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世界遗产之八十一“佛教圣地五台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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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世界遗产之八十一“佛教圣地五台山(下)”
田念慈编撰/摄影
2015年9月16日游览的是五台山两个国宝级的寺庙,显通寺和佛光寺。几年前的初冬,参拜了在洛阳的佛教来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寺庙,也就是佛教祖庭白马寺。
大显通寺,位于山西省五台山台怀镇,是五台山第一大寺,始建于东汉时期,它是我国最早的佛寺之一。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9年),汉明帝从西域请来印度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在京都洛阳建白马寺;这是中国建佛寺的开端。这一年,摄摩腾和竺法兰来到五台山,法眼识圣地,立即看中五台山的风水,并奏明汉明帝在这里破土建庙,揭开了五台佛国历史的第一页。
他们之所以选中五台山,也是事出有因的,其一,当时五台山叫清凉山,佛经《华严经》里说,东方清凉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有案可据;其二,两位高僧看了五台山的地形,觉得与印度灵鹫峰极似,灵鹫峰又是释迦牟尼向弟子讲经的地方;其三,据说在两位高僧来以前,五台山已有一座佛塔。于是,五台佛国的奠基石——五台山第一座寺庙大孚灵鹫寺(今显通寺)就这样建立起来了,连那座山也称作灵鹫峰了。
我们与来自五台山各寺庙的僧侣一起从显通寺东门进入。
显通寺院面积8公顷(120亩),各种建筑四百多间,多为明清时期建筑。排列于中轴线上有七座高大的建筑:水陆殿(又叫观音殿)、大文殊殿、大雄宝殿、无量殿、千钵文殊殿、铜殿和后高殿(又叫藏经楼)等7座殿宇。层层递进,各具特色,无一雷同,辉煌壮丽。其殿堂、厢房布局严整,配殿左右对称。很有气势。
各路僧侣纷至沓来。显通寺统领五台山的青庙,重大佛事均在显通寺举行。
显通寺山门(见以上3图)。此为显通寺东门,进门右拐不远处就是大雄宝殿。
大雄宝殿的东立面。
大雄宝殿,重顶飞檐,巍峨宽大,占地约670平方米(一亩二分)为五台殿宇之最,木雕彩绘,肃穆堂皇。殿内佛像高大,金碧辉煌。五台山的重大法事活动,多在此殿举行,届时,各寺都有僧人参加。
无量殿又称无梁殿,外墙白色,为纯砖结构,明万历三十四年至四十年(1606~1612)建,崇祯九年(1636)补修。面宽七间28.2米,进深四间16米,高20.3米,重檐歇山顶。内部结构券拱与迭涩砌筑,藻井形似花盖。殿顶铺设筒阪布瓦,殿内四壁铸佛像万尊,故又名万佛殿。殿身比例和谐,制作工精,柱额、斗栱、梁架、屋顶及吻兽脊饰等完好无损。四周隔扇棂花图案和裙板上花鸟人物,工艺尤佳。
无量殿东立面。
千钵文殊殿中有一尊高达5.4米造型特殊的铜质镀金文殊像,为明代万历九年所塑。他共有五个脑袋,从下到上渐次缩小,文殊菩萨半跏趺坐于狮背上,身着妙宝天衣,头戴七宝佛冠。从身体侧位
伸出无数臂膀,每只臂膀上又生出无数只手.据说共有一千只。一只手上托一金钵,每一个金钵中端坐着一尊释迦牟尼佛。又称“千臂千钵释迦文殊菩萨圣像”。无论是臂还是手,均血肉丰满,脂肤细嫩,显示着青春活力。最下面的两只手,一手摇着铜铃,一手拄着一柄金刚杵两件法器,以此警示世人应迷途知返,遵法行事。它是五台山佛像之精品。
千钵文殊殿(见以上2图)。
我并不信佛,但在文殊菩萨的道场,显通寺千钵文殊殿的文殊像前跪下磕头。
铜殿前原有同期铸造象征五座台顶的铜塔五座,日本人在侵华期间盗走三座,仅东西两座原塔尚存。塔有13层,高8米,塔身满铸佛像图案,底座正方形,四角各铸一尊力士,手托、肩扛或头顶塔身。两塔下西南角有大如拇指的小铜庙,内坐小指大的土地像。后又以铁补铸三座塔立于原处。铜殿、铜塔皆饰以金箔,远远望去,金碧辉煌,阳光之下,熠熠夺目,是显通寺内最为耀眼的地方。
再往上走,是全庙之最耀眼的铜殿。明穆宗死后,少主朱翊钧(万历)年幼无知,皇亲李良宫廷政变,并将娘娘李彦妃和少主打人了冷宫。大臣徐彦昭和杨波进入冷宫接走了万历,后来当了皇帝,惩除了奸臣。为了感谢母恩,在五台山为李娘娘建造一座铜殿
。铜殿是高僧妙峰和尚(山西平阳人),在现在太原市郝庄村南建起了高达13层的两座大塔(宣文塔)后,正在兴建永祚寺(即双塔寺)的过程中,又奉万历皇帝的命令,到显通寺“传戒”时建筑的。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集全国13省市布施,先后铸成三座铜殿,分别在峨眉山、南京宝华山和五台山。三个铜殿均在湖北荆州浇铸,运至现场组装,如今仅存五台山这一座了。铜殿方形,外观重檐两层,高约5米,四周隔扇上棂花图案和壶门花鸟装饰。内壁四面铸满小佛万尊,中央台上端坐“万佛如来”。
铜殿内景
在铜殿后的藏经楼内,收藏有北魏时期铜铸的旃檀佛像,有北宋开宝年间刊刻的雷峰塔藏经,有明代人绘制在菩提树叶上的十八罗汉像,有杨五郎使用过的81斤重铁棍……
在显通寺藏经楼前拍摄的照片,可见前下方无量殿一边就是塔院寺的佛塔就。
以下是巧遇的显通寺千僧斋盛况:
佛事开始前的众僧像。盘坐的僧侣开怀大笑者有之,仰天哈欠者有之,拂面挠鼻者有之,左顾右盼者有之,……。
千僧斋结束后,僧侣们从南门鱼贯而出。见以下4图
出租车是招揽僧侣去玉华寺的。
是日,五台山玉华寺菩萨开光,僧侣们又打的赶场去了。
佛光寺位于五台山县城东北32公里的佛光山山腰,距离台怀镇30多千米。据史料记载,北魏孝文帝在位期间(471-499年)曾路过这里,看到一团佛光,于是下令鼎新寺院,名为“佛光寺”。到了唐代,武宗皇帝大灭佛教,佛光寺被毁为一片废墟。现存的东大殿,则是唐宣宗大中十年(856年)重建的。
佛光寺内殿堂高大,层层相叠,而且布局疏郎,主次分明。东大殿踞于高台上,外观简朴大方,门、窗、墙壁、斗拱、柱、额等全用朱色涂刷。
大殿的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无论是单个或总体,它们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晚唐时期的特征。
梁思成被那层层交叠而又宏大雄伟的斗拱所震撼。虽然这些斗拱像是承受了千年的委屈一般,交错折叠在宽大深远的屋檐下,而正是这种稳健牢固的姿态,支撑着佛光寺千年的骨骼和历史。梁思成评价,此殿“斗拱雄大,出檐深远”。
经测量,斗拱断面尺寸为210×300厘米,是晚清建筑斗拱断面的十倍;屋檐探出达3.96米。这在宋以后的木结构建筑中也是找不到的。
梁思成是这样写的:“我在那里看到了一种屋顶架构,其做法据我所知只有在唐代绘画中才有。使用“大叉手”,而不用“侏儒柱”,这和后世中国建筑的做法全然不同,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东大殿内的佛坛上,有唐代彩塑的35尊。释迦牟尼佛端坐于佛坛正中,阿弥陀佛居右,弥勒佛居左,左右是普贤,文殊二位菩萨。这和一般寺院不同,一般寺院都是文殊菩萨在左,普贤在右,因为中国古代的座位次排列以左为上;而在佛光寺和尚山所有的寺院中,却都将文殊塑在佛祖的右边,普贤塑在佛祖的左边,右智左理,这是表示理智涉入之胎藏界曼荼罗的。殿内的胁侍菩萨和供养菩萨都是女儿身,弯弯的娥眉中间还有一点朱点,显得颇具风韵。
围绕着佛坛的殿内墙壁前,排列着五百罗汉,为明代塑造,是身材差不多大小的“小品”。值得注意的是佛座背面的一幅唐代壁画,此画长80厘米,高30厘米,上画天王降伏妖魔鬼怪的故事,中间站着一个头戴花冠、神情恐慌的女子。这幅画虽历千余年,但仍色泽犹新。还有一幅绘于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的壁画,也颇具特色。画上有七个圆光,每个圆光中有10尊佛像,圆光下的方框内还写着各尊佛的名号。最左一格题:“佛光庄信佛弟子的刘太知……宣和四年三月初……”这些壁画,连同佛像,梁下面的一些黑迹及东大殿建筑,被人们誉为佛光寺的“四绝”。
东大殿南侧屹立着一座祖师塔。塔的平面呈六角形,塔座由逐级收分的六层青砖砌筑,第六层上再起台阶三层。上置六角形塔身,正面开有扁平的拱卷门,顶上饰以莲瓣形的火焰,室内供有禅宗的无名、慧明两位祖师塑像。第一层塔檐是由一层叠涩、一层砖砌斗拱,再一层叠涩和三层密檐是由一层叠涩,一层砖砌斗拱,再一层叠涩和三层密排着的莲瓣及三层叠涩构成,檐顶再用反叠涩逐层收进,整个塔檐显得深远重厚,十分精彩。其上置有下面为四层叠涩和九瓣覆莲,上面为三重莲瓣。中间为仿胡床式的束腰须弥座,承托着仿木结构的六角形的小阁。小阁开有火焰形的假券门,门扇相错,犹似半开之状;小阁上还开有直棂窗,并绘有木结构的额枋、短柱和补间辅作;小阁四角柱的上、中、下饰以捆束莲花。整个小阁的装饰带有印度风格和南北朝的遗风,充分表现了我们的祖先对外来文化的吸引,运用和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塔刹的下部是两层仰莲承托着六瓣形的宝珠,宝珠上又覆莲瓣两层,顶端再冠以宝珠。该塔造型殊异,风格独特,是我国唐代古塔中的精品,也是我国现存楼阁式古塔中的佼佼者。
文殊殿在前院的北面,于金代天会十五年(1137年)建成。此殿用“人”字梁柁架,建筑结构的独特,是中国古代木建筑中仅有的形式,具有辽、金时代的建筑特征。殿内佛坛上,有文殊菩萨和侍从像七尊。这些塑像装饰富丽,面目接近真人,具有金代塑像的风格,为国内现存最早的文殊七尊像。
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凭借敦煌壁画中的《五台山图》指引,带着中国营造学社的助手踏上了前往山西寻访唐代木构建筑的旅程,他们找到了寂静深山之中的佛光寺,发现了唐代建筑、唐代雕塑、唐代壁画……
佛光寺大殿并不高大,貌似平常,但却被梁思成称为“中国第一国宝”,因为它打破了日本学者的断言:在中国大地上没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结构建筑。
佛光寺现为中国现存排名第二早的木结构建筑,仅次于五台县的南禅寺。
梁思成和林徽因,这一对现代史上令人惊艳的传奇夫妻,有着极其炫目的出身和起伏跌宕的故事。
梁思成,1901年出生在日本,他的父亲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康有为的学生、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林徽因,梁思成夫人,1904年出生在福建,她的父亲林长民是中国近代立宪派领袖,擅长诗文、书法,曾经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等职。1924年,梁思成与林徽因结伴共赴美国,就读于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北京东城区有条不起眼的巷子,名叫赵堂子胡同。中国营造学社就诞生在这里,它是中国第一个建筑学术团体。1931年,梁思成出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正式开始了他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学术生涯。
梁思成认为,唐代建筑艺术是中国建筑发展的一次高峰,而他确信,中国木框架建筑的建造原则以及过去三千年来这种建筑方法的演变之谜,就隐藏在现存的古代建筑遗迹中。
从1932年到1937年初,梁思成和林徽因率领考察队频频走出北京,实地考察了137个县市,1823座古建筑。可是,他们一直期望发现的一千年以前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却从未出现过。
梁思成偶然看到了一本画册《敦煌石窟图录》,这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石窟实地拍摄的。梁思成看到61号洞中有一幅唐代壁画“五台山图”,其中有一座叫“大佛光之寺”的庙宇引起了梁思成的注意。
1937年,日本侵华步骤急剧加快,时局日益紧张。
梁思成越来越感到时间的紧迫,他和林徽因希望在战争爆发前把华北、中原的古建筑调查做完,以免这些人类的宝贵遗产毁于战火而不能给国人留下一图一景,成为他们终生的遗憾。
循着《敦煌石窟图录》的线索,梁思成和林徽因很快在北平图书馆查阅到了有关大佛光之寺的资料。五台山《清凉山志》记载,佛光寺始建于北魏,唐武宗灭佛时被毁,仅仅12年后佛光寺重建。而被毁之前的“大佛光之寺”影像,被描绘于几千里之外的敦煌石窟,可想而知这座寺院在唐宋时代五台名刹中的地位。梁思成和林徽因决定立即前往五台山。
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带着助手莫宗江、纪玉堂动身前往五台山,这是他们第3次前往山西寻找古建筑了。而就在当时,他们的状况并不好:梁思成拖着一条伤腿,林徽因患着肺病。
1937年6月26日,从清晨走到黄昏时分,梁思成、林徽因一行来到台怀镇西南两百余公里的豆村。转过山道,他们远远望见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当年的古寺早已香客冷清,荒凉破败,看守寺院的只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僧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当老僧明白造访者的来意后,佛光寺寂寞多年的山门,便为这几位神秘的远方客人敞开了。
梁思成进入寺院,看到出檐深远的大殿,一眼就断定这是一座比他们以前所见的更古老建筑。大殿内的景象让梁思成和林徽因惊讶不已。
梁思成后来写道:“那高大的殿门顿时就给我们打开了。里面宽有七跨,在昏暗中显得更加辉煌无比。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菩萨的坐像,它的侍者们环它而立,有如一座仙林。”
眼前这些身材高大、造型别致的彩色塑像,仿佛让他们回到了遥远的历史时空。从艺术造型上看,佛像面颊丰满,弯弯的眉毛,端正的口唇,都具有极其显著的唐代风格。菩萨立像大都微微向前倾斜,腰部弯曲,腹部略微凸起,这都是唐中叶以后菩萨造像的典型特征,与敦煌石窟里的塑像极为相似。穿行在大唐盛世的时空中,这让梁思成夫妇感觉进入了一个魔幻的世界。
佛光寺大殿的佛坛上有唐代彩塑35尊,金刚等33尊。另两尊特别的人物塑像,按照老和尚的说法,一尊是建殿施主武则天,另一尊是建殿主持者愿诚高僧。这两尊塑像虽然小些,但形态却很生动。此外,大殿两侧,还有明代塑造的罗汉像296尊。
大殿的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无论是单个或总体,它们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晚唐时期的特征。假如这些塑像是唐代遗存,那么,庇护塑像的建筑就完全有可能是唐代的了。
梁思成、林徽因认为,如果大殿经过不断重修,眼前的唐代塑像将很难完整保存至今。
面对近在咫尺的佛光寺,梁思成被那层层交叠而又宏大雄伟的斗拱所震撼。虽然这些斗拱像是承受了千年的委屈一般,交错折叠在宽大深远的屋檐下,而正是这种稳健牢固的姿态,支撑着佛光寺千年的骨骼和历史。梁思成评价,此殿“斗拱雄大,出檐深远”。
经测量,斗拱断面尺寸为210×300厘米,是晚清建筑斗拱断面的十倍;屋檐探出达3.96米。这在宋以后的木结构建筑中也是找不到的。
反复搜寻一直没有找到任何碑刻和题记上的文字记载。大殿里也没有发现通常写在屋脊檩条上的文字。梁思成决定,爬到天花板上去碰碰运气。
关于天花板上的奇特见闻,梁思成是这样写的:“我在那里看到了一种屋顶架构,其做法据我所知只有在唐代绘画中才有。使用“大叉手”,而不用“侏儒柱”,这和后世中国建筑的做法全然不同,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大叉手这个结构,从汉代开始有,在南北朝也有,在石窟上边有这种形象,但是实物没见过,因为梁思成夫妇作了大量的古代建筑调查,在中国北方调查了数百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结构,所以这种结构可以明确地判断它就是唐代的原物。
经过连续3天的辛勤查勘,梁思成仍然没有找到确切的建造年代。如果仅靠大殿的唐代结构和雕塑的风格特征来判断建筑的年代,误差有时可能多达半个世纪。
而就在此时,一直负责地面工作的林徽因突然欢快地叫了起来,她说她发现一根大梁上有很淡的毛笔字迹!
梁上那行文字是:“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大殿是由一位叫宁公遇的女性捐钱建造的。正当大家还在琢磨这段文字的时候,林徽因突然快步奔向大殿外的石经幢……因为她忽然记起,在佛光寺大殿前的石经幢上似乎也有相同的名字。
果然,石经幢上刻有这样一句话:“女弟子佛殿主宁公遇”,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梁上的题字,石经幢上的刻文相互吻合,那么大殿的建造时间终于能够确定了。
石经幢上刻写的纪年是:唐大中十一年。根据推算,这应该是公元857年,距发现之日整整1080年。
与这座非凡建筑的诞生有关的人物除了施主宁公遇,还有一个人,他叫愿诚禅师。唐武宗灭佛后,40岁左右的愿诚禅师四处化缘,复兴了佛光寺。另一位叫王守澄的人,他以“功德主”的名义与宁公遇的名字出现在同一根木梁上,这个颇神秘的人究竟是什么身份?他与佛光寺的诞生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梁架上的这两行题记,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右军中尉是唐代管宦官的一个首领,佛殿主宁公遇,记载的只有一个唐长安送供女弟子宁公遇。那么根据梁思成先生的推测,有可能宁公遇就是王守澄的家人,因为在唐代时候,有宦官娶妻的习俗,所以王守澄是那样有权势的一个人,有可能宁公遇是他的人。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没有那样大的财力,她必须有强大的后盾。
众多的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艺术作品汇集在一座寺庙里,而且同时被发现,如此重要的意外收获,成为多年来梁思成和林徽因寻找中国古建筑最快乐的时光。
梁思成后来满怀欣喜地说:“这是我们这些年的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建筑。不仅如此,在这同一座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它们是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它们就是独一无二的。”
在以后的时间里,梁思成和林徽因全面查阅和研究了这座寺庙。
佛光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隋唐之际,已是五台名刹,“佛光寺”这个寺名屡见于各种史书记载。公元845年,也就是唐武宗会昌五年,皇朝发动灭法运动,寺内除几座墓塔外,其余全部被毁。偌大的佛光寺土崩瓦解,变成了一片废墟,僧人也全作鸟兽散。
公元857年,也就是大中十一年,京都女弟子宁公遇和高僧愿诚主持重建佛光寺。现存东大殿及殿内彩塑、壁画等,即是这次重建后的遗物。
到了12世纪的金代以后,佛光寺前院两侧兴建了文殊、普贤二殿。在文殊殿对面,曾经有普贤殿和天王殿,但是,这两间殿堂分别在明崇祯年间、清光绪年间不慎被烧毁。院内的南北厢房是民国初年增筑的,这些就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当年见到的模样。
在长达上千年的漫长岁月中,经历过8次5级以上地震的佛光寺东大殿为何硕果仅存呢?
大佛光寺的台基前半截是垫起来的,做得非常坚固,后半截就坐在石岩上,把山坡的碎石清掉以后,潮气不容易上升,它里边的塑像没有腐蚀现象。
东大殿天棚下拱眼壁上遗存的唐代壁画,是梁思成在大殿梁架上测绘时偶然发现的,唐代壁画上所使用的白色颜料一千年后会变成黑色,这个认识得益于他对古代壁画所用颜料的了解。因为唐代的时候壁画的矿物颜料有锌白,画白颜色的部分,从面部、涉及到需要调和白颜色的地方,经过多年的变化它就会发黑。
梁思成、林徽因之后,对佛光寺的深入研究实际上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梁思成当年对东大殿正面的大门作了仔细研究后认为,“其造门之制,是现存实例中所未见的”。
1974年,中国古代建筑保护专家柴泽俊先生在东大殿研究壁画的时候,再次发现了多处唐代壁画,加上梁思成、罗哲文、孟繁兴等人此前的发现,佛光寺遗存的唐代壁画多达60余平方米。
柴泽俊介绍:全国寺庙当中保存下来的唐代壁画全国仅此一例,其他就是敦煌莫高窟里边保存下来的唐代壁画。因此,佛光寺为数不多的壁画,是我国绘画史上的重要一页,或者是当前保存下来最早的壁画的实证,再没有比它早的。
但遗憾的是,在距离佛光寺西北几十公里的山中,有一座南禅寺,它的建筑年代比佛光寺还要早。由于时局的纷乱,梁思成、林徽因和它擦肩而过。
在梁思成和林徽因发现佛光寺16年之后,1953年,山西考古人员考察了南禅寺,他们根据殿内屋梁上写有“大唐建中三年”的墨书题辞考证,南禅寺是公元782年重修的,这个时间比佛光寺的落成要早75年。
这也意味着,南禅寺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座唐代木结构建筑。
这也意味着,由于梁思成、林徽因对佛光寺的发现,历史仅存的两座唐代木结构建筑,从此在中国的大地上双星闪耀。
1961年,五台山佛光寺被列入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4年,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在美国出版,佛光寺考察成果是其中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