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豪（1910-1980）先生的《中西交通史》从出版至今已经五十多年了，离岳麓书社重印，也已有二十个年头。作为中西关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此书如能重新排印，无疑是嘉惠士林的大好事。在我的强烈推荐之下，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重印此书，并因此嘱我写一短文。要为这部名著写点介绍，实在诚惶诚恐，于是重新拿起这部案头常备的工具书，通读了一遍。自己学识浅薄，不能对此书作全面的评述，而只想就见闻所及，介绍我眼中的方豪及其研究。同时略举数例，考证此书的史料来源，并以明清中西关系史为例，对此书的贡献作一介绍。

方豪是中西关系史研究的大师，不仅在明清中西交流史、天主教史方面有杰出的造诣，对宋史、台湾史诸领域也有开创之功。他幼时家贫，只受过小学教育，后进入杭州天主教修道院学习并晋铎。因爱好圣经故事，对中国天主教史产生浓厚兴趣。他全靠自学成才，发表的文章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学术价值之高，可谓是前无古人，恐后人也难以逾越。他之所以能够取得重要成就，除个人的勤奋好学，与他深厚的国学和外文基础有关。他广交师友，自1926年起，就与陈垣书信往来，颇得陈氏赏识，[1]日后多得教诲和指导，通信长达二十余年之久。此外，他与张星烺、向达、张维华、白寿彝、郑鹤声、罗香林等先生时相讨论，还与李俨、岑仲勉二先生书札往返，严敦杰先生也经常向他提出问题。

抗战前方豪主要在浙江学习、传教，并开始收集材料，奠定了研究的基础。1937年之前，主要发表了与浙江天主教史有关的论文，包括“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和《李我存研究》一书。抗战后，他离开浙江，寓居昆明和重庆，担任天主教《益世报》主编，并与当时的学界名流多有接触。1941年受聘为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讲授17、18世纪中西交通史。抗战期间，发表了拉丁文传入中国考，徐霞客和传教士的关系，伽利略和科学传入的关系，传教士对中国经籍的研究，明末清初来华西人与士大夫之晋接等重要论文，并出版《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第一辑（重庆：独立出版社，1944）。抗战胜利后，方豪到北京，任教辅仁大学，并主持上智编译馆，期间也有多篇论文发表，并于1948年出版了《方豪文录》。1949年2月赴台，在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任教，直至1980年去世，这三十余年中，对中西交通史有更深入的研究。1953—1954年出版了《中西交通史》，1967—1973年出版了《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1969年自刊《方豪六十自定稿》。[2]

方豪的专著中，影响最大的应该算是《中西交通史》了。[3]此书作为《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一辑，凡五册，由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出版，此后多次印刷，1983年由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再版。此书是在他东渡台湾之后的两年多时间完成的，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完成这样的巨著，实属不易。书出版后，他曾把它作为教材，向学生传授，据说他还让学生挑错，如学生指出其中的错误，他还给高分，可见他对此书的重视。遗憾的是，直至去世之前，他并未能对此书作较大的修订。

《中西交通史》内容包括“历代中国与欧亚大陆之中国迤西部分之关系”，“然在叙述上有必要时，则亦兼及中国与东南亚（越南、缅甸、暹罗）及南洋等处。”也就是不仅涉及中国和西方的交通，也包括中国与南洋的关系。此外，“民族之迁徙与移植；血统、语言、习俗之混合；宗教之传布；神话、寓言之流传；文字之借用；科学之交流；艺术之影响；著述之翻译；商货之交易；生物之移植；海陆空之特殊旅行；和平之维系（使节之往还、条约之缔结等）；和平之破坏（纠纷、争执与大小规模之战斗等）”等内容也是书中讨论的重点。

在《中西交通史》导言中，方豪认为“中西交通史研究之兴起”，与中国学者对于西北史地、域外地理之研究，欧美、日本学者对中国之研究，新疆及中亚之发掘与敦煌学这五方面有关。但他在导言中并未提及中国学者对中西关系史的研究，只是在行文中简单提及。1974年他在《华学月刊》发表了“六十年来之中西交通史”一文（参见本书附录），[4]才对中国学者的研究作了简要的回顾和评述，他主要列举了一些学者的重要论著，如陈垣对中西交通史的贡献，对外来宗教史和外来宗教人物的研究，以及华化和欧化、中西日历的研究，以及张星烺、冯承钧、陈受颐、洪煨莲、陈观胜、岑仲勉、向达、张维华、罗香林、白寿彝、李俨、朱谦之、朱杰勤、范适等人对中西交通史的贡献，还提到向达1960年所拟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这篇文章大致勾勒了20世纪50年代之前国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作品，从中可见他撰写《中西交通史》的依据。不过，可能限于篇幅和其他原因，一些大陆学者的研究和成果，并未全面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