压轴的邓丽君每当从夜总会唱完都已将近午夜，唱完后出得后台，总有一大票歌迷围着她，请她签名，向她索取照片，其实她那时已经非常非常累了，但还是得打起精神来应付人潮，微笑、握手、签名、给照片，经常是弄到筋疲力竭才罢休，观众的热情真让她又爱又怕。

关于死因的澄清

在这一波新闻专辑化、专辑新闻性的热战中，还引发了媒体对遗体画面处理不当的新闻尺度问题。一般而言，为了尊重死者，是不宜将遗容以近距离画面拍摄呈现的，尤其是中国人一向是以“死者为大”，但电视台和平面媒体都以大幅照片刊出她的遗容，更有甚者，以遗容上所略为浮现的尸斑，指出邓丽君是死于艾滋病。

　　对这项无稽之谈，邓家人一直不予回应，我运用了情报局驻泰好友的关系，前往兰姆医院向院方求取明确的证明，的确是因为流行性感冒所引发的气喘病，因为没有及时送医治疗，且治气喘的喷剂用量过多而导致不治。兰姆医院曾为她两度救治的主治大夫苏美医师，拿出一沓登记了邓丽筠本名，病历号码HN四五八八一的病历表为我们详细说明。

　　邓丽君曾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住院治疗，她的确有气喘的老毛病，还因为感冒而伴随有支气管炎。住院一晚，退烧了就拿了药回去。当时，苏美医师指示她下次来度假时，住旅馆一定要找离医院比较近的地方投宿，因为气喘随时会发作，离医院近才好应变处理，她也听从医师指示住进梅坪酒店，一般在不塞车的情况之下，只要十分钟不到的车程就可以从酒店开到医院了。

　　在过世之前，她最少来过两次，每次都为了呼吸不顺畅，当时为她做一系列的血液和尿液检验，化验单上证明她体内没有艾滋病毒，也没有吸食毒品的反应。至于斑点的问题，苏美医师解释，放过冰库的遗体拿出来在常温之下一段时间，都一定会有不自然的脸色和斑痕出现，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可说是一般常识，他不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言。他为她两度就医，加上最后一次急救，从来不会想到这名有气质的女士会吸毒或得艾滋，因为吸毒或得艾滋的人是从外观就可以立即判别出来的，她完全没有这样的现象。

　　他面色凝重地说：“一般而言，除了提供给警方之外，我们是不随便把任何病人数据拿出来给访问的人看的，但是你们台湾会有这样的传言出来，让我感到困惑，而且十分痛心，这位病人的礼貌、尊重人、悉心接受建议都让我印象深刻。她对人这么好，做这么多善事，她是你们的荣誉，我们外国人都这么尊敬她，我实在不懂，你们自己为什么要这样中伤她！”激动的苏美医师缓下一口气，拿出一张纸，慎重地交给我，哑着声音说：“我可以破例一次，把她的血液报告影印本给你带回台湾去，这是千真万确的检验报告，可以解除你们所流传的疑虑，证明她的确不是死于艾滋病！”我看着他几乎是有些愤怒的脸色，再接过那张影印文件，一个醒目的“NEGATIVE”深深刺痛了我的心，不是我们的人民不爱她、不珍惜她，而是我们的媒体太习惯以臆测来抢作耸人听闻的“独家”，那一刻，我以自己身为媒体人而羞愧不已，泪水大颗地滴在验血报告单上。

　　苏美医师描述，当天如果早到二十分钟，邓丽君其实还是能急救回来的，只可惜那时已是下午五点半，送医的路途被下班尖峰时间的交通所堵塞，救护车来不及赶到饭店，而饭店临时应变而紧急出发的接送车上又没有给予纯氧的急救设备，服务人员又不会实施人工呼吸或心肺复苏术做第一时间的抢救，使她的脑部缺氧时间过长，即使挽救得了她的生命，她也会终生变成植物人。她到医院来时，已经瞳孔扩散、心脏停止，不过院方还是紧急做电击、按摩、注射等抢救治疗，一般只做半小时就宣布放弃的，他们为她做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放弃，医院真的已经尽全力了！

　　在她死亡过程中，她手中始终紧捏着一罐气喘病人常用的“气管扩张喷剂”，关于这点，苏美医师分析也可能是邓丽君致死的主因之一。由于她是哮喘，日常生活中常会间歇性发作，医生多半会开扩张支气管的喷剂给病人，这个喷剂是不能喷太多的，顶多喷个两次，没有效果就不能再用，因为这种喷剂的原理是压缩心脏，使气管扩散让空气涌入，有可能会引起心脏停顿，这些常识他们在给药之前都会向病人详细说明，但是，病人如果一时吸不到空气，乱了方寸，把喷剂拿来当唯一的救命用品猛喷，就极可能会引发心脏的不适，造成更不利的状况。

　　由于亲人不在场，饭店的经理不知该如何决定，警察到了医院勘查，判断不是犯罪案件，并没有他杀嫌疑，也没有解剖的必要；史蒂芬稍后赶到医院来大声要求任何人都不准碰她，同时也在诊断书上写着不要碰她，直到家属赶来处置，同时院方也了解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有尊重亡者保存“全尸”的观念，所以医院并没有做解剖探查。果然，邓家人赶到医院时，也希望让她平静地走，不要再折磨她的身体，苏美医师便在死亡证明上签下了“哮喘”的死因。

躲成龙 只是不愿从非音乐人手里领奖

　　红遍好莱坞的香港武打明星成龙在他所著的自传中曾提起，自己太粗心大意，不会替别人着想，忽略了一段好感情，并没有谁辜负谁的问题，他与邓丽君的感情已经转化为非常诚挚的友谊。邓丽君过世时，他成为被追逐访问的对象，然而成龙只是感伤地说：“她心地非常好，连蟑螂也不忍心踩死，她一定可以上天堂的。”把自己投入拍片的忙碌中，压抑住伤痛。

　　邓丽君与成龙在香港就有点头之交，那时邓丽君已是红透半边天的熠熠明星，两人并没有什么交集。过了一段时间，两人名气越来越大，相对事业也越来越忙，更没有时间碰头。

　　一九七九年，成龙到美国拍片，邓丽君正好在加州读书，过着平静的学生生活，两人异地相逢，又没有亦步亦趋的媒体窥伺，邓丽君比较放心地尽地主之谊带他四处走走。邓丽君是个心肠很好的女孩，他乡遇故知，她总是非常热情地接待他，两个年轻人也很聊得来，加上两人背景相似，邓丽君从小辍学唱歌，成龙自小练武，读书时间也少，两人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凭着努力想出人头地，邓丽君少不了体贴地多照顾他一些，邓妈妈也邀请他到家中做客，还请他喝了家乡才有的绿豆汤解馋。其实，那天到家中来喝绿豆汤的还有陈自强等电影工作人员，邓妈妈煮了一大锅，他们喝个精光。

　　那时他正在忙着拍《杀手壕》，工作之余把握仅有的休息时间出去走走，去看日落、拍照、溜冰、唱歌，或找特别一点的地方吃不一样的东西。有时邓丽君带他去，有时他带邓丽君去，玩得颇为开心；但是成龙心中一直有着莫名的自尊在作祟，觉得邓丽君高贵而浪漫，自己却显得不够认真，配不上她的纯真、热诚，拍完电影他返回香港，时空距离使本来若有似无的感情随之淡然；那时的他太热爱拍戏，没有人可以跟电影来“争夺”他的心。

　　邓丽君不会刻意追求“有缘没有分”的爱情，她非常清楚，没有爱情火花，一样可以做好朋友；邓丽君也忙于自己的学业以及海外的演唱事业，两人几乎没有任何联络。邓丽君回香港后，有一次两人在香格里拉酒店的电梯内不期而遇，她大方地微笑和他打招呼，友谊在剎那间更为明确，两人仍旧成为可以聊聊的纯朋友。

　　这段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邓丽君在香港音乐节中获得“最佳女歌手”的奖项，在主办单位有心的隐瞒下，邓丽君并不知道颁奖人是成龙，应该领奖的她转身匆匆走开，他也愣了一下随即追了上去，颁奖仪式是电视现场转播，一个逃、一个追的画面，让所有的观众都看傻了。那时两人的绯闻还在流传着，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邓丽君是因为避着他，才不愿从他的手中领奖，转身就走。

　　但事实上，邓丽君对她的经纪人说：“我并不是因为这样才不接受他的奖，那天颁的是音乐奖，在美国的格莱美奖或其他国家的音乐节任何奖项，颁奖人都是在音乐领域中的专业人士，音乐人颁奖我当然可以接受，我为什么要从电影界人士的手中领奖呢？”因为她看重这个音乐奖，觉得那是音乐界隆重的仪式，不应该由活跃在完全不同领域的人来授奖给她，这是她身为歌手的自尊。

　　这件事之后也不了了之，他们一直维系着良好的友谊。邓丽君也很为他高兴有个很好的妻子，甚至于在她去世前四天，她还打过电话找他，但是他当时在日本仙台拍戏，邓丽君并未留下联络电话给秘书，只说稍后再拨，却一直没有再打来。到底她那时找他是像平时一样的只是闲聊几句还是有事？完全不得而知，成龙再也问不到她本人了。

（摘自《绝响——永远的邓丽君》，现代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定价6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