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贸易环境与结构的转变

       新加坡的自由贸易首先给本地及柔佛一带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的商机，许多当地商人以新加坡为基地，与爪哇海地区贸易商进行农产品交易，而这些农产品大多是由蜂拥而至的武吉士商人带来的。

       早在欧洲人进入东南亚之前，来自西里伯斯岛[1]的武吉士人[2]一直是附近海域主要的海上贸易商，也是马来半岛、廖内群岛区域的强势团体。荷兰占领廖内群岛后实施征收贸易关税的政策，使廖内群岛的地理优势丧失，也同时引发了荷兰和武吉士的权力之争。1820年2月，武吉士人阿容•比拉瓦成为荷兰殖民地的通缉犯，在他的带领下，大约500个武吉士人乘坐快艇从廖内逃往新加坡。他们受到了法夸尔的热烈欢迎，法夸尔不但拒绝了荷兰关于驱逐阿容• 比拉瓦的要求，反而为他们提供庇护。作为回报，这群武吉士人将武吉士群体控制的贸易引至新加坡。与之相关联的一些存在已久的中国、印度及阿拉伯贸易商也渐渐受到新加坡的吸引而移居至此，从此，这些东南亚传统贸易网络在新加坡日渐活跃起来。

       由于新加坡从殖民地成立初始便是一个无税港口，这是它与其他东南亚港口最显著的区别。当其他港口开始意识到无税港口的优势时，新加坡已经遥遥领先。

       眼见新加坡港口的日益繁盛，荷兰也开始意识到无税港口的优势，并试图仿效新加坡，分别于1829年、1834年、1837年和1847年宣布其殖民区域内的主要地区廖内、坤甸和三发、苏卡达纳、望加锡为无税港口[3]。随后其他许多国家也纷纷效仿。尽管这导致竞争变得激烈起来，但新加坡已然领先于东印度群岛中的其他各港口。新加坡的自由贸易政策开始闻名于世，商人们看重的是这里没有对不同种族的官方干涉或不公平的优惠待遇。新加坡的贸易团体则将新加坡港口的无税自由贸易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尽管他们要为此面对英国各级统治者试图通过征税增加国家收入的压力。

       于是，依靠优越的地理位置与自由贸易的环境，新加坡逐渐成为附近区域海上贸易的枢纽与重要的商业重镇。人们从附近的各个岛屿上将海峡农产品[4]送到新加坡，用来交换纺织品、金属、食物和其他产品，新加坡商人则将这些农产品，送至各个消费国。随后东印度群岛、伊比里亚半岛、暹罗以及中南半岛部分地区也逐渐开始与新加坡进行贸易往来。

       1820年，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亚历山大•劳里•约翰斯顿决定在新加坡创立自己的事业，开设了新加坡第一个贸易站[5]。之后，各类贸易站纷纷设立，存储货物的仓库也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在新加坡河的两岸。贸易站在新加坡的盛行让这里的商业气氛更加浓郁，商业发展得到不断促进。当越来越多的欧洲公司进驻新加坡从事于亚洲各方的贸易，它们需要大量的中间经纪人作为桥梁协助交易。由于大部分的新加坡本地人或附近区域的马来人缺少同欧洲商人进行贸易的经验，因而在克莱福德的建议下，寻找那些“双方都可信赖的中间人”来作为贸易的经纪人，于是，那些既会说英语、马来语，还精通欧洲贸易方式的华人即成了理想的人选。自从新加坡成为英国殖民地后，越来越多的华人从马六甲海峡附近区域迁移过来，华人团结勤奋、成立互助协会的传统，使他们逐渐成为了新加坡乃至东南亚地区商业的主力军。

       除了区域性的产品贸易以外，转口贸易也在新加坡迅速发展。各国商船渐渐将新加坡作为中转港口，将货物卸在港口暂存，在这期间，很多货物（进口制成品和海峡农产品）就在新加坡进行重新加工、包装或分类，然后再由另一艘商船出口到其他国家，以此获取转口利润及加工利润。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作为一个殖民地港口，新加坡的贸易市场主要是由亚洲范围内的贸易网络构成。其中，东南亚贸易占了新加坡总贸易量的25%，来自印度的贸易约占新加坡总贸易量的25%，中国贸易大约占新加坡总贸易量的12%，新加坡与马来半岛陆地区的陆路贸易极少（不到5%），这也表明了在这一时期，新加坡主要以海上贸易为主。

        随着新加坡贸易量的不断增长，商业网络在联合运输、海上航线、功能协作（贸易、人力、商品交换和资本流动）以及社会构成方面相互交织。这些商业网络不仅为殖民地提供发展所需的资源，还提供不同地区的劳动力以及创新的模式，最终使新加坡发展为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作为一个无税港口和开放的商业中心，新加坡采取无限制移民政策，使贸易商和工人能够自由往来，这也是这也是新加坡得以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十九世纪中期，这个港口城市已经成为一个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组成的多元社会大家庭。政府依据不同的种族和职业划分出不同的社区，他们生活于不同的公共空间，但却在共同的贸易市场中交相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