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知行合一”的应用途径
(2018-11-02 18:07:28)
标签：
文化杂谈 |
分类： 王阳明心学·系列 |
作者：暮初
“知行合一”的本质是一种“致中和”的精神境界，圆融而未发，发而可中节。不仅仅是作为实践活动中的原则和方法。
“知行合一”是以“积善”为目的。也就是说，“积善”才是做学问、修身、齐家的真正目的。而治国、平天下是推已及人，让“积善”从一个小的范围推及到全社会和全天下，从而实现德治的格局。从古到今，无论是崇道还是尚德都是原则、途径、行为规范而非目的。王阳明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而知善知恶、为善去恶背后的真正目的在于“积善”。
《四书》和“五经”（诗、书、礼、易、春秋）都是统摄于同一个价值观体系之下。从“五经”之首的《易经》来看，《易传·文言传·坤文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荀子·劝学篇》也说“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因此“积善”的理念才真正与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联系在一起，使得人生观、价值观有了清晰的边界，并有了功利性的目的作为良性引导，而不仅仅局限于道德精神的层面。
中国文化从不提倡为了崇道而崇道，为了尚德而尚德，否则就是流于形式而缺乏文化灵魂。王阳明说“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传习录》）。《论语》中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是孔子批评当时的人们“薄于德而厚于色”。也就是人们尤其是当政者虽然表面上推崇尚德崇道的仪式感，但并无尚德崇道之心，更无尚德崇道之志，而是热衷于权力集聚和玩物丧志，丧失了最基本的职责担当，这就是典型的知行分离，言行不一。
这就是说，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有其现实的目的，只不过达到的路径有所不同。任何知识或认知并不局限于“是什么”和“为什么”，而更多地讲究在工作和生活中的运用，也就是“如何做”。而“如何做”才是真正涉及解决问题的层面。
例如，《论语》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其中，“学”是在了解和体会前人的见解，而“习之”则是通过体验、体认，了解到完整的“学”应该如何做，进而获得实感，这就有了“知行合一”的现实基础。
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一语（《论语·为政第二》）则更加明确地揭示“先做再表述”
的前后逻辑顺序。也就是说，由于许多人总是秉承先学习--表述--实行的流程，而墨守千百年来的成规，以至于习惯成自然，使得学习和实行的实效都打折扣。而按“知行合一”的要求却是“学习（体会旧知）--实践--表述（发表新知）”，从而达到“温故而知新”的目的。两者虽然只差一点，但对于知识积累的实际效果却有着天壤之别。暮初认为，这或许是西方哲学与中国心学的本质区别，故而心学并不属于哲学体系的理由。或者说，西方哲学重视解释，而中国古代思想重视体认。例如，《王阳明全集》（
年谱一）说“先生立教，皆经实践，故所言恳笃若此“。心学敢如此说，但西方哲学敢说“皆经实践”的话吗，肯定不行。
《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从中可以知道古人对于“认知流程”是何等的重视。而在佛家的观念中，这就是前因后果的“因果”关系。
这就是说，“学”是一个基础，重点在于了解“是什么”和“为什么”。但这往往是前人所理解的“是什么”和“为什么”，并不是经过自己体认的“是什么”和“为什么”。在感知程度上是不一样的。所以，西方哲学崇尚对前提的批判有一定的道理。
别人记忆和认知中的“是什么”和“为什么”，反映到自己的心中，只是肤浅的表面投射，并不能连接起自己的切身感受和文化意境。需要经过自己的判断、甄别等过程才能让自己相信和接受，化为自己的认知。
正如以上所说，“知行合一”是一种认知境界，是一种原则和方法而不是目的。因此有它的局限性，为此，王阳明在后期只强调“致良知”，而较少阐述“知行合一”宗旨。《王阳明年谱》记载，王阳明说“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就是一个例证，说明“知行合一”有其理论上的缺陷，或者说推行“知行合一”是有其约束性条件。为此，王阳明引用程颢的话，作了反思。他说“明道云：‘才学便须知有用力处，既学便须知有得力处”（《王阳明年谱》）。
据《王阳明年谱》记载，在王阳明逝世后，由于遭到桂萼的诬陷，造成了“是时朝中有异议，爵荫赠谥诸典不行，且下诏禁伪学”的后果，也就是该给的爵位和谥号都中止了，还把王阳明的学说定性为“伪学”，被全面禁止。王阳明的门人，时任詹事锦衣佥事、南京礼部右侍郎的黄绾上疏辩冤，在其上疏中说到“其学之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实本先民之言，盖致知出于孔氏，而良知出于孟轲性善之论。二曰‘亲民’，亦本先民之言，盖《大学》旧本所谓亲民者，即百姓不亲之亲，凡亲贤乐利，与民同其好恶，而为洁矩之道者是已。此所据以从旧本之意，非创为之说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盖知至至之，知终终之，只一事也。守仁发此，欲人言行相顾，勿事空言以为学也。是守仁之学，弗诡于圣，弗畔于道，乃孔门之正传也，可以终废其学乎？”
其中归纳了王阳明学说的重点，一是“致良知”，其中“致知”源于孔子，而“良知”源于孟子的性善论。二是“亲民”，其中“亲民”是据《大学》旧本，并非自创的学说。三是“知行合一”，这也是前人所说过的，”知“的所到之处，也是”行“的所到之处；认知完成之时也是实践的完成之时，只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由此说明，知与行是一体中的二面。并强调王阳明先生揭示”知行合一“之说，目的在于让人言行一致，不要光是停留于空谈以为就是在做学问。因此，王阳明之学，与圣人之道并没有相抵触的地方，也与儒家的道统不相违背，是孔门的正传，有什么理由废止王阳明学说呢？黄绾还说，”然功高而见忌，学古而人不识，此守仁之所以不容于世也“。但是，黄绾的辩冤根本没有人理会，连上疏根本没有被送到皇帝的面前。
的确，王阳明的几个重要学说都不是停留于字面上的意思，有其具体的语境和深刻含义。脱离了语境而望文生义，容易造成误解。因此，当今的人们无条件地推崇“知行合一”，实在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似乎从来不读书，只顾盲听盲信，以赶潮流为荣。古人曾说过“过犹不及”，当以为训。
当然，人们学习阳明心学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在社会的真实层面，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都会遇到种种困惑，从而扰乱自己的内心，动摇自己的目标，削弱自己的信心。这都是源于自身的知、仁、勇（即“三达德”）方面的欠缺，而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知行合一”，知不全，行不深，故而认知程度较浅，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而只有“致良知”，为自己设立一个更高水准的标杆才能实际奏效。或者说，只有“致良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行合一”。
王阳明在《寄正宪男手墨二卷》中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之心，亦无良知可致矣”。（《王阳明全集》P1092页）。钱德洪在《五经臆说十三条》中，“师曰：只‘致良知’，虽千经万典，异端曲学，如执权衡，天下轻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
“致良知”就是寻找天理，体察“道心”，就是“随处体认天理”（湛若水语）。所谓“天理”就是能让所有人信服，并以过去、现在、未来大的时空跨度为平台给出最优化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天理”就是道。
王阳明曾表达过这样的一层意思，这就是“君子之学，惟求其是”。人生从没有十全十美，也做不到十全十美，那么就只能面对现实。在当下，在此时此刻的有限的客观条件下，力所能及地得出“最优化”选择方案。这就是正视现实，因天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恰到好处，既不过头，也无不及。这也是中庸思想的本质所在，也是实事求是的本质内涵。
暮初曾感叹，能事事做到恰到好处，就不会产生后悔的情绪，这也是人之所以有生活信心，能随遇而安的基础条件，也是人能实现快乐的途径。而是否快乐、安心、释然就是衡量生活质量或幸福的一个晴雨表。
毕竟“安全感”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因此，事事做到恰到好处，对于目标的设定要与自己的心智、能力、环境完美匹配。也就是说，人不能盲目自信，否则会得到苦果。应当建立一种以“适当的获得感”作为预期的边界值。这个预期的边界值很重要，过高则虚，过低不能尽其心力。借用现代心理学的概念，就是“心理阈值”，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认知。而能同时实行这种认知，这就是”知行全一“。
总而言之，“知行合一”的运用，必须以确立恰当的目标和目的为前提，而不是为了“合一”而“合一”。“知行”是否能“合一”只能由自己感知，他人并不能作出准确的评价。
毕竟，常人的“知行合一”与圣人的“知行合一”在起点和程度方面有着天壤之别。正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因此，“知行合一”也是一个随实践的深入而逐渐提升的过程，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所以，王阳明强调“在事上磨”。
（2018年11月2日暮初写于余姚）
喜欢
0
赠金笔
前一篇：阳明心学是“道”也是“术”（下）
后一篇：换一种境界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