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暮初
随着2017年首届四明国际心学论坛在宁波镇海的成功举办,标志着阳明心学的研究已走向了没落的境地。儒家典籍《易经》中有“亢龙有悔”的训诫，是指事物的发展超过应有的高度，那么必定走向其反面。从中自然也可以得出“物极必反”的结论。而首届四明国际心学论坛正是给人以这种感觉。
事实上，历史上的儒家十分注重事物之间的整体平衡和关键节点的把握，强调“止于至善”、“允执厥中”，“中庸之道”，也就是要守中固善，对于“道”要秉持不偏不易的态度。这在西方也是一个道理，西方人说“真理再进一步就是谬误”。这就是哲学意义上的“度”的概念。
因此，不能以超越、创新作为学术标榜，而是应寻求真理作为学术的宗旨，这才是做学问的良知。但是，就连真理是什么还没有搞清楚的时候，就急着想要去超越真理，其中可能存在问题。
就在本届四明国际心学论坛，提出一个奇怪的概念“四明心学”，似乎要做好超越阳明心学的准备。乍听之际，以为是什么高大上的东西，让人莫辩高深。但是，可以从相关报道寻得一些蛛丝马迹。据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与会专家说“心学一般来说是儒家传统的一部分，但我们也应该从开放性的角度来看待心学，道家、道教和佛教中就有着十分丰富的心学资源，世界上的其它宗教和一些哲学学派，也有着与心学密切联系的思想。正因为如此，立足于儒家的心学传统，吸收世界上其它宗教和学派中的心学思想，丰富和发展儒家的心学传统，增进儒家与其它宗教和学派的思想内在性理解，就非常有意义”。
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理解，所谓的“四明心学”其实就是一个大杂烩。但是，令人叹息的是，阳明心学中的“心”的概念，与道家、道教、佛家中的“心”并不是一个概念，也就是其内涵和外延并不重叠。作为学者，连这点起码的常识也不知道，就十分令人费解了。
据《中国哲学大辞典》（张岱年主编），“心学”辞条中解释道，“心学即陆王学派。南宋陆九渊、明王守仁都把心看做宇宙万物的本源，提出“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王阳明•象山全集•叙》），故后有人称此派为“心学”。因此，“心学”的概念是有严格限定的，凡是把“心”看做宇宙万物的本源才可称之为“心学”。我们知道，世儒是把“仁”看做是宇宙万物的本源，道家的是把“道”看做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而佛家是把“空”看做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并且三家在出世和入世的本质问题上是相互矛盾并存在一定冲突的。所谓的“三教合一”实在是和稀泥的作法，其结果就是混淆三者的思想边界，抹杀各自的特点，造成儒、释、道的各自发展就此止步。
从“尧舜禹之相授受”的十六字治国真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真正的心学之源）来看，“心学”中的“心”是一体二面，包括“道心”和“人心”两个层面。因此，“心学”的责任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和环境条件，有效地揭示“道心”和“人心”的现状和规律，帮助人们去除思想中的昏蔽，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做到“自尊无畏”，这才是“心学”的历史使命。
假如完全篡改“心学”的基本面目，混淆“心学”的概念，却仍以“心学”的面目示人，这就显得不地道了。虽然阳明先生的“心学”其本质就是“道学”，但这个“道学”与道家的道学完全不同，而是与周敦颐的道统一脉相承。例如，就连孔子也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不能说孔子也崇拜老子的学说并沿着道家的思路而发展。虽然相关文献记载，孔子对老子相当尊敬，也曾向老子请教过学问。但儒家的理想毕竟与道家的理想不完全一致。不能认为凡是“道”就是道家的东西，就象“心”的概念在儒、释、道都有涉及。
但是，“心学”却是古代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既定概念，不应该被篡改。“四明心学”又何必打着“心学”的招牌，挂羊头卖狗肉呢？
人们之所以会有儒、释、道中的“心”，都可以放入“心学”范畴这样的误解。是因为，只知道“心”是人心，而不知道“心学”之中的“心”最主要的是“道心”。王阳明说“道无不中，一于道心而不息，是谓‘允执厥中’矣。（《重修山阴县学记》）”。“心学”恪守“道心”这一原点，要求“一于道心而不息”，而“心学”的最主要的任务是对“人心”的纠偏，使之符合“道心”的要求，也就是“天理”的要求。
假如听闻过王阳明悟道的经历，就应该知道，王阳明曾经进入过学问的误区，但最终看清了道家、佛家、以及汉儒以来的儒学中的种种谬误，这才抛弃了俗儒、道家、佛家中似是而非的东西，直追远古圣人之道。因此。把道家、佛家、儒家的东西揉在一起，混淆是非，本身就是违背了王阳明先生的教诲，亵渎了阳明心学的教义。具体而言：
首先，阳明先生的学问并不是从当时的儒家中继承而来，而是在对当时所传承下来的儒学进行辩伪求真的扬弃过程中，集大成而来。阳明学生钱德洪说“吾师阳明先生蚤有志于圣人之道，求之俗习而无取也，求之世儒之学而无得也，仍一洗俗习之陋、世儒之说，而自证以吾人之心焉，殚思力践，竭精瘁志，卒乃豁然有见于良知，而千古圣人不尽之意复得以大明于世。噫，亦难矣”（《阳明先生文录叙》）。
同时，阳明先生的学问也不是从孟子的立意处继承而来。也就是说，王阳明先生赞同孟子的思想，但并不说明“心学”就是从孟子处继承而来。甚至连孟子提过的“良知”一词也不是。阳明高徒钱德洪的《刻文录叙说》记载：“先生尝曰：“吾‘良知’二字，自龙场已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学者闻之，亦省却多少寻讨功夫”。“学问头脑，至此已是说得十分下落，但恐学者不肯真下承当耳”。又曰“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此本是学者究竟话头，可惜此体沦埋已久。学者苦于闻见障蔽，无入头处。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但恐学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种光景玩弄，孤负此知耳”。由此，也说明阳明先生的“良知”并非来源于《孟子》，否则何至于“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
对于阳明心学中的“良知”来源于孟子的陈词滥调，明朝学者陈九叙曾说，“说者未谙先生之旨，乃谓‘致良知于八目，良知载在七篇，道斯尽矣’”为用文之（《重刻传习录引》）。大意是说，“现在的讲学者根本不懂阳明先生所揭示的大道，把“致良知”等同于《大学》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把“良知”说成是记载于《孟子》（注：《孟子》共有七篇，故古代常以七篇指称《孟子》），并认为阳明之道不过如此”。对此，他批驳说，“讵知提宗负教，谊非一揆；千言万语，要于其当，舍吾性于自有之真觉，寻世间不必有之文辞，自掷玄珠，珍其敝帚。.......良工之心所以独苦，亦在乎学者之自得而已矣。得其旨即颜氏子之终日言不为多，不得其所以立言之旨，即子贡之无言不为少”（《重刻传习录引》。
其次，阳明先生的“心学”学问，与道家、佛家本来就没有什么关系，也不应该建立某种联系。王阳明先生曾自述，“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扰疲苶，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朱子晚年定论》）。
从现代实用主义或是比较主义的学术习惯来看，将儒、释、道放在一起作比较研究，可以搏人眼球，除了哗众取宠，误人子弟，毫无实际的意义。
阳明先生曾说，“君子之学，惟求其是”。他在《尊经阁记》中，“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之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词，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对于这一点，连宋代的朱熹也承认过，他曾说，“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八》)。
从此，也揭示了王阳明所指的圣人之道，就是尧、舜、三王、周公、孔子等圣人所传之道，而不是孔子以后的儒道，这一点必须加以明确。宋儒之所以推崇理学，其本意也在于不满汉代以来对于儒学的歪曲和误用，而直追远古圣人之道。虽然王阳明也曾在其著作中赞扬过宋以来的儒家杰出人物及其相关观点，但要注意只是某些地方而已，并非全盘赞同。
现代的学者热衷于搏眼球，哗众取宠，没有沉下心来，也耐不住寂寞，商业气息太浓。要知道儒家的宗旨在于“义与利不两立”。现代学者虽然打着现代儒家的旗号，煞有介事，真是有愧于先人也。
牟宗三先生在为张君励的《比较中日阳明学》一书所写的校后记中写道：“一种学术，流于他国，常有新面目，新作用，亦可为新表现。或“桔逾淮而为枳”，此其坏者也。或“天地变化草木蕃”，此其善者也。在日人，得善果而不得恶果，则益足增加吾人之反省矣”。然而，今人至今也不懂得反思，不明“道心”之真谛，总想着标新立异。
诚然，王阳明先生的“心学”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继承了自尧舜禹以来历代儒家圣人所推崇的核心价值，但从当今的价值观和现实需要来看，毕竟仍有其局限性。因此，发展阳明心学有其必要性，但必须秉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先贤的角度来开展学术研究，这是起码的良知。至少把不是王阳明的东西剔除出去，或者把王阳明所明确反对的东西事先澄清一下。
就在研究和普及阳明心学的过程中，北京大学、贵州大学带了一个不太好的头，例如在《我心光明——走进王阳明咏诵会》（中央电视台2016年10月11日举办，由北京大学和贵州大学作为学术支撑）上，宣扬
“王阳明的思想融合儒释道三家之精髓，开中国文化之新天地”。甚至，一首歌曲的歌词说王阳明“三教融通，照耀沧桑”，真是令人耳目一新。明明是王阳明先生早先误入道、释歧途，最后翻然悔悟，寻得圣人之道，而抛弃世儒、释、道的核心价值。却说他融通三教，真是毁人不倦。
据《王阳明全集·《年谱一》中说“王嘉秀、萧惠好谈仙佛，先生尝警之曰：“吾幼时求圣学不得，亦尝笃志二氏。其后居夷三载，始见圣人端绪，悔错用功二十年。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故不易辩，惟笃圣学者始能析其隐微，非测忆所及也”。已经很清晰地说明了王阳明先生摒弃仙佛的事实。
《王阳明全集》已普遍发行，但是北京大学和贵州大学仍罔顾书中所载事实。虽身处一个新的时代，却与历史上对王阳明“援佛入儒”的嘲讽遥相呼应。倘若曾经担任过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的余姚人蒋梦麟先生，以及担任过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余姚人沈君山先生等人地下有知，情何以堪。
殊不知，本次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等著名高校也派员参与四明国际心学论坛，终于没有能耐得住寂寞。而从四明心学的办会宗旨来看，阳明心学已到了要掺杂其它的东西才能存在的境地，这表明了阳明心学的没落已基本成定局，“惟精惟一”的学术宗旨已荡然无存。而对于“心学”的学术浮夸已侵入王阳明先生故乡余姚的邻近区域，令人担忧。
这或许就是阳明心学的宿命。没有人去正本清源，维护心学的正统；反而有许多人将其作为搏取名利的工具，诚可哀哉。
余姚先贤黄梨洲（讳宗羲）先生在《明儒学案》（卷三十二 · 泰州学案一 ·
前言）中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於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文中的泰州、龙溪是指王艮、王畿二人，均为阳明先生的弟子（注：王艮，字汝止，号心斋，明代泰州人，人称王泰州。王畿，号龙溪，明代山阴人（今绍兴）），二人并没有真正理解阳明的学说，标新立异，将王阳明心学引向歧途。
为此，王阳明先生的余姚籍学生钱德洪在《阳明先生年谱序》中感叹道，“师既没，吾党学未得止，各执所闻以立教。仪范隔而真意薄，微言隐而口说腾。且喜新奇谲秘之说，凌猎超顿之见，而不知日远于伦物。甚者认知见为本体，乐疏简为超脱，隐几智于权宜，蔑礼教于任性”。钱德洪的这段话直白地表示，其实王阳明学生中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懂王阳明心学。许多人只是为了求功名，猎奇，或者打着阳明的旗号招摇撞骗而已。按现在的话说，这是在寻找存在感，哗众取宠。阳明先生的余姚籍高徒徐爱也说过“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传习录》）。这在明代是最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吐槽”。但是，几百年后的今天仍陈渣浮起，画蛇添足，旧事重演，令人扼腕叹息。
“人心惟危”是中国古代对于社会关系的一个基本结论，但是无论古代、现代，“人心惟危”的格局并没有被破解。在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中，人们的心理问题并没有随着富裕程度的增长而消退，反而有逆势增长的势头。“安居乐业”、“让人们活得有尊严”，仍是相对于国民的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所以，“阳明心学”的使命尚没有结束，远没有到另起炉灶，改头换面，到了抛弃“心学”原教旨的地步。
因此，对“阳明心学”正本清源，继承阳明心学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核心价值，并结合当代社会人文环境进一步挖掘阳明心学的现代价值，服务于当今社会；剔除缠绕在阳明心学周围的虚假之学，以正视听，这些或许正是学者应该担负的职责。
马克思曾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的卷首《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也就是说，检验一个学者的真假，并不在于看他能解释多少经典，而是能否根据所处时代的具体的社会需求，运用相关理论和知识，提出一个创新性和根本性的整体解决方案。
将马克思所提出论断作为一面镜子，当代中国不知道有多少假学者会在这面镜子面前露出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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