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暮初

       据《王阳明年谱》记载：“（明正德）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岁，在贵阳。春，至龙场。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时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墩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

       这里已较为详细地描述了余姚先贤王阳明先生悟道的当时环境条件和心理状态。“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就是说王阳明所悟得的内容是“格物致知”的真意。

       这与明末清初余姚先贤黄梨洲（讳宗羲）先生在其所著的《明儒学案 •文成王阳明先生守仁》中的说法一致。黄梨洲先生对于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是这样描述的，“先生之学，始泛滥於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自此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

       黄梨洲先生所描述的正是王阳明学问的“前三变”，其重大转折点就是“龙场悟道”。而在“龙场悟道”中，王阳明先生悟道的内容就是“格物致知之旨”，也就是“格物致知”的真实含义。或者说，事物的客观性与人的主观性如何结合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而“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一句是阳明先生悟道后，对之前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儒学之士曲解了如何成为圣贤的正确途径这事表示反省。

       之前南宋的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只要“格物致知”（意谓“即物穷理”）就能成为圣贤，但是并没有通俗易懂地揭示如何成为圣贤的途径；或者说他所提供的方法在现实中并不可行，仍缺少一些重要的环节和阶梯。因而，无法界定心与物之间的关系，以及相系之间的联系，这就使得心与物始终两隔。正是由于在实践中无法取得实效，对于“格物致知”一语究竟是什么意思，令人十分迷茫，实践无门。

     《大学》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大学》所指出的“八目”。其中“格物、致知”是其首要的二目，具有门径的重大意义所在。这一关节不打通，那么圣贤之路就无路可通。

       南宋朱熹说“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在穷其理”（《四书章句集注》）。既然王阳明认为之前将“格物致知”（意为“即物穷理”）理解为“求理于事物”错了。那么，求理于什么才对呢？也就是说王阳明所悟得的“格物致知之旨”究竟是什么呢？这在《年谱》中并没有记载，反而记载于《传习录》徐爱向王阳明的一次请教之中。

      据《传习录》（上卷），“爱曰：昨闻先生之教，亦影影见得工夫须是如此；今闻此说，益无可疑。爱昨晚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是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诚无物”，《大学》‘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

       另据《传习录》（下卷），王阳明说“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

       也就是说“格物致知”的内涵在于“格事致知”，本质在于“求理于心”，而且心外无理，心外无物。

       既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那么如何做？这就引出了“知行合一”说。也就是说，王阳明在继“龙场悟道”后的38岁那年在贵州贵阳的“贵阳书院”首揭“知行合一”说，也就是说通过“知行合一”才能真正“格物致知”。

       阳明心学将心比作镜子，对事物之理的感知是通过心来感知。“知行合一”就是一个总原则，而只有“行”过了才能获得真知。无身心的投入，一味地执着于以物格物，就是格死物，是无论如何不能得出理出来的。事实上，“理”的得出在于取得旁证，而取得旁证在于不断地拓展践行的范围。换句话说，没有“心”的参与，“理”就不能呈现出来，因而才有心外无物（的照见），心外无理（的呈现）的一说。

      在阳明心学后期，更加强调“格物致知”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去恶之谓也”（《大学问》）。也就是对“格物”赋予其 “为善去恶”的功能。也就是说，格物致知，不是局限于表面的“知”，不仅要善于明辨是非，还要勇于纠正偏误，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也只有“知行合一”才是真正体现“止于至善”的心境。

       这就与朱熹对“格物致知”的“正宗”说法大相径庭了。因而明代才有了将阳明先生所揭示的“心学”指摘为“伪学”的最初由来。

       同时也表明王阳明对于“格物致知”的理解和揭示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龙场悟道”尤其强调“先生始悟格物致知”。也就是说，以“龙场悟道”为起点，如同坦途的圣贤之路就此显现。从而从根本上克服了“大道甚夷，而人好径”的误区。因此，“龙场悟道”无疑成为当时莘莘学子们寻求圣贤之路中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对于阳明心学的形成，以及整体儒学的走向有着振聋发聩的影响。

       但是，从现代人的理性角度来分析，“龙场悟道”只是王阳明初步踏入圣人之门，直到他在江西南昌揭示“致良知”之教才是他真正的悟道。《年谱》说“正月，居南昌。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因此，现代人再来炒作“龙场悟道”实在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