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如厕与身体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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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如厕与身体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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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狭隘的“男女平等”观念
1999年初笔者曾先后在北京飞机场、燕莎商场以及东单某胡同的公厕外作调查,计算男女在不必排队的情况下如厕所需的时间,每次统计为30人次。结果发现,上述三个公厕男女如厕的平均时间分别为:男52秒、女2分20秒,男50秒、女2分55秒,男33秒、女75秒。平均起来,女人一般上公厕的时间约为130秒,大约是男人的三倍(45秒)。
换言之,若按照男女上厕所需要的时间,每间女厕的人数容纳量应该是男厕的三倍左右,才能真正公平照顾男女的不同需要。
但现实情况刚好相反,大部分国内男、女公厕面积相等,有时还是男厕比女厕大。即使面积相等,往往是厕格数目相若,而男厕却有多个女厕没有的小般器,因而导致男厕的人数容纳量远远大于女厕。以西单商场厕所为例,女厕有6间厕格,男厕同样有6间厕格,却另有8个小便器,亦即男厕每次能有14人同时如厕,女厕只有6人,这个比例是大部分公厕的常态。即使商场的女性游人明显较男性多,情况依旧。以西单商场厕所为例,平均每130秒可以有6个女性如厕,男厕却能有42人如厕,是女厕的七倍,难怪许多女厕都出现非常严重的排队问题。
自我压抑与禁制的身体政治
与男性朋友提及这次这研究,他们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公厕便是公厕,跟女性主义有什么关系?”“不过是男人站女人蹲,有啥特别!”然而10位女被访者提及公厕都无限感慨,大吐苦水。30岁的李玲更因此患上肾结石,她说:
某些女性需要长久在户外工作,上厕所问题相当严重。
李玲是工程师,经常要到建筑地盘巡察,一去就是半天,不方便上厕所就经常忍着。她说:“这些建筑地盘往往只有男厕,而且奇臭无比,满地是尿。我能忍就尽量忍,回家才撒尿。”
发现女子大都习惯了忍尿,上街前尽量少喝水,尤其是在去电影院、音乐厅,或坐长途车、去往较脏的地方的时候。事实上,公众演出场馆、学校、图书馆、商场等人流稠密的地方,常会出现女厕大排长龙,男厕出入自如的情况。
如今学校与其他公众场所的厕格不足,女学生少饮水、上厕所排长队、忍尿、课间休息没有运动而去排队,都成为习惯甚至“正常现象”。这不单对女性的生理健康构成慢性伤害,损害新陈代谢、肾功能及排泌系统,容易出现膀胱炎、肾结石等疾病,更严重的是在自我认同与心理健康上令女性自幼以为女性身体就是麻烦和负累,因此习惯性地压抑、掩饰与否定身体,难以正面接受和欣赏自己的身体,自我形象低落,甚至认为球场等公众地方是与女人无关的男人世界。
67岁的英姐是惟一不受排队困扰的被访者,因为在英姐成长的年代,所有公厕都是男厕,没有女厕,女性大小般都在家里房间的马桶解决。也就是说,女性被困囿在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三步不出闺门,更不能随便走进属于男人的公众领域(public sphere)。英姐说:
童年在广东省潮州一个小镇长大。家里房间会放一个马桶,每天大小便都在里面,三五天便会滋生蚊虫、发霉发臭。我们就睡在旁边,极不卫生,故两三天必须拿到外面粪池倒掉。这个粪池就是男厕,男人不单在上面大小般,也带着毛巾肥皂去洗澡。但这些公厕都是露天,高只及胸口,故女人都不能去。我们女人洗澡也是在睡房间……
目前在上海某些旧区的弄堂,公厕也全是男厕而没有女厕,仿佛女人根本不应外出活动。
女厕的出现与普及代表女性走进公众领域的合法性,但英姐对于引入西方隐私观念(privacy)的现代独立厕格坐便器,却不以为然,因为“根本不会有妇女够胆坐下来”,“我宁愿用旧式蹲厕,至少不必蹲马步”。英姐取蹲厕而舍坐便器,委实是对现代文明的莫大讽刺。
更有趣的是英姐的女儿June从来不上公厕,而只去五星级国际大酒店内的厕所。June今年30岁,任职财务公司经理,是惟一使用英文名的被访者。她说:
那些横街窄巷的公厕又脏又臭,谁会去呢?难道要我一身名牌去这些厕所?上国际大酒店的卫生间就不一样,亚婶打点一切,一尘不染,出入都是老外,非富即贵,文化素质高,档次不一样,上厕所也舒服许多。
对June而言,阶级显然比性别更为重要。上公厕不仅是解决生理需要,更重要的是确定其优越的阶级位置与身份,透过他者化(otherization)而把自己与那些去往胡同公厕的女人分辨开来。可见“女人”其实是充满阶级、社会、城乡与年龄差异的类别。在June的阶级与种族想象里,“老外”便等同为“非富即贵”、“文化素质高”、“档次高”。问题不在于这种想象的真伪,即使是一厢情愿的想象,这个想象也在真实地导引着她的身体行为,而她也必须在特定的社会阶级与文化想象下,身体才得到释放。
June把大酒店的厕所称做“卫生间”,或用英语说toilet,与老百姓大街小巷的“厕所”划清界线,透过命名(naming)而划出文化与阶级“档次”。其实她在大酒店卫生间内一样蹲马步而不肯坐下来,只不过经过June一系列的阶级阅读与建构,不单观念上划出阶级差异,身体反应、生理调节以至主观感受与行为也截然不同。
永没人坐的坐便垫圈
记者在这次研究里发现,没有一个被访女子会坐在坐便器的垫圈上,全是蹲。39岁的徐丹就表示:
稍微有点卫生常识的女子都不会坐在坐便器上。男女生理结构不一样,女子尿道与阴道贴近兼外露,皆容易受感染。我便曾经因此患上阴道炎,花了几千块,还未彻底痊愈。从妇女角度看,旧式蹲坑反而更卫生,也不用那么辛苦。尤其大便时,哎哟,简直是虐待!蹲马步蹲几分钟,大腿酸软难受,全身肌肉绷紧,非常可怕,对身体健康绝对有害。
10位被访者都表示,她们尽可能不在公厕坐便器上大便,即使需要排便,也忍着回家,或到蹲坑处大便。这当然对身体有害,但在公厕坐便器大便,确实令女子异常不便。22岁的遥遥说:
如果小便,我一定蹲马步。大便就不行,我一定整个人蹲在坐便器上。有时穿高跟鞋,便像玩平衡木般把鞋准确地放在坐便器边圈上,非常危险。我还会把几张卫生纸放在坐便器里的水面上,以免大便时,里面的脏水会反弹上来弄脏屁股。整个人蹲在坐便器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尿撒到坐便器外面,因为方向根本就不对。
从人体科学的角度看,坐便器原本让人们在轻松舒适的状态下排便,而坐便格也引入隐私权(privacy)的概念,不像旧式蹲坑那样几个人一排排蹲着而一目了然。但由于公厕的设计没有考虑到女性的独特处境,坐便器根本不能发挥作用,反而变成负累。
几位被访者都提到栏杆扶手的重要。以前的厕所设计,大多从男性的经验与需要作依归,没想到蹲马步的问题,故厕所内没有扶手。即使是蹲坑,扶手对于老年人、小孩、孕妇、膝关节乏力或行动不便者也都非常重要。除了扶手外,挂物钩与灯光都是急待改善的公厕设施。27岁的陶茹就有深刻体会:
中国的蹲厕统统没有挂物钩或杂物架,更没有摆放婴儿的地方。有一次终于出事。我整天在外面,午饭那间餐馆又没有厕所,只好走半里路到胡同蹲厕。我拿着手袋及两包东西,单手褪下裤子,再把手袋及包裹一件一件盖在大腿上。就在蹲下来的一刹那,钱包从裤袋溜下来,落在五米下的粪坑。噢!真是欲哭无泪。身份证、单位证件、电话本子以及一些纪念价值的字条都在钱包内,非常心疼。
陶茹还提到灯光不足对妇女的滋扰。她某次晚饭后独自走到某胡同公厕,才发现根本没有灯,完全漆黑一片。她说:
我当时犹疑片刻,但实在需要,还是摸黑入内。怎料如厕时有一位男人走入,就在我旁边小便,我不动声色准备离开,他却挨过来用手摸我,还装做失重心跌倒。我非常愤怒,便骂他。怎料他说天黑入错女厕,内里没有灯才无意中碰到我。他还恶狠狠地说,看你如此丑陋,哪有男人肯非礼你!这就是男人的暴力……
公厕不足是全国性的大问题。以北京为例,由市环境卫生部门管理的公厕约6800所,但在主要街道的仅200余所,其余的都在胡同与街巷内。主要街道公厕平均1.5万人才有一所,而西单、王府井、前门等繁忙地段,平均10万人以上才有一所,公厕严重不足。联合国环境报告指出,中国城市人均拥有厕所的比例居世界末位。如总长1.5公里的著名商业街西单北大街,平均每天购物的约10万人,整条街道却只有一所公厕。中午是购物高峰期,每5秒钟就有一人进出该厕所,候厕人流拥挤不堪。女厕更是水泄不通,如厕极为不便。按照国家卫生城市标准,每平方公里至少要有30所公厕,繁忙闹市地区每隔200米应有一所,次要干道每500米应有一所,但全国尚未有任何城市达到此要求。
事实上,北京6800余所公厕中,不通排污下水道的粪井共4000多个,只是偶尔清洁地面,臭味自难消除。难怪国内厕所氨与硫化氢的含量远远高于国际标准量,恶臭熏天。
国家建设部把公厕的质量分为四类:一二类要有独立便器、洗手池、自动冲水器、梳妆镜、强制通风系统、挂物钩,全天保洁,专人管理;三四类是沟槽式,有隔档设施为三类,无隔档为四类。可是,即使在首都北京,一二类公厕加起来仅120余所,占总数2%,三类750所。也就是说,北京八成以上公厕乃简陋恶臭、完全不符合基本要求的坑厕。而北京旧城区还存在大量旱厕,内部没有上下水,蹲位间无遮挡,通常都没窗门与照明,无人清洁,长期恶臭,肮脏。难怪国内媒体已有上万篇批评公厕质量的文章,国外的新闻媒体更把中国公厕描述得异常恐怖恶劣,严重损害中国形象,但大部分报导却与事实相符。
1994年国家旅游局在全国对旅客作过调查,发现49.4%的旅客对公厕“极不满意”,在旅游服务项目中,对公厕一项毫无例外地填上“差”或“很差”。部分旅客甚至说:“公厕给我们的苦恼已经远超过游览的乐趣。”“连厕所也搞不好,还说什么现代化。”
又发现,国外女游客对国内厕所尤为不满。苏珊是10位被访者中惟一的外国人,她提及在一个周末中午去逛西单商场的经验:
当时我在商场外面看到长长的人龙,全都是女性,以为是在抢购最新最便宜的什么产品,便跟着那三四十人慢慢走,到了尽头才知是排队上厕所。但最令我受不了的不是排队,而是脏与臭。尤其是胡同街角的公厕,通风不足、排水堵塞、灯光昏暗、长期恶臭,连灭蚊除臭药剂也没有,实在难以忍受。难怪许多人说中国公厕是”用鼻子闻出来,捂着鼻子进去,掂着脚尖出来“。……为什么中国人自诩食物的高水准,但对饮食后的厕所素质却那么漠视甚至鄙视?
苏珊又引述她在英美成长的经验,评论中国的现代化:
世界现代化大城市的公厕,已走向高雅、环保、干净、美化的多功能向度……譬如英语厕所通常叫restroom,就是休息室的意义,甚至叫King与Queen,即皇帝与皇后。高档厕所会摆设干花、香水、名画、缎带,甚至写上轻松字句,令人们真正享受、休息。譬如英美社会都规定商场、加油站等公众场所要划出地方作公厕,而且厕所内都应有镜子、卫生纸、盥洗盆、香皂器、吹干机等设备。
笔者认为,关键显然是观念问题。一方面是各家自扫门前雪的惟我排外的狭隘观念,中国人严重缺乏公德心,传统文化对自我空间的尊重极为不足。加上宋明以后对性事越发禁制,连带跟性相关的事,只要不是为着生殖,皆赋予负面价值,因而夸张地重视饮食,但又严重鄙视厕所活动。
我们需要一场公厕革命。
(本文摘自 2003年第6期 《中外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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