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是极易引起价值争辩的一种人类行为，它和”安乐死”一样，常常将我们逼至人性尊严与道德判断的死角。 

    人，到底有没有决定自己生死的权利？

 人，有权自杀吗？

    在讲求人权、崇尚自由的现代，我们主张、且认同”人”有独立自主的权利，他的意志应受到尊重，他的行为只要不损及他人权益，及不应受干涉。但是，当一个人要伤害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时，大家却都会仓皇失措地收起我们尊重他人意志的态度，运用各种方法：引导、鼓励、劝解.......甚至欺骗或强迫他人不去自杀。 

    就某种程度而言，自杀是一项个人的”权利”而且绝不会”损及他人”。但在法律上、道德上，我们有维护生命、拯救生命的责任与义务，所以这项会伤及自身生命的”权利”应受到限制。虽然不见得要像某些宗教（如天主教）一样，视自杀为罪恶，至少”不鼓励”与”尽力预防和避免”是较恰当的态度。

 逃避荒谬的荒谬方法

    卡谬在他的”西西佛斯的神话”一书中曾这么写着：”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 

    在这本书中，卡谬指出，这个世界是”荒谬”的。在人与世界的对立中，荒谬处处可见：人们希望这个世界和谐、幸福，世界却是战祸连年、暴虐不断；人们希望以理性来解释世界，世界却充斥着非理性的事物；人们希望世界是非分明、条理清晰，世界却价值模糊、无理可循。人们意识到这种荒谬后，如何去响应？如何去生活？这就是”生命意义”的思考起点。 

    卡谬认为自杀是消极摆脱荒谬的方法，自杀消灭了个体，对个体而言，荒谬也消失了。但卡谬视生命为绝对的价值，他反对这种逃避。 

    若以自杀来解决人生问题，人生的意义何在？死亡无法使生命获致意义，一个逝去的生命已不可能再有所作为。所以沙特说：”自杀将使生命沈溺于荒谬中。”他认为自杀行为本身即是一种荒谬，他也反对自杀。

 谁是勇者？

    历史上自杀的名人很多，西方如哲学家苏格拉底、画家梵谷、文学家海明威等：东方如中国的项羽、屈原、王国维，日本的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自杀，为他们的生命增添了传奇色彩，也让后人在感怀追思时，多了一份惋惜与敬重。 

    不过，也有不少的名人在身心遭受痛苦的煎熬时，仍坚强地活下去，例如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晚年饱受上颚骨癌的折磨，接受过三十几次大小手术，却仍无惧的挺立着。又如尼采，这位曾大力赞赏”自由选择的死亡，适时的死亡”的哲学家，在人生最后十余年，饱受神经性梅毒的侵袭，精神几近崩溃，也没有自杀。

从”逃避”的意义来看，自杀也许是懦弱的，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一个人要结束自己的生命，需有相当的勇气。至于像苏格拉底一样，为了真理而饮毒酒自尽，更是勇敢而高贵。然而，那些面对痛苦绝望，不屈服不逃避，继续和命运搏斗的人，才应该是真正的勇者吧！

 自杀与攻击性

    弗洛伊德也研究过自杀。他认为人与生具有两种本能：”生存的本能”和”死亡的本能”。这两种本能在潜意识里不断的冲突，且随着生命发展，会外转至人际关系中，若对外的关系中断，建设（生）与破坏（死）的冲突会倒回原先的个体。当自我破坏的强度大于自我建设，也就是”死亡的本能”胜过”生存的本能”时，这个人就会自杀。古典精神分析学者大都同意此种”自杀是一个人的敌意及攻击性内射(introjection)而发生”的理论。 

    另一位精神分析大师梅宁格(K. Meninger)在其一九三八年出版，探讨人类自我毁灭行为的名著”生之挣扎”(Man Against Himself)”中，举了个例子：一位男孩被父亲责骂之后上吊自杀。男孩所企图杀害的，其实是他的父亲，却因对父亲爱恨交错，敌意无法抒发，而把潜意识里认同的父亲杀掉了。 

    梅宁格继承弗洛伊德的理论，提出自杀的”三大要素”：（一）为”杀人的意念”，（二）为”被杀的意念”，（三）为”死亡的意念”。他还举了另一个例子：S先生企图自杀，先以绳索上吊，因吊架折断而未能成功，接着他割腕、刎喉，但还是没死。当警探及医师赶来阻止时，S先生却突然跳起来攻击他们，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自杀行为中隐含的攻击冲动。 　　

 生物精神医学的应证

     “生之挣扎”出版后三十八年，公元一九七六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卡洛林斯卡医院的爱斯博格医师(M.Asberg)所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忧郁症患者脑脊髓液中一种名为5-HIAA的物质，和他们的自杀率有关。5-HIAA浓度低者，自杀率较高，而且5-HIAA越低，自杀的方法越激烈，如跳楼、上吊、枪杀等。利用这些高致死性方法自杀者，想死的念头及决心显然强很多。 

    5-HIAA是脑神经传导介质”血清促进素(serotonin)”的代谢物。也就是说：脑部血清促进素的浓度低可能和自杀有关。  

    三年后，美国海军医学中心的伯朗医师(G.L. Brown)以一群常打架闹事，具暴力攻击倾向的阿兵哥为研究对象，发现他们脑脊髓液中的5-HIAA浓度也偏低。有趣的是，这些具攻击性的个案，自杀率同样比一般人高出许多。伯朗将此结果以”攻击性、自杀与血清促进素”为名，发表于美国精神医学会期刊。这是一篇以生物学证据清楚交代”自杀”及”攻击性”两者关系的文章。 

    其后，不同的学者，不同的研究方法，接支持爱斯博格及伯朗两位医师的论点，甚至动物实验也证实低血清促进素和攻击性的关系。 

    现在的学者是以”血清促进素和人类的情绪稳定度及冲动控制力有关”来解释这种关连。脑中血清促进素低的人情绪不稳、易冲动，向外是攻击他人，向内当然就是自杀自伤。 

    回顾弗洛伊德、梅宁格等人学说，我们发现，相差大半个世纪，精神分析大师们对自杀的剖析，和现代生物科学家们的实证结果，竟是如此巧妙的相互辉映。

 唯物唯心之交点

    在精神医学领域里，”精神分析”和”生物精神医学”俨然是两大阵营。精神分析企图以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窥探人类的心灵；生物精神医学则从大脑研究、动物实验等科学证据来解释人类行为。 

      精神分析家批评生物精神医学”缺乏人性”，瞎子摸象，见树不见林。生物精神医学则批评精神分析过于主观，有牵强附会之嫌。在唯心唯物的两极对立中，”自杀”提供了一个交会点。 

将人类所有行为，甚至情欲，皆归因于脑的生物活动，似乎太冷酷了。这就像要一个人相信他爱他的女朋友，可能是因为脑中某一化学物质过高（或过低），或是脑中某一部份放电而引起般，令人不可思议。但是，要说每位自杀的人都有”杀人的念头”的确也太牵强了些。 

    从这里深入思考，我们会发现精神分析其实也同样的”冷酷”。生物精神医学认为人类行为和脑生理有关，精神分析则相信人类行为受其心理动力根源影响，而心理动力理论是大师们老早就设定好的。两者都是”决定论(determinism)”，两者都不怎么”人性 (humanistic)”。

 独特因素的独特行为

    海德格的说法：”死亡是由自我的独特性及存在所构成的。”死亡，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独特的，更广义的说：生命，对每个个体来说都是独特的。

    在自杀的人当中，有些可能是血清促进素低，有些可能真有潜在的”杀人意念”。但是，我宁愿相信这两个理论，或其他理论，都只能解释自杀行为的部份原因。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即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自杀。他把自杀分为三型：第一类是根源于个人与社会的隔离，由于缺乏与社会群体的联系而自杀，称之”自我中心型(egoistic)自杀”；第二类是由于个人信念或价值观和社会紧密结合而造成，称之”利他型(altruistic)自杀”，为宗教或国家而自杀的人即属此型；第三类是因为社会对个人的约束调节解体而形成，称”脱序型(anomic)自杀”，这一型常见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超乎自己适应能力时。这种社会学观点相当具说服力，到现在还一直被引用。

    面对一位自杀个案，我们可能会想起血清促进素，想起”杀人与被杀的意念”，想起涂尔干、卡谬、梅宁格。但是不要忘了，自杀，对他来说，是独立个体所作的”独特行为”，在这项独特行为的背后，一定具有”独特的因素”，通常这些因素是错综复杂的，需要我们深入探讨的。

 面对荒谬，迎向生命

    而不论我们是以心理的方法为主（如心理动力心理治疗），或生物的方法为主（如药物），在帮忙自杀个案的过程，最重要的还是要让个案理解到生命的价值，使他们能够摆脱”自杀的荒谬”，重新迎向生命，勇敢地向”人生的荒谬”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