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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门宴赏析(转)

(2012-09-07 16:4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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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人在高一

情节·人物·语言

——《史记·鸿门宴》赏析

写作提要:

(一)《鸿门宴》的作者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他的《史记》,不但忠实于历史的真实,成为后世历代研究西汉武帝以前历史的珍贵资料,而且开传记文学之先河,为后世留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二)《宴门宴》中情节、人物、语言特色的分析。

.在情节上,作者以情节故事化的手法着重突出了宴前项羽发怒、刘邦问计,宴中项庄舞剑、樊哙闯宴,刘邦私逃几个场面,将惊心动魄,曲折回环的斗争过程勾勒出来,生动形象的再现历史真实。

.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鸿门宴》更多使用了文学手法,逼真地再现历史人物风貌。传统看法认为司马迁褒项贬刘,但笔者认为司马迁作为历史学家,客观公正地再现历史人物,使用文学笔法是突出其本身固有的特点,而不是创造性地塑造人物形象。

.《鸿门宴》语言特色,主要表现在叙述语言的简练和人物对话的口语性。从文学角度看,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善于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点。

.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前145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二十岁那一年开始了漫游生活。“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中国文学史》第一册。以下引文同)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丰富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根据司马迁写于太始四年(前93)的《报任安书》“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证明《史记》基本完成。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

以下就《史记·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一节故事情节、人物、语言等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求指正。

一 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

在鸿门宴之前,项羽打败秦章邯军,声威大振,以致“项羽召见诸侯将”,(《历代文选·项羽本纪》下同)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的力量,可谓空前强大。刘邦此时间道而入,破咸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在秦地百姓中取得良好声誉,为占据关中地区打下了基础。对于趁乱起兵,诛灭暴秦,能得到一块理想的地盘立国称王,刘邦和其他起义军队首领的愿望莫过于此。但项羽不会让刘邦圆他的梦,而且刘邦的举动招致项羽大怒:在项羽看来,出身于楚国将门之家的他,从江东到中原,屡立战功,其功绩非出身小吏的刘邦可比,更何况钜鹿一战,收伏秦军主力,秦朝被他颠覆,而刘邦竟先他而入关中,岂非是让他受强敌之苦,刘邦得秦地之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楚怀王兵分两路,由项羽、刘邦率领分头向秦进攻。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项羽本纪》)这是一颗很诱人的胜利果实,志在必得的项羽却被不曾料到的刘邦抢先,由此激起了项羽的怒火。自高自大的项羽不顾毁约之嫌,使当阳君等奋力击破函谷关,以到了不惜全力的地步。恰在怒火冲天之际,又有火上浇油的曹无伤暗中告密,说刘邦“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鸿门宴》下同)难怪项羽立刻下令“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一场一触即发的大战就要发生。鸿门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事件。两军相比,项羽占明显的优势。拥有十万兵力在霸上的刘邦与项羽在新丰、鸿门的四十万大军是无法对抗的,项羽军中有着很高地位的谋士范增又在极力鼓动项羽向刘邦进攻。刘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让读者捏出一把汗,而他自己却浑然不知。文章至此已造成先声夺人的气势,在情节上一开篇就出现波涛,震人心魄。历史上有时会出现一些戏剧性的巧合:刘邦手下有个曹无伤向项羽告密,项羽手下的项伯又通过张良给刘邦通风报信。曹无伤是个见风使舵的小人,倒向项羽一边是看项羽势力比刘邦大,身在汉营心在项羽。结果却让项羽不当回事的给出卖了。而项伯是个忠厚讲义气的人,但缺少政治谋略,拿军机当儿戏。他本无心于刘邦,在项羽军中地位也很高,却被刘邦拉了过去。刘邦很会做人,像溺水之人抓住稻草一般,抓住了张良,转而求助项伯搭救。刘邦的机敏和项羽的轻信,将战场的斗争转为宴席间的政治斗争,使鸿门宴暗藏杀机。对项羽这边来说,天赐良机,要攻杀的对象自己送上门来,擒杀不费吹灰之力。而刘邦小心谨慎,卑辞恭貌,试图换取项羽的信任。双方的较量由明转暗,老谋深算的范增清楚刘邦潜在的威胁,又恼恨项羽不按计行事,必欲将刘邦除去而后快,因而使宴会险象环生,气势咄咄逼人。樊哙带剑拥盾闯入宴席,局面顿时紧张。英雄相惜的项羽不但没有责怪,反而赐酒设座,这给了刘邦脱身的机会,冒险成功,安全返回。

在情节的设计上,司马迁善于安排故事发展的一张一弛,使故事引人入胜,欲罢不能。首先是宴前造势,项羽的咄咄逼人和刘邦的惊慌虚伪,一开始就把双方推向矛盾的浪尖。形势急转而下,由起义军与秦王朝之间的斗争转为项刘之间争夺天下的斗争。项强刘弱,外有范增极力怂恿,内有曹无伤告密,刘邦虽有防备,却根本无力抵挡挟势而来的项羽大军,情势危急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在这紧张的当口,项伯感念旧恩,欲救张良,反而被张良引见给刘邦,替刘邦缓解了危机。这是故事由张到弛的一个回合,也留下悬念:项伯能说服项羽打消进攻刘邦的计划吗?宴会斗争,表面上的平静和暗中的较量平行交错,下决心要杀掉刘邦的范增,使宴会气氛再趋紧张。项伯拔剑与项庄对舞,一攻一守,心照不宣,使气氛更趋严峻。情节进一步趋向高潮,紧张而生动的场面波涛汹涌,骤起狂澜。刘邦此时既便有项羽的袒护,但若项庄的剑“误杀”了他,恐怕项羽也不会为他而伤自家人的和气,更何况项羽至此还没有完全相信他。项庄舞剑是出自范增的主意,却是项羽同意的,也许项羽不好意思背弃承诺,也想借机让别人杀了他呢。看来依赖于别人,自己随时都会有性命之忧。樊哙撞倒守门卫士,闯宴怒视项羽,项羽“按剑而跽”,使紧张的气氛达到高潮。如果项羽发怒,如果项羽身边的人与樊哙动起手来,或者项羽拔剑冲向樊哙,鸿门宴不止会演变成流血冲突,更可能会改变历史。但故事在高潮中回落了,项羽不怪樊哙,反而英雄相惜称其为壮士,赐酒赐座,让紧张的气氛逐步下缓。坐不安席的刘邦趁机托辞离宴,紧急策划脱身之计都没引起项羽的怀疑,等到刘邦轻骑简从,抄小路回营,张良代表刘邦献礼,项羽相信刘邦正如张良所说,所以“受璧,置之坐上。 宴会结束,刘项冲突转为平缓,刘邦暂听命于项羽,接受项羽的分封,去做汉王。整个宴会,作者善于抓住事件突出的方面,张驰有度,波澜起伏,对宴会的场景着墨不多,却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比如樊哙闯宴一段,南宋人刘辰翁说:“历历如目睹,无毫发渗漉,非十分笔力,模写不出”。(《中国历代文论选》)司马迁虽然书写的是历史真实,但在文学性上,将历史事件线索安排紧密得当,回复照应,使之具有极强的故事性。开篇提到曹无伤向项羽告密,刘、项相见后又通过项羽之口说出,结尾曹无伤被刘邦诛杀,没有出场的曹无伤在这场斗争中引人注目,他的命运关系到刘项斗争结果,也衬托出刘项的性格特点。另外,情节环环相扣,结构缜密,一层为一层铺垫,层层展开,将斗争推向高潮。刘邦占据关中,曹无伤告密,引出项羽大怒,要发兵攻打刘邦。形势危急之下,项伯为救张良,交待了刘邦决定前往项羽营中解释的原因。鸿门宴上,范增的表现,樊哙闯宴都与前面这些内容相呼应,出现的戏剧性的巧合,往往在关键时候扭转乾坤。情节细节化的描写,不仅真实生动,而且有力凸现出人物性格特征。故事化的方法,避免了平板的叙述,使人物形象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人们都能看到这些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

二 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

《史记·鸿门宴》中人物形象的丰富饱满,生动鲜明,不仅得力于司马迁对材料的取舍和安排,而且也得力于他使用了多种方法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他尽力避免一般地梗概地叙述,而是抓住主要事件,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动,使人物性格突出。对于一场浩大的军事行动,作者寥寥几笔就交待清楚。破关而入,攻城守战,均一笔带过,突出项羽的一怒。鸿门宴中,繁琐礼仪,推杯换盏都舍去不写,而专抓住范增的示意,项庄舞剑,樊哙闯宴,刘邦私逃几个环节加以渲染,把人物推到矛盾冲突的尖端,让人物在紧张的斗争中,表现他们各自的优点和弱点,表现他们的性格特征。在鸿门宴中,盖世英雄项羽的表现坦率而少谋略,既没有钜鹿之战的豪气,也缺少后来垓下被围,乌江自刎时的悲壮,显得优柔寡断,则愎自用。钜鹿之战把项羽的地位推向顶峰,唯我独尊。所以他不顾当初的约定,听到刘邦已入关中后,勃然大怒,破关而入,直指刘邦兴师问罪。刘邦的假意奉承,又让他立刻心软了下来,不但轻易相信了刘邦的话,而且胸无城府地把告密人坦率告之,导致曹无伤枉送性命。在他的眼中,曹无伤本来就无足轻重,他相信自己的实力,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这种盲目的自高自大害得他后来孤单无助,四面楚歌,许多原来对他抱有希望的人都离他而去,比如韩信、范增。在战场上,项羽神勇异常,气魄惊天撼地,但是在政治斗争上,幼稚天真。他看不清当时的形势,只想着为楚报复暴秦,坑杀秦兵,火烧秦宫,大封诸侯,快意恩仇,然后衣锦还乡。他斗不过刘邦。刘邦也不轻易相信别人,当张良向他告知项伯带来的消息时,他怀疑张良,但马上又转变了态度,对项伯卑辞恭貌,和张良一样的与之称兄道弟,既拉拢项伯为他在项羽面前说好话,也感动了张良,让他们在宴会斗争中时刻保护着他。刘邦是虚伪奸诈,善于委过于人的。做关中王是他的梦想,一旦得以实现,他便有些得意忘形,真的去做准备了。当形势不利,危难当头之际,又立刻翻脸不认人,推出替罪羊来。张良问他“谁为大王为此计者?”刘邦的回答是值得品味的:“鲰生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称建议的人为鲰生,含有轻蔑贬低之意,果有此心,当初又怎么会采纳呢?当然,刘邦的委过是遮遮掩掩的,和项羽直通通地就把曹无伤出卖了不同。项羽本来就没把曹无伤当回事,所以他是缺心眼的坦率,性情使然。而刘邦却是唯利是尊,见风使舵,表现出内心的奸诈。明明是自己做的,却说是别人出的主意,甚至让人怀疑有没有鲰生这样一个人。刘邦是怯懦的,当听到项羽兴师问罪的消息时,大惊曰:“为之奈何?”手足无措,窘相毕露。世人多以人品行为论刘项,刘邦的奸诈使谋确实让人不喜欢,但刘邦却是一个政治家,他能做到入关后,“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克制欲望。也能做到张良向他提出意见后,欣然采纳。在鸿门宴中,更显英雄本色的,是刘邦,而不是项羽。小说评论家在评《三国演义》关羽单刀赴会时,击节称赞,称作千古佳话,那是作小说,虚构成分多。而刘邦赴鸿门宴,这是历史的真实。我们仿佛看到外表战战兢兢的刘邦,轻骑简从,辞卑色恭俯首在趾高气扬的项羽面前,但内心却坚忍冷静,审时度势,权衡天下于胸腹之中。以成败论英雄未免太极端,称刘邦是英雄不是说他成功建立了汉朝。单是就鸿门宴一节来说,刘邦就表现出非凡的胆略。明知凶多吉少,他还是亲自去项羽营中。他善于利用人,也善于抓住机会。本来是项羽心腹大将的项伯,在宴会前就为刘邦说好话,用“道义”束缚项羽,在宴中与项庄对舞,处处回护刘邦。他能够在项羽泄露曹无伤出卖了他时,不动声色,回去后果断处死曹无伤。他的懦弱是一个平常人遇到这种事后都有的惧怕,范增几次举玦示意都让他胆颤心惊,项庄舞剑,更是生死悬于一线。人们或许会嘲笑刘邦,但刘邦不逞匹夫之勇,在项羽面前,他能委曲自己,甚至在部下面前,也不掩饰他的这种恐惧。目的达到了,他就开始为自己安全逃离做精心的安排。这就是大丈夫,能屈能伸。可以说这就是政治家的深谋远虑,也是做为个体的人的阴险狡诈。项羽在鸿门宴一开始就输给了刘邦。他太过于相信自己,自高自大,目空一切。在斩宋义,夺帅旗时,他是卓有眼光的。他的胜利蒙蔽了他,让他居高临下,看不清敌人,也看不见自己。这种目空一切,刚愎自用的风格让他在宴会上,不理会谋士范增的暗示,对项伯袒护刘邦听之任之,一点也不戒备。就连刘邦逃席,私自潜走都不去追究,足见其仗势狂妄,思虑肤浅的性格。这种人做人是让人敬佩的,有侠义之风,做政治家注定要失败。在鸿门宴上,刘邦笼络部下,让部下肯为他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甚至敌营中都有人肯为他出力。项羽却连唯一的谋士的话都听不进去,弄巧成拙,内部先见离心,这也证明后来的失败成为必然。

在鸿门宴中,还有几位值得称道的人物,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张良和范增,一个是刘邦的宾僚,一个是项羽的谋士。就其地位而言,范增在项羽军中号称亚父,张良对刘邦来说也很重要。两人的头脑都清晰冷静,善于分析局势,对各自的辅佐对象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作者通过他们的言行,让读者绝不混淆。范增给项羽出谋划策,提出建议,没有商量的余地,说出的话就是决定的事。宴席上,他见项羽不按预定的计划行事,干脆独自做主,找来项庄,让他在宴席上刺杀刘邦。事败之后,公然大发雷霆,击碎玉斗,指桑骂槐。从一开始的得意到最后的悲观失望,表现出谋略胜人的老谋士的无奈。张良从开始到最后都异常冷静,善于分析局势,也表现出他的忠贞所属。按理说,大难当头,项伯来救他时,他跟着项伯逃走也是常理。但他没有背弃刘邦,反而向刘邦出主意,要刘邦利用项伯。在宴席上,时时关注刘邦的安危。在最危险的时候,临危不乱,运筹高度自如,最后又独挡一面,在刘邦逃走后向项羽、范增送上礼物。他对刘邦是忠心的。尽管刘邦起初对他与项伯的关系有些怀疑,他却不计较,仍替刘邦做周密的安排。对项羽的态度不卑不亢,有理有节,礼仪周全,显示出与范增不同的儒雅风度。在鸿门宴中,怒闯宴席,“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的樊哙,其豪爽勇猛之形态跃然纸上,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樊哙却不只是勇猛之徒,他的一番话表明他也深知谋略,善于政治斗争。正是他的话,印证了项伯给项羽为刘邦求情的话,才使形势转向缓和。同样作为项羽猛将的项庄,拨剑起舞,意欲刺杀刘邦,似巧实拙,与樊哙的豪气不能相提并论。一则军中舞剑,虽获项羽同意,常常指向刘邦,却让已无心杀刘的项羽心中不悦;二则激起项伯对舞,处处回护刘邦,内部不和尽现众人面前;三则刺杀不成,落下话柄,最后成了范增发泄的替罪羊。

(三) 通俗而凝炼的语言特色

《鸿门宴》的语言也富有特色。从叙述语言来说,言简意赅,使用当时通俗的书面语言,就是今人读起来也不十分费劲,比较容易读懂。在事件的叙述中,有时寥寥几笔,就展现一幅生动形象的场面;有时挥毫泼墨,极尽渲染之能,大气滂薄,声势撼天动地。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史记》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记载的,所以刘向、杨雄,班氏父子等都称之为“实录”。(《中国文学史》)但作者却在“实录”的基础上,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人物思想性格的重要特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量。班固称其叙事才能“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中国历代文论选》下同)称赞其实录:“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在叙事中,故事化的方法,避免了平板的叙述。鸿门宴的情节并不复杂,双方实力悬殊,结果却出于意料之外,这正好给了作者制造悬念的条件。作者一方面忠于历史的真实,一方面让整个事件一波三折,波澜起伏,每一步都环环相扣,因果承袭。在一场两军对垒的严峻时刻,作者没在去铺陈军队的对峙场面,只写道:“当时是,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鸿门宴》下同)就勾画了当时紧张的场面,为后面的宴会做了铺垫。许多必要的交待,有些由出场人物对话中说出,有些一笔带过,将笔墨集中在主体事件上,突出人物性格特征。作者“善序事理”,并不只是概括地交待历史过程,而是在细节刻画,描写方面,用以突出主题。比如鸿门宴的席次安排:“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待。”按中国先秦礼仪,宴会四面座位,以东向最尊,次为南向,再次为北向,西向侍坐。刘邦是客人,中国传统礼仪,客人都是被让在最尊贵的席位的,而鸿门宴中,“项王、项伯东向坐”是最上位。这个细节之所以写得这么详细,除了人们如睹其中场面外,重要的是它表现出双方力量悬殊,反映了项羽的自高自大及刘邦的委曲求全。再比如樊哙出场,“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语言精练生动,绘声绘色,寥寥几笔,就把樊哙忠心刘邦,挺身救主,临危不惧,勇猛异常的个性突出表现出来。

在人物的对话称呼上,司马迁也注意表现他们的个性。刘邦低声下气,以臣下之身份,尽力满足项羽的自尊自大心理,但在部下面前,却无失身份之虞。比如,刘邦得知项羽将要进攻的消息后,“大惊”、“默然”之余,两次说到“为之奈何”。这固然表现了刘邦在突发事件面前的惊慌情态,但更表现了他虚心求教从善如流的精神。明明是自己“欲王关中”,却称“鲰生”献计,足见其虚伪。明明是对张良尚存疑虑,却问“君安与项伯有故”,足见其心计。顾虑消除后才问“孰与君少长”,并称“吾得兄事之”,足见其随机应变,善笼人心。项伯进来后,他假戏真做,把勃勃野心说成耿耿忠心,不愧是狡诈权变的老手。正是依靠这种审时度势的政治眼光和圆滑多谋的政治手腕,躲过了项羽的劫杀。再比如,樊哙闯宴时项羽的一番话,是项伯转达刘邦给项羽的那些话的翻版,义正辞严却也不失礼节,称项羽为“大王”,并说刘邦“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一个“待”字,就印证了项羽前番听项伯说的好话,因而不仅不怪罪樊哙,反而赐酒命坐。再比如,张良称呼刘邦,单独相处或在自己人面前,称“大王”,在项羽面前称“沛公”,表现出这位智谋之士的归属。还有范增在召来项庄,命他席间刺杀刘邦,对项庄等的称呼,“……不者,若属皆为所虏!”一个“若属”,颇为自负,把自己排除在“所虏”之外,居高临下的吓唬部属。等到刘邦逃走,计划失败,又发出哀叹:“吾属今为之虏矣!”从“若属”到“吾属”的变化,表现出范增在特殊场合由自负到自叹,由失望到绝望,由愤激到悲哀的心理变化过程。《鸿门宴》语句灵活多变。长句舒缓,从容不迫,短句急促,来如疾风。在叙述中,长短交错,有如江河之水,急缓相间,令行舟之人饱览其间壮美。历史风云,舒卷眼前,场景犹如亲历。人物对话也因场合而语气不同。刘邦与张良私语,口气随和,不加掩饰。与项羽对话,句子较长,比较庄重,适合于外交辞令。项羽闻听刘邦欲占据关中为王,大怒,语气强烈。在见到刘邦后,又摆出好人的架式。在人物语言上,多使用口语形式。最为人称道的是樊哙席间掷地有声的话,不卑不亢,义正辞严,有力地表现出英勇无畏的壮士形象。文中语句精炼得当,高度概括,许多句子都成为成语或名句。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秋毫无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竖子不足与谋”、“大行不顾细谨,大利不辞小让”、“劳苦功高”等,而“鸿门宴”则已成为敌对双方政治谈判斗争的代名词。

鲁迅称赞《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是非常中肯的。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自汉以来的许多作家作品都从《史记》中得到有益的启发。郑樵所说的“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中国文学史》),无论对史学和文学来说都是合适的。《史记》的人物传记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节,简练生动,绘声绘色,千百年来在人民中间流传,为广大人民所熟悉,这都为通俗小说和戏剧创作提供很好的借鉴。特别是他的一些艺术方法,如通过人物的行动、对话来表现人物的性格,避免冗长静止的叙述,以及注意故事曲折动人,语言简洁生动等,无疑都为后来优秀的小说创作所吸收并加以发展。《史记》的人物传记在形成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风格中是起了巨大的作用的。《史记》是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传记文学名著。他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由《史记》所体现出的人本主义的精神已渗透在民族意识之中。《鸿门宴》就是《史记》中具有代表性的片段之一。

 

参考书目:

[1]《历代文选·项羽本纪》 冯其庸等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29月版

[2]《历代文选·报任安书》(同上)

[3]《高中语文课本分析集》第二册 广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4]《史记》岳麓书社出版 李全华标点 198810月版

[5]《资治通鉴》中华书局出版 司马光编著 19566月版

[6]《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05年第12期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7]《中国文学史》 游国恩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年版

[8]《简明中国通史》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9]《中国通史》 范文澜等著 人民出版社 1965年版

[10]《文学概论》 蔡仪主编 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11]《文史知识》1997年合订本 中华书局出版

[12]《中国历代文论选》郭绍虞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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