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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暮初

     “万物皆备于我”源自《孟子·尽心上》，“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则君臣父子，小则事物细微，其当然之理，无一不具于性分之内也”。诚，实也。乐，音洛。言反诸身，而所备之理皆如恶恶臭、好好色之实然，则其行之不待勉强而无不利矣。其为乐孰大于是？强，上声，勉强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诚，则仁矣。其有未诚，则是犹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纯也。故当凡事勉强，推己及人，庶几心公理得而仁不远也。此章言万物之理具于吾身，体之而实，则道在我而乐有余；行之以恕，则私不容而仁可得。

     其中：万物，指万事万物；备，指将........作为我感知（体认）的对象； 我，自身。

      朱熹解释的大意是：这句话说得太到位了，点出了“理”的本来之意。大到君臣父子，小到事物的细微之处，它所触及的“理”，无不在“性分”（注：事物的本质和本原）的范畴之中。而“反身而诚”中的“诚”字，就是做到实处的意思；“乐莫大焉”中的“乐”，这就是心领神会的意思。所谓的“反诸身”就是反观事物诸身之意，也就是将自己所领悟到的“理”再与现实中的事物进行反复比较，推己及人，推物及物，使所悟到的“理”更加具有实感和真切的体会。

       犹如闻到臭气自然产生厌恶之情，如见到美妙的画面就自然产生欢喜之心。而这种亲身体验，必定是贯穿于与具体事物相比类，与具体场景相对应且追根究底的整个过程之中，这便是“一贯”之理。也就是说，不仅要推己及人、推物及物，也要推事及事，对于“理”的心领神会就在于实践的过程之中。

       所谓“强”，就是勉力而为，就是慎始敬终。孟子强调“强”，是指人的主体性，而朱熹强调“不待勉强”在于强调“道”（“所备之理”）的客观性。因为“道”的规律在于水到渠成，自然而然。这就是说，无论人如何努力践行，必定是“率性而为”（即“循道而行”），而非恣意妄为。所谓“恕”就是取象比类，推己及人，推物及物，推事及事的方法和途径。

        这里所表述的重点在于万事万物的道理要靠自己亲身实践，体认验证，这就是与道同行，常处于心领神会的常乐境界之中。在日常行为上，要以“恕”的宗旨来要求自己，那么就不会让私欲遮蔽自己的心境，就可以真正到达“仁”的境界了。假如不能做到诚意、正心，这说明心中仍参杂了私欲，使得对于理的认知达不到纯粹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凡事勉力而为，推己及人，一直追寻到“心公正而天理得”的程度为止。这章强调万事万物之理须通过自身体认才算踏实，只有这样才能体察“道”之所在，并对于“道”做到心领神会，而乐在其中；而在行为中贯彻“恕”的精神，那么就可以屏除私欲而彰显“仁”的真义。

       一直以来，对“万物皆备于我矣”存在一些误读，比如将“备”解释为“齐备、完备”，甚至有人认为“天地万物的道理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人们应当努力践行天赋本性，反复印证天赋善性”。

      “天地万物的道理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于逻辑上或有不通之处。万事万物的道理就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怎么可能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假如，“天地万物的道理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的推论正确，那么人的本性又存在于何处？这实际上就是对于“备”的误读。由此，“人们应当努力践行天赋本性，反复印证天赋善性”的说法也或有不通之处。

      而一些解释《四书》的书中，也不乏望文生义的解释。如《四书》（文白对照）（中华书局 王国轩 等译2007年北京第1版）中，对于“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的解释是“孟子说“一切我都具备了。反省自身发现自己是诚实的，这是最大的快乐。勉励自己依从推己及人的恕道行事，这是最近的求仁之路了”。这似乎并没有理解朱熹的意思，这一解释自然也令人莫明其妙。

       甚至连哲学大家冯友兰对孟子的这句话也不太明白其中的含义。他说“万物皆备于我......等语，颇有神秘主义之倾向。其本意如何，孟子所言简略，不能详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事实上，“备”就是具足、准备之意。《康熙字典》说“备”的意思是“足也”，并引用《易·系辞》中“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之间。这就是说，“我”（作为观察和体认的主体）总是能通过万事万物的特性找到事物之间的对应性和相似性，这种对应性和相似性就是事物的共性，就是“道”，就是“天理”。万事万物都可以作为“我”观察“道”（天理）的对象（客体）。而“我”才是观察和感应万事万物中所蕴含的“道”的主体。

     “道”（天理）寄于万事万物之中，贯穿于其发展变化的始末，非诚莫识，非识莫乐（心领神会）。物无论大小，从抽象性（形而上）而言，皆具“性分之理“。“性分之理”就是万物的共性。

      也就是说，人是万物的一部分，人自然也具有万物共有的性分之理。或者说，我既是万物的分形之一，就具有万物的共性特点，也就具备了感应、体察万事万物之间的对应性和相似性的天赋。这是“万物皆备于我”的本义。这就相当于最早的“可知论”。

        从“万物一体之仁”的见解来看，“我”与万事万物共处于同一系统，万事万物都可作为“我”的感知和体察的对象，而“我”之所以具备感知和体察事物的能力，在于“我”也是万物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与万事万物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其中，“我”作为观察者或体验者，而万事万物则是被“我”所观察的对象。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理解“万物皆备于我”的含义。

       虽然说“我”是万物的一部分，为什么就能感知和体察事物的本质属性呢？也就是从儒家的认识论来看，这是什么道理呢？

      《易传·乾文言》中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周易·系辞》：“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就说明了这一点。而现代物理学中的“共振”原理也能从本质上说明这一点。在王阳明看来，只要符合“人心”得正于“道心”的条件，由于“心即理”，就能感知和体察事物的本质属性。王阳明又说，“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又曰：“诸君要实见此道，须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传习录》卷上·门人陆澄录）。(注：“即”的本意是靠近、贴近之意。这里是表明，心与道两者处于同一范畴之中，寻一而得二。句子的“道即天”也是此意。）

       所以，朱熹才说，“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则君臣父子，小则事物细微，其当然之理，无一不具于性分之内也”。所谓“理之本然”就是当“我”作为体察万物之理的主体这一条件成立，那么与万物作为被体察的客体之间的关系，自然就建立起来了。

       比如，《大学》所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这就是人能够体察到的万事万物的共性。而《大学》更强调“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因此，思考问题之时，要将自己置于自然之理之中，将自己视同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将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以神的视角来看待万物。而是要象审视自己身上的部位一样来体察万物之中的道理。只要做到“诚”，那么相关的原则有所归属，这就是心有所定。

      《孟子》的宗旨在于论道。而所谓“道”，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在事物之中所蕴含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原则。从“易”的道理来看，由于万事万物处于变化之中，因此锁定一些普遍性原则对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应对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正是由于不顾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和朱熹所处宋代的语境，而误读《孟子》语录，使得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一言，被一些专家按西方哲学的思维逻辑扣上一顶莫须有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