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暮初
“生而知之”源于《论语》。原文是“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第十六》）
一般解释是，生下来就有知识的人，是第一等人；通过学习而有知识的人，是第二等人；遇到困惑才学习的人又次一等。而遇到困惑又不学习，这就是为什么民众总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原因。
南朝经学家皇侃对于《论语》《孝经》及三礼等有独到的见解。他解释说，“此章劝学也，故先从圣人始也。若生而自有知识者，此明是上智圣人，故云上也。云学而云云者，谓上贤也，上贤既不生知，资学以满分，故次生知者也。谓中贤以下也，本不好学，特以已有所用，于理困愤不通，故愤而学之，此只次前上贤人也。谓下愚也，既不好学，而困又不学，此是下愚之民也，故云民斯为下矣”。
但是，并没有明确说明什么是“生”。
宋代的朱熹、明清之际的李颙都对上述章句有所阐述。但是，对于什么是“生”也没有明确的解释。可能是理所当然地认为“生而知之”就是生下来就有知识的人。
问题在于，圣人真的是生而知之吗？《资治通鉴》说，“才德全尽谓之圣人”，并没有说生下来就有知识。事实上，从中国古代公认的圣人来看，并没有一个人是生下来就有知识的。
例如，人文初祖伏羲创八卦，也是在得到《河图》、《洛书》后，经过刻苦钻研后，有所感悟。再加上他上观天文，下察地理，究天地运行之法则，观鸟兽活动之变化，以自身和自然界万物形态的象征，创立出“八卦”。而神农氏也是遍尝百草，才得以了解百草的药理。而周文王演绎周易也是一样。不胜枚举。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所有的“圣人”都是在困境中有所突破、有所感悟才成为圣人。连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等圣贤莫不如此。
因此，“生而知之”理所当然地被解释为圣人“生下来就有知识”，就令人怀疑了。事实上，从王阳明等人的经历来看，圣人总是在困境中诞生的，从没有天生的。
《说文解字》说“生，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凡生之屬皆从生”。也就是说，“生”的本意是，草木从土地中生长出来。有“生发”、“萌发”之意。
所以，“生而知之”的本意就是，用心感悟世间的一切，总结它的规律，从而生出新的知识来。这也是为什么王阳明会有“圣人之学，心学也”的结论。
《论语·为政》“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因此，不断地“温故而知新”，才是生而知之的正解。
要进一步了解“生而知之”的深意，可以从《周易·系辞下》中“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来感悟。
《周易·系辞下》还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即“取象比类”的方法。
为什么圣人总是能“温故而知新”，即从人们常见的现象和形态中，领悟到普通人所不能发现的新知识。就是采用了“取象比类”等方式来总结和提炼新知识。关于这一点，由于古代文字较为难懂，普遍认为儒家没有能通俗地说清楚。
但从现代的常识来看，比较容易理解。任何知识都是最基础原理的叠加、组合或集成。而孔子被称之为“大成至圣先师”，就是说，孔子的知识来源就是对于之前所有知识的“集大成”，也就是今天所谓的“集成创新”。例如，最典型的就是孔子增删六经。
而后来的佛家揭示“因缘和合”等理论，简洁地解释了为什么能“温故而知新”的原理。外来的佛家理论对于本土的儒家造成巨大压力，促进儒家进一步自我反思，推动理论创新。就有了最初由唐代韩愈等人发起的“古文运动”，以儒家的原旨对抗佛家理论的扩展，客观上引发了中华文化的再一次中兴。
从“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的全句来看，所谓的“知”都是围绕“困惑”而言。第一等人在遇到困惑时，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总结进行感悟，从而获得新知识（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而第二等人即便没有遇到困惑，也会见贤思齐，勤奋好学，以备不时之需。第三等人在遇到困惑时，才开始向别人学习。而下等人即便遇到困惑也不学习。
孔子曾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
大意是，我也并不是一个很聪慧的人（不能象古代圣人一样，善于发现规律，见一知十），而只是仰慕古人，发愤追求圣贤之道。也就是说，孔子自认为是“学而知之”。
这明显就是孔子劝人向学的说辞。并不是孔子不善于总结规律。或许孔子诚意正心地认为，古代圣贤的成就太伟大了，自己完全比不上。正所谓“满招损，谦受益”。
但有的学者，将“生”硬生生解释为“性”， 是对韩愈《原性》中“性也者，与生俱生也”一句的过度解读。在古代有一些字可以作通假字，但并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通假。关键要看逻辑上是否合理。
而对于圣人“生而知之”的理解。在《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中，王阳明先生有一番论述。有助于我们对“生而知之”的理解。
王阳明说“夫圣人之所以为圣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释论语者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夫礼乐、名物之类，果有关于作圣之功也，而圣人亦必待学而后能知焉，则是圣人亦不可以谓之“生知”矣。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礼乐、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矣，圣人之所以谓之“生知”者，专指义理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学而知之”者，亦惟当学知此义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当困知此义理而已。今学者之学圣人，于圣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学而知之”，而顾汲汲焉求知圣人之所不能知者以为学，无乃失其所以希圣之方欤？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为之分释，末及乎拔本塞源之论也”。
大意是，王阳明先生说，“圣人之所以称之为圣人，大家都知道是‘生而知之’。但是为《论语》作注释的人指出，所谓“生而知之”旨在阐述义理（普遍规则），而不是字面上的意思。比如，礼乐、命名事物、古今历史等等，必定要待学习过后并加以实证才能真正积累起相关知识”。
这就是说，礼乐、命名事物、古今历史等领域，假如都在圣人所关心的范畴内，即便是圣人也是要先学而后知。即使是圣人也不可认定他生下来就具有这些知识。
因此，所谓圣人“生而知之”，仅指对于“义理”（一般规律）的感悟能力，并不针对礼乐、命名事物的具体知识等。之所以强调圣人“生而知之”，是专指对义理的感悟能力，而不针对礼乐、命名事物等具体知识。是因为即便是“学而知之”的人，也应当去学习其中的义理。至于“困而知之”者，更应当在困惑之中，感悟其中的义理。
今天的人学做圣人，对于圣人所传授的知识，尚不能完全达到“学而知之”的程度。却好高骛远地探究连圣人也未涉及的领域，这难道不是失去了学习圣人的初衷了吗？以上所述，仅就大家的困惑稍加分析，尚没有涉及“拔本塞源”（事物的根本）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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