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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德国生活 |
分类: 育儿篇 |
文:叶莹 (小小叶子)
小酒吧不大,正是晚上八点时分,酒吧里供应的冷餐很能吊人胃口——希腊沙拉,西班牙香肉片拼盘,法式奶酪,意大利腌制橄榄,土耳其蜜枣釀糕。围坐在长桌子的我们,面前都放了一盘冷餐,一瓶饮料。这是属于我们这些唠叨母亲的晚上,我们的孩子都在小镇的学校读四年级,拥有共同的老师——施密特夫人。
我们半年会来一次大聚会,每次都在这个古老的酒吧里。当然,那不只是个品品美食,舔舔醇酒,拉拉家常的轻松聚宴而已。十几个母亲,大家都有说不完的牢骚,道不尽的期望。半年前的那次聚会,提莫夫人说,我家尼克每天下午坐在那堆数学题前,眼眶就团了一湖水,真不明白这个老师,为什么就不给孩子布置一些他们能解决的题目。鲁芬太太喊,这样下去还了得吗,我家卢尔有不懂的,向老师询问,老师居然回答,这个我们已经在课堂上讲过啦,你再仔细想想!卢尔是红着脸走回家的。来自意大利的帕瓦夫人,也慢吞吞地拼凑起脑子里的德文单词:是呀,你们看,每个周一便把一周的作业拿回家,那些英语作业,孩子连怎么读,是什么意思都不懂,便要去做作业。如果我这个妈妈不懂一点英语,那就得花钱找人去辅导他做作业了,这个老师,到底在干什么哪!
这是些信奉“树挪死,人挪活”的人。
有点像中国目前流行的“移民潮”。不少中国家庭,只要腰包里有点钱的,都在想方设法地打“移民”的主意。造成他们一副丹心向西行的原因,也听了不少冠冕堂皇的解释:为了孩子啊!我怎么舍得让孩子的幸福童年葬在在这个该死的万恶的应试系统里?你看看哪,填鸭子都没那么恐怖,死记硬背千字文,争先恐后上奥数,每晚作业到十点,老师没个有良心。
这些有胆量挪走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大部分的,像我们这十几个今晚坐在酒吧里的,还坚守着阵地。但是我们的坚守不等同于妥协。我们都在着急地寻找给孩子的出路。
而且,我们也不相信,是否那些人会“一挪通天途”了,会不会离开这里,又跌进另一个更痛苦的漩涡。
你看,多少中国人在微信里流传着关于德国教育的神话:只上半天课,作业一个小时便完成,拥有足够的自由活动时间是孩子们的权利,谁也不可以剥夺,孩子的自尊心要受到尊重,不能在班上公开每个孩子的测验成绩......
于是,就有中国人向往让他们的孩子也在这样一个神话中的国度来健康成长了。
可是你看,坐在我旁边的科姆夫人,她正在对德国的教育系统摇头叹息:“四年级结束,就要分流去读中学,让一个十岁的孩子去决定他未来的路,太荒唐啦!我绝对不会给孩子施加压力,如果他达不到上文理中学的分数,那就去实用中学。”要知道,科姆夫人可是一个法学博士来的,她拥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在德国,文理中学是通向大学院府的康庄大道,实用中学则多是通向职业技术学院的。还有,斯德太太也发言了,“这个施密特夫人,从来就不是一个懂得调动孩子学习积极性的老师。”德国的小学,一个班主任老师要扛大部分的课程,语文数学自然常识,还连音乐艺术英语体育也一并上,如果孩子不喜欢这个老师的话,那就彻底完蛋了!
轮到我了。大家都问,你们中国的教育制度,没有德国这般糊涂吧?
我说,施密特夫人给孩子布置了一道数学题,孩子做不出来,我们这些当妈的也想不出来,等男人回家了,用电脑里的Excel运算功能才捣腾出来,你们便大吵大闹了。可是,你们见识过什么叫奥数么?中国的小孩每个周末都去上的,而且要花钱去上的。
大家有点面面相觑。科姆夫人吁了一口气,小心问我:那你觉得,你们中国孩子学那么多东西,真的很有必要吗?就像你,你肯定在学校学的东西比我们多,你觉得你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吗?
“当然和你们不一样了。”我啜饮着杯中的柠檬啤酒,甜甜地笑着,“我会觉得,你们纠缠着不放的,关于施密特夫人是不是一个好老师,关于我们该怎样帮助她成为一个我们心目中的好老师这个问题,是徒劳的。”我回忆着自己那些被试题战海填斥的青春年少时,我是如何在自习课时便偷偷溜出教室,一个人坐在学校旧城墙边上看渡河阿伯手中摇晃的橹桨。那时我便明白一个道理:我不可能改变学校和老师,让他们给我一个轻松美好的童年。但是,我可以改变我自己,让自己学会在苦中寻乐。
听了我的话,这些母亲们的目光变得有点耐人寻味了。
“那是因为你的儿子聪明,学习好,不用担心有没有个好老师!我们的阿迪就和施密特夫人有麻烦。”斯德太太酸酸地叹气,很大声地向我嚷了起来。惹得周围的客人都往我们这边扫视。
“都一年多了,每次我们家长反映的意见,我们的家长代表迈尔夫人都会及时记录搜集下来,和施密特夫人进行商讨。但是,结果是什么,大家有目共睹。但是,逃避她,换学校,也不是一条正道,这只能给孩子一个坏的影响——以后一遇不如意的事,他们就会选择逃之夭夭。”又一个母亲继续发言。
我很同意她的话。
儿子这个班级自从上了四年级,这个对他们来说极其关键的一年,却没有一个学生在主课的测验里拿过一个优秀成绩回家了,即使是我家这个曾有“满分大王”之誉的,最多也只是拿个良好成绩。
要知道,儿子是个铁杆书迷。每个星期都会从图书馆借好几本书来读。他十岁时的课外阅读数量估计已经有我当年二十岁时那般多。他已经花了一年的时间把图书馆里上百本厚厚的卡通书看完。但是,上个星期关于卡通画理论方面的德语测验,他却也没能如他所希望般的优秀。
中国人在痛骂他们“一试定终生”的应试制度。而德国的小升初没有这样的一试制,就像我们这个德国南部的州,是以四年级上的三门主课——语文数学自然常识,它们每次的测验成绩平均分,作为申请学校的标准。一个学期即将过去,在我们这个传统上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都会去上文理中学的区域,施密特夫人的确给我们这些家长们带来了恐慌——因为按照现在的成绩,估计只能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学生有资格上文理中学和实用中学,剩下的,便到普通中学去报到吧。
可大家依然相信“只有不好的老师,没有不好的学生”。
“我下个星期便去给州政府教育部打电话,向他们反映我们孩子班级的学习情况。”说这话的母亲,是一个任职大公司的重要部门主管。
“嗯,我会接着继续寻找熟悉学校法的律师去咨询。看来不通过法律途径来给她施压是不行的了。”说这话的母亲,本身就是一名律师,专门搞经济法的。
......
看到这里,我想,中国的老师会觉得多么庆幸,自己不是在德国为人师表。那“一试定终生”固然可恶,但是它让中国的家长心甘情愿地去吞下所有的结果:好的坏的。没听说过哪个家长因为自己的孩子没考上想望的中学,便要去找律师的了。他最多自叹倒霉,如果还有点本事的话,便花钱去为孩子争个好学校的“代教生”名额。
我的先生听我叙述完聚会的情况后,他却对我说:你可不要跟着去闹腾什么打官司告老师的事儿。第一,我不相信这个施密特夫人真的如此差劲。我们也得在自己孩子身上找问题。第二,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是这个教育制度的牺牲品。让十岁的孩子去面临人生道路的选择,非常的可笑。
我点了点头。是的,儿子这次考不好,并不说明他白看了一年的卡通书。也不能赖老师出题难。我们要学会的,是无论你碰上个好老师,还是个差老师,你都懂得怎样自己去学习,而不要一味去要求:老师,你要这样做。在一个神话中的国度,同样要有清晰的脑袋。儿子,你十岁上不了文理中学,你二十岁依然有机会去做你造飞机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