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中庸》导读（上）
(2018-09-25 20: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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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阅读·写作·习诗 |
作者：暮初
传统文化学习会近期将对《四书》最后一篇的《中庸》开展学习和讨论。作为课前预习，特梳理朱熹《中庸章句集注》中的相关内容，不揣冒昧，权作导读之言。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朱熹在另一篇《论语序说》的文章中说，“孔子生鲤，字伯鱼，先卒。伯鱼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判定《中庸》由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事实上现存的《中庸》并非是最原始的著作而是经历先秦各个时期经过修饰的版本了。
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也就是说，朱熹不仅认为《中庸》是由子思所著，而且也给出了子思为什么要写《中庸》的理由。在子思所生活的战国时代，儒家之道已经有趋于式微的倾向，因此儒家“道学”的失传正是子思所担忧的事情。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的《孟子序说》中说“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以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至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虽然朱熹借用了唐代韩愈的陈述，但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圣人之道”从尧舜禹代代相传，再到成汤、周文王、周武王及周公，再传至孔子，但当传至子思以及子思学派的门人孟子之后，真正的“圣人之道”从此进入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湮灭期。
因此，后世要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圣人之道”，只能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及“五经”等著作之中才能依稀寻得一些痕迹。并且，身旁还需要一个“师者”的及时解惑。
明代的王阳明在《别湛甘泉序》一文中说，“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曾子唯一贯之旨，传之孟轲，终又二千余年而周、程续。自是而后，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
也就是说，当颜渊死后，孔子从先贤那里所继承的“圣人之学”也就无法完整地流传下去了。仅剩曾子（曾参）一脉勉强传下“一贯之旨”。千百年来儒学断断续续地传承，尤其在二程之后，儒学已基本失去了真面目，变得难以辨别真伪了。因此，中国历史上“圣人之道”的断代和失传，应该是当时学子的一种共识。
为此，在其中起到力挽狂澜作用的就是唐代的韩愈、宋代的二程兄弟以及朱熹等人。这也是为什么在元代以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构成的《四书》之所以受到有识之士重视，并被统治者列入科举考试内容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书之中，以《中庸》最难读懂，故而备受注目。宋代程颢、程颐的《二程集》中说，“《中庸》之书，学者之至也。善读《中庸》者，只得此一卷书，终身用不尽也。宋代大儒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儒家的道统源于尧舜。尧传“允执厥中”四字真言给舜，而舜加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传给大禹。由此，“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真言成为最原始的中华文化源头，是治国文化的源头，也是儒家道统的源头，也是一切伪儒学的照妖镜。
这也从源头上否定了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地位。近代著名学者胡适曾说过“孔子是儒的中兴领袖，而不是儒教的创始者”（《中国哲学史大纲》）。而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也说过，“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战国的孔子是圣人，西汉时的孔子是教主，东汉后的孔子又成了圣人，到现在又快要成君子了”（1926年《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演讲稿）。
在上述十六字真言中，朱熹认为尧所传授的“允执厥中”才是最根本的，称赞道“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所添加的十二个字，不过是对于“允执厥中”的进一步阐述而已。因此，“允执厥中”这四个字也是儒家之所以秉承“中道”的理论根据和理论源头。具体而言，“允执厥中”的行为主体是人，人的行为主宰是心。也就是说，“十六字真言”以及详尽阐述“十六字真言”的《中庸》才是后世“心学”的源头。
在这“十六字真言”中，揭示了二个重要的概念，这就是“道心”和“人心”。
明代王阳明在《象山文集序》中写道，“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言简意赅地揭示了心学的源头。
王阳明在《重修山阴县学记》中详细阐述道，“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谓，而未杂于人。无声无臭，至微而显，诚之源也。人心，则杂于人而危矣，伪之端矣。见孺子之入井而恻隐，率性之道也；从而内交于其父母焉，要誉于乡党焉，则人心矣。饥而食，渴而饮，率性之道也；从而极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则人心矣。惟一者，一于道心也。惟精者，虑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无不中，一于道心而不息，是谓‘允执厥中’矣”。从而确立了"道心"在心学中的核心地位。（详见《王阳明《心学》的源头》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a53bc90100n2d5.html及《正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a53bc90100jyp3.html》）
无独有偶，对于“道心”和“人心”，朱熹也曾有过解释。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说，“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盖其忧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虑之也远，故其说之也详。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
也就是说，虽然孔子的弟子颜渊和曾子（曾参）得到了“圣人之道”的真传，但当传至孔子的孙子子思手中，那个时代已经开始出现偏离“圣人之道”宗旨的现象了。因此，子思恐怕时间越久误传越多，因此写了《中庸》这本书。书中的“天命”、“率性”等概念都是针对十六字真言中的“道心”而言，而书中所谓的“择善固执”就是针对十六字真言中的“精一”而言，而“君子时中”就是针对十六字真言中的“执中”而言。
对于“道心”和“人心”的关系。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一文中进一步阐述道，“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去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这就是说，虽然"道心"只有一个，但是依附于何种主体之上，则会表现出不同的特性来。若依附于自私，则为人心；依附于公正，则为道心。因此，道心与人心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不依据人的社会阶层而定。也就是说，并不是上智之人只有道心而没有人心，也不是下愚之人只有人心而没有道心。这与王阳明的解释大体一致，只是在实施行为的主体性上略有差别。
为此，在《中庸》的后半部分（从二十章开始），花了较大的篇幅论述“天道”与“人道”的关系问题，论述精辟。正好被后世的唐、宋、明代的儒家有识之士借来作为儒家之道的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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