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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暮初
关键词：间接语境
直接语境
“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出自《旧唐书·列传·卷一百四十》，富含哲理，意味深长。
然而，对于这句话的解读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网上有一种解读是，“一个人要想有远大前程，应当先培养器量见识，其次是文才技艺”。
这是典型的望文生义逐字扣字眼的解读法，离其本意相去甚远。
实际上，“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意思是，一个能够担当社会责任的人，必定有着远大的志向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而那些具体的文才技能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本质。
言下之意，一个人是否能担当得起社会责任，要先观察他的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等层面，而不是以他在人前所展现出来的才能作为单一的判断标准。
对于现代人而言，古代的文化语境已全面遗失。准确地说，古代的文化语境，散落并隐没于文化文献和古代遗迹等无数的文化载体之中，难以直接呈现出来，也难以用现代语境直接翻译和替代。
因此，以现代思维方式，望文生义地去解读古代的文章或格言，就难免显得挂一漏万，捉襟见肘。也就是说，在解读古代文化时，不应该有望文生义的态度，这容易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
要解读这句话的原意，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直接语境和间接语境（社会语境）。
所谓“直接语境”就是某段话出现的当时场合（时间、空间、人物、环境等因素）。而“间接语境”（社会语境）就是说话者当时所处时代的文化习惯、文化共识、文化审美等共同构成的一个文化语境。任何语言不能脱离直接语境和间接语境（社会语境）。
据《旧唐书·列传·卷一百四十》中记载，“初，吏部侍郎裴行俭典选，有知人之鉴，见苾与苏味道，谓人曰：“二子亦当
掌铨衡之任。”李敬玄尤重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与勃等四人，必当显贵。行俭曰：
“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杨子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为幸。”
如上所记载，吏部侍郎裴行俭在评价王勃等人的才能时，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说他们“浮躁浅露”，因而不配担任官职。而事情发展的最后结果，也证实了裴行俭对于王勃等人评价的准确和中肯。
裴行俭的评价方式很是独特，他先是摆出对于“士”的评价标准（即能否致远），以求得文化价值和文化审美上的认同。然后再按这个标准去衡量，使得对人的评价客观公正，而不至于有失偏颇。
其中，“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就是为王勃等人所设置的一把尺度。以上史书所记载的裴行俭与众人的对话，就是“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的“直接语境”。
但是，更为复杂的是这句话的“间接语境”（社会语境），也就是包容于“直接语境”外的文化意境，涉及到整个传统文化的整体价值观和伦理观。也就是说，要解读这句话，还要把握以下三点：
一是任何事物的发展必定有其自然、合理的先后顺序，这也是“道”的要求。违反这个规律，就会显得不自然，可能存在问题。《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就是说，古代以是否符合“道”的要求作为判断的事物是否得失的衡量标准。而能了解事物的本质与表象，结果与初始条件，并且进一步了解事物相互之间的前置条件和逻辑递进关系，就有可能探知事物的真相。
二是设定一个思维模式。这个思维模式就是暮初所提出的“由器入道（归纳法），以道化之”（演绎法）。人类认识事物，总是先从具体事物入手，再逐步加以抽象，扩大认知的涵盖面。《易经·系辞》说“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就明确地指出，“形而下”的具体事物归属于“器”的范畴，而“形而上”的抽象事物归属于“道”的统摄范围。由“形而下”至“形而上”这一路径，找出对于事物本质性和规律的认知，再以这种认知统揽全局，落实到现实中具体和细节之中。这个落实过程就是“以文化成”的过程，也就是文化实现的过程。而整个过程，贯穿对于事物本质性和规律性的认知，这就是“文以载道”的本质要求。
三是取象类比。对于“士”的认知，分为二个部分。一是“形而下”（即“器”）的层面，也就是一个现实中具有社会身分，可以被人具体识别的社会人。重点是“身分”（社会辨识度）“才能”等。二是“形而上”（即“道”）的层面，也就是具有某种思想的人。重点在“思想”、“意识”“品格”等抽象层面。
而一个人格圆满的人，必定是具体和抽象，物质和精神相统一的人。简单而言，就是应该是“道器合一”的人。
裴行俭的高明之处在于以能否“致远”作为讨论的主题（问题的提出）。言下之意，是否符合“士”的本质要求来提出判断标准（即具有“先器识而后文艺”的外在特征），也就是判断对象是否通过“器识”（对于具体对象整体或全面的认知）的审视。当通不过“器识”审视这一关，一个人再有才能也走不远（即不能“致远”）。而当一个人不能“致远”，也就是不足以托付重任（推荐担任官职）。
因此，裴行俭的推论逻辑严密，而后来的结果证实了他的推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暮初在领悟这句话时，突然发现了一个新奇的事情。这是因为现代有一位名人说古代中国不存在演绎法（逻辑）而只存在归纳法。并且这位名人将中国在近现代没有诞生原创性的科学，说成中国文化中没有演绎法（或不重视演绎法）所致，可能论据不太充实。而裴行俭的一番话恰恰证实了中国古代有着演绎法。至于古代中国，甚至是近现代中国都没有诞生如西方那样的原创性科学，是有多种因素所造成。事实上，现代不断地引进和学习科学，开展集成创新也是一条不错的路子。我们总是责怪祖宗的无能，而从不反省自己为何不能造就新的东西。
因此，当暮初看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心中有所触动，不免对世人所说的“中国没有演绎法”的结论产生怀疑。
说到这里，人们或许也有一个疑问。要是古人每句话都这么分析，那么古人之间的对话，岂不太费事了。
这就是语境不同而容易令人困惑的地方。也是在不同语境下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假如在同一语境下，即古代与古代对话，或是现代与现代对话，是不会产生这种疑问的。
也就是说，现代能读史书的人，基本都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以文字的领悟水平。由于这些人能够自觉地靠近古人所处的文化语境，因而相互之间不会产生大的歧义（当然，每个人的学识不同，对于同一个古代事物的理解多少还是有差别）。但是，现代与古代毕竟隔了很长时间，期间发生了许多的“文化进化”的事情，使得原本的日常对话到了现代也像天书一般了。此事古难全。
其次，在古代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识字和读书的条件。因此，识字和读书在古代也是一种“权利”（甚至是一种资源）。因为，人们期望通过识字和读书以获得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
其三，重视传统文化也是近几年的事情。假如倒退几十年，普通人也并不具备学习传统文化的条件。因此，古代和现代语境的隔裂这是历史所造成的，时代所造成的。但是，不能认为古人与现代人使用同样的汉字，就一定会与现代人有同样的思维方式。更何况，在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影响下，推动了识字率的全覆盖和文化传播的普及，也让普通人有了学习的基础，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但是，也要注意一个事实，这就是现代汉语词组差不多是完全重新构造了一番。这使得古代与现代，犹如远隔两岸的不同世界。
由于中国汉字的神奇，使得我们有了读懂几千年前文献的可能，这在西方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能真正读懂古代的文献。区别不在于汉字本身，而在于对文字背后的语境的理解上。
比如，在旧社会许多不识字的人，通过戏剧、说书等艺术形式懂得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等事情，就是通过戏剧中的情景再现来实现的。而读书虽然不那么具象化，但无非是通过文字，看到文字背后的语境，让情景在脑海中再现出来。
因此，要读懂古代文献一个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要自然建立起一个模拟的语境，以求“情景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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