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于去恶》作为《聊斋志异》众多表现科场黑暗和表现落第书生的作品中的一篇，其对考场黑暗的揭露相比于《司文郎》的讽刺是更为直接的，同时也通过文中陶圣俞、方子晋、于去恶三个人物表达出了作者作为一个读书人对读书人命运的一种无奈。本文就小说中对科场的描写和人物命运的安排等方面对本篇小说进行简要的分析，以本篇小说的各种深意。

关键词：于去恶 清代科举 陶圣俞 方子晋 聊斋 蒲松龄

《聊斋志异》中有诸多表现落魄书生和揭露科场黑暗的作品，《于去恶》是比较典型的一篇。本篇收录于《聊斋志异》第九卷，故事情节比较简单。北平的名下士陶圣俞在赴考时寄住的旅店门口结识另一名考生于去恶，邀其同住。因窥见于去恶服食书页烧完的灰，陶圣俞得知他其实为鬼，即将参加阴间的帘官考试。后经于介绍，陶又结识另一名鬼书生方子晋，三人结为莫逆。

于去恶赴考帘官未果，然逢桓侯亲查，重阅落第考生的试卷，于得以被任用。方子晋与于去恶同场赴考，考卷完成一半，却在把考官姓名重新看了一遍后毅然弃考。于去恶赴任前告诉陶圣俞他考运不顺，只有第三场才有点希望。陶圣俞在阳间果然三场不中，回到家中，方子晋已托生为他的弟弟，便悉心教养幼弟。期间，陶圣俞又两度入闱，皆未果，直到丁酉年间考场舞弊事发之后才中了个副车，成为贡生。然而，陶圣俞于时已看透科场，萌生退意，于是隐居在家以教导幼弟为乐。

如前文所述，《于去恶》的主题是揭露和批判科举的黑暗，而这种批判涉及的深度和广度要比同种题材的《司文郎》更深一些，《司文郎》对科举的批判集中在对考官中的不正之风而后考官本身水平的低劣的不满，而《于去恶》中于去恶本人对于阴间考帘官制度的论述则对造成前述现象的原因有了自己的思考，并认为其症结在于“缺此一考”。

然，作者又认识到考试的制度本身也有问题存在，要改变科场风气并不是靠考试选拔主考官就能解决的，而且作者清晰地认识到八股文对人才的摧残，于是作者又安排了于去恶的抒发己见而落榜。那么到底要靠什么力量才能彻底拯救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学子们呢？在本篇小说中作者把希望寄托在“桓侯”身上，让于去恶在桓侯的帮助下被录取。

如果真有“桓侯”存在，当时的科举又为何还如此不堪呢？作者用了桓侯“三十年一巡阴曹，三十五年一巡阳世”来为当时的混乱找借口，而且通过文中于去恶之口将陶圣俞的屡试不中归因为“天数”，则使得作品中渗透了一种“天命”思想，把现实的黑暗归咎于神灵的缺失而非人世本身，更是把这种思想套用在丁酉年间的舞弊案中。原本丁酉案后陶圣俞也终于成了贡生，总算达成心愿，应该要积极入世参政，可正是由于文场的这种“治”和“乱”都被归结为神力的支配，才有了陶圣俞最后的归隐，他的归隐是对科举和仕途的看破，也是作者面对现实的无力和别无选择的逃避。

结合本片故事的时代背景，我们其实不难理解蒲松龄在本文中表现出的不满和无奈。儒家兼济天下、积极入世的思想历来为我国传统思想的主流，自隋朝建立科举制度以来这种入世思想的主要表现就是士人通过科举考取功名，获得官职，参与政治，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科举制度代替之前的九品中正制原本是我国人才选举制度的一个巨大进步，然而上千年过去，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其对人才的摧毁和埋没大大超过了对人才的培养和选拔。

考场作弊与暗通关节之风盛行，从岁考、科考、院试到乡试，各层负责主持考试的官员明目张胆地中饱私囊。针对这种情况，清政府也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措施，如今可查的记录在案的科场舞弊不胜枚举，其中丁酉案可谓震惊全国的大案。顺治十四年，顺天乡试的同考官李振邺、张我朴等依仗考职方便或巴结权贵、馈送榜名，或招摇过市、贿卖关节，并且事后李振邺竟向人夸耀，而且考官内部分赃不均，放榜后群情不平。事情闹大后朝廷震怒，斩首了一大批相关人员并对被录取的举人进行了复试，事情才得以平息。

即使丁酉大狱着实震慑了不少人，却并未起到一劳永逸的效果，之后的舞弊案仍然此起彼伏，不可断绝。面对如此的现实，受到传统思想和时代的双重束缚的读书人自然无法找出一切的根源更无力改变，只能在不断追求和不断地失败中度过一生。

小说中的三个角色——陶圣俞、于去恶和方子晋，三人都具有作者理想中的文人名士的特点，有才华，有风度，不齿随波逐流而都在考场上不得志，相似之中亦各有其不同的个性。

虽然文中没有直接的交待，我们从陶圣俞三考不中后可以在家教导幼弟而不奔波于生计可知其家尽管不是大富大贵之人，至少也是小康。他欣赏于去恶的名士风度而邀其同住，这也体现了他本身的风度，可是他也是有疑心和私心的，与于去恶同住后他渐渐发现于去恶不同于一般备考人的行为就对其产生了怀疑，甚至进行偷窥，在发现了于去恶可以用吞服书页灰的方式来代替读书时就迫不及待地想让于去恶把这方法传授给他，这样的名士形象已经脱离了过去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带有市井化的倾向。不过，陶圣俞得知于去恶实为鬼而其术不可学时表现出的豁达和淡定的风范才是他性格中的主导部分。

相比于陶圣俞，小说中的另一角色方子晋的名士风范和清高的情怀更为彻底，出世的色彩也更为浓重。方子晋是经过于去恶的介绍认识的陶圣俞，其结识陶圣俞的动机也是出于对“名士”的向往，更准确地说是希望结识同一思想高度上的人。文中对方子晋的描写相对较少，最主要的事件就是他的中途弃考。方子晋在“闱中七则”已经完成一半时，仔细审视主考官的姓名之后竟“裹具径出”，然后坦然地接受“投胎转世”的结局，入陶圣俞家，成为了陶圣俞的弟弟，知世之浑浊而远之，其“出世”的意味不言而喻。

至于以之为名的于去恶，从答卷时不拘八股“代圣贤立言”而绝不允许发表自己见解的格套、尽书己见、淋漓尽致而事后还对自己颇为满意来看，颇有点狂生的味道。只是他对科考的执着，落榜时的惊和悲都给我们勾勒出一个空有济世之志而乏济世之机的落魄书生的形象。我们从于去恶的身上几乎找不出隐逸的影子，他和《叶生》中的主角叶生相仿，生前执着于科举不可得而死后做鬼亦不放弃。只是于去恶对科举的认识要比叶生深刻的多，而他也比叶生更为幸运，能够遇到桓侯大巡，而得以被任用，这无疑是所有被埋没的读书人共同的美好向往。

小说不同于《婴宁》、《席方平》等篇以曲折的故事情节取胜，重在借篇中人物之口诉作者之情。文章利用了阴间和阳世两方科考的交叉叙述，以阴间映射现实，反映现实之黑暗。艺术手法上，本文运用了较多设置悬念的手法，如开头先言于去恶行为之不合常理，而后知其为鬼；又如文章结尾先说方子晋先归陶圣俞家而陶圣俞回家却不见他，而后知方子晋已托生为陶圣俞的弟弟。

但总体而言，本篇艺术上比较平淡，相较于同类题材的《司文郎》中辛辣的讽刺，本篇显得更为温吞。当然，平淡之中也有其精巧之处，如篇末写陶圣俞与新生的方子晋相认一段寥寥几笔却别有情致，从陶圣俞回家不见子晋到子晋见陶而辍哭，短短数十字中安排了子晋托梦、幼子夜啼、因犯忌讳而不得见和陶母不堪其扰而令二人相见这四个小的波折，可算起伏有致。而对小子晋的对兄长的依恋之态，用白描和对比的手法，描写的甚为可爱。

综上，《聊斋志异》中这篇不太受关注的《于去恶》是蒲松龄对科举制度和八股取士的揭露和讽刺中的一环，虽然作品艺术成就在《聊斋》中并不算特别突出，但其批判的广度却超过一些更为辛辣的作品，也是研究蒲松龄科举观念时不可遗漏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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