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曹刿论战》的启示
(2018-02-28 08: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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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杂谈 |
分类： 古代文化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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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暮初
《曹刿论战》源自左丘明所著的《左传》。这篇文章之所以有名，恐怕与它被《古文观止》收录有着一定的关系。《古文观止》共收录《左传》中的３４篇文章，居历代单个作者被收录数的首位，足见清代的选编者吴氏叔侄对《左传》的看重。
《曹刿论战》论述了鲁庄公十年，齐国与鲁国之间长勺之战的情形（长勺，鲁地，位于今山东莱芜东北）。在曹刿看来，打仗首先要师出有名，也就是要有道义上的正当性。鲁国虽是小国，但为了自卫而打仗，这在道义上站得住脚。而齐国军队劳师远征，以强凌弱，且师出无名，在道义上就失去了其正当性。其次，由于鲁国的君主能施行仁政，能取信于民，故而当政者容易得到百姓的信任、支持和拥护，这对于争取民心，动员全体百姓，同仇敌忾地参与这场战役十分有利。因此，在战役开始前，有了充分的战争准备和百姓支持，就有了获胜的一半把握。
而另一半的获胜把握在于对战役的现场处置。这就是说，真正的战役过程实际上已在准备阶段开始了，而战役的现场实施只不过是把双方剩余的战役意图和战役实力充分展示出来。
那么，在战役现场就必须更加注重细节，毕竟取得战场的胜利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临机处事的能力。而曹刿正好具备这样的能力，因此他自告奋勇地陪同鲁庄公参与这场战役。他利用齐国军队打仗的固化习惯，这就是往往喜欢采用三通鼓的战术模式，而这三通鼓往往意味着三个波次的攻击。原则上每个波次的攻击应该有相应的战果，必须一鼓作气，势如破竹，否则会极大地空耗战机、斗志、体力和财力。而另一方面，齐军的这种习惯性动作，也会让齐军陷于一种定式化的战役节奏，形成一种心理定势。
当鲁国军队在曹刿的建议下，不去迎合这个节奏，而是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那么齐军原先用于激发斗志和勇气的三通鼓，不仅毫无意义，反而变成了组织协同中的羁绊，等到齐军的整体作战能量自我卸载，战斗节奏进入式微之时，鲁国军队却好整以暇地介入战斗，从而一举成功。因此，曹刿临场处置的战役智慧，在于能较好地把握战役节奏，洞察战势转换的契机，真正体现了老子所描述的“大巧若拙”的那种理念。这在现代战场上叫做“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牢牢掌握战役的主动权，而不被对手的意图和节奏所牵制。
当然，曹刿还注重实地考察战场上的各种细节，防止对手使诈，从而杜绝导致战斗形势逆转的不利因素放大的可能性。
因此，曹刿论战的特点在于，并非纸上谈兵，而是根据发动战争的有利因素的评估，以及对战争节奏和战场细节的把控能力，按战役准备和战场处置二个实施层面，客观分析敌我双方的实力，注重战役准备阶段的“造势”，和战役现场的“趋利避害”，从而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反观齐军，在战役准备和战场处置方面做得并不太好。假如能充分评估鲁国军队的战争准备情况和对战场把控能力，加大战争实力的充实，那么至少不会让鲁军赢得如此轻松。比如，在正面与鲁国军队对垒之时，不是急于进攻，而是另派奇兵偷袭鲁国都城，攻其所必救，扰乱对方主将的判断，击溃对方主将的心理防线，那么战争的结局将可能被改写。只可惜，齐军太自负，以为有着10倍于鲁军的军力必定可以一举击溃对手。
然而，《曹刿论战》看似描述了一个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但其深意远不止于此，否则也太小看史学家的思想境界了。
虽然，鲁国在长勺之战中获得了胜利，但是战争的阴影依然笼罩在鲁国上空。也就是说，为什么齐国会觊觎鲁国，一定是鲁国存在着某些致命的弱点，给对手留下可乘之机。而《曹刿论战》真正想表述的深意藏于曹刿的一段话中，他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古文观止》的选编者在此处有一个评注，说“远谋”二字，是这篇文章的“关眼”。这就揭示了《曹刿论战》作者的真正意图。
也就是说，显然这篇文章采用了明扬暗抑的手法，在极大地渲染战役精彩的背后，隐藏着作者深深的忧虑。文章首先肯定了君主的贤明，而从君主的贤明反衬鲁国士大夫的昏庸和无能。由此暗示君主的施政行为无愧于民，但士大夫就未必了。而正是由于士大夫等肉食者“鄙”的缘故，才引发了齐国的吞并和侵略之意。尤其，之前鲁国在乾时之战（乾时，春秋时地名，齐地，在今山东青州）中曾惨败给齐国，更加助长了齐国的嚣张气焰。毕竟，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政治上的软弱、无能或混乱，必定引发觊觎者心中那份弱肉强食的贪欲。
另一方面，战争不仅是政治的延续，更是对政治实力的一种考验。从战役的结局来看，君主和百姓都值得依靠，但在士大夫阶层中所包藏的政治风险并不因为这场胜利而会有所改善，故而士大夫阶层仍不能作为治政过程中有效的依靠力量，这就是政治上的“中梗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君主有其正确主张，也不能及时地传达到施政的所有领域，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这才是作为史学家的左丘明的心中隐忧，而这种隐忧巧妙地借用曹刿之口表述出来，以借古讽今。
对于鲁国而言，假如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都尸位素餐，那么即便侥幸赢得了一场战役，甚至是一场大的战争，又有什么用呢？靠少数的政治家毕竟独木难支。并且只要有政治隐患存在，那么就存在堡垒从内部攻破的可能性。虽然在长勺之战后，齐国似乎伤了元气，因而鲁齐两国之间换来了短暂的和平，但这或许只是历史的侥幸。宋代苏轼在《晁错论》中也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以史为鉴，可以明智。《兰亭集序》的作者王羲之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这就是“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事实上，有备才能无患。当下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未来的需求”而作的准备。因此，确立未来的需求目标，意义相当重大。而当下所出现的所有问题和隐患，其源头都在于过去在确立未来目标时存在的问题，体现到现在而已。这也是《黄帝内经·素问》之所以强调“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的深意所在。
历史的经验证明，在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尽的能量和创造力，关键是靠谁去发动，又是如何去发动。要让正确的思想化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须经过民心的消化、认可和信服。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民心悦诚服地参与到推动历史进程的洪流中来。因此，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才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原文：《曹刿论战》（源自《左传·庄公十年》 作者：先秦·左丘明 ）
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
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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