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一个陌生的电话，我从未接到过她的电话，也没见过她的面，但当电话中传来“是文亦刀伯伯吗？我是静兰”时，我知道对我而言，她不是一个陌生人，十几年前我们通过若干次信，是一个我挂念的人。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从报纸上知道了希望工程，那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刚刚开始通过媒体希望全社会捐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孩子。我现在还记得当年的报纸上讲了这样的事例：

一对安徽金寨县的小姐妹，因家庭贫困而失学，她们多么的渴望重新回到课堂，一个好心人捐了一笔钱，但这笔钱只够一个人的学杂费，小姐妹互相让对方去复学，后来妹妹回到了课堂，姐姐留在了家里操持家务。每当看到妹妹上学远去的身影，姐姐都会暗自落泪。

一个已上初中，学习优异的西部山村的孩子，因家境贫寒失学，他流着泪跪求父母允其上学，父亲也流者泪说，不是爸爸狠心，家里实在供不起了，我们要活命呀。儿子说我省下饭钱让我上学吧，在其哀求下他终于回到了熟悉的教室。由于路途较远，在这个乡里中学上学的学生中午都不回家，而是自带午饭。自返回学校后，同学们再也未看到他和同学们一起吃饭，而只看到他拿上自己的饭盒到学校后面的山坡后独自午餐。同学们不知道，那只是一个空饭盒。

当年我们夫妻都是工薪人员，收入不多，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晚上回家，我把想法和妻子说了，她说就照你的想法，我们资助一个孩子吧。我知道她会同意的，因为她和我一样，都在农村插过队，有在国家级贫困县当农民的经历，而且她还在乡村小学当了几年的兼职老师。

第二天，我就给中国青基会写信表达自己资助一个失学孩子的愿望（那时家里没有电话），并特意说明资助女孩，因为我知道，几千年“男尊女卑”的思想在农村是根深蒂固的，在失学的孩子中她们首当其冲，她们在贫苦地区也是最没希望的人。一直到现在，如果有选择的话，我的资助原则还有这一点。

但在那次资助中，我有两个意想不到。一个意想不到是本想资助一人变成了资助两人；另一个意想不到是孩子及他们的家庭给我的感动。

我的信寄出后的一个半月，我才收到中国青基会的回函，回函称收到了我的信，但由于他们的失误，信封保留了，可信不见了，这样我们的具体要求他们不了解，他们也不好确定我的资助对象。希望我们再依前信内容发一封，我照办了。不到一周，我收到回函，被告知我的资助对象是家住河北曲阳县一个小山村的小学一年级女孩，她就是静兰。第二天我就把第一笔资助款汇出。两天后，我又收到一封信，是共青团河北邢台县委来的。信里说一个多月前，他们收到中国青基会的函，告知一个叫文亦刀的先生有意资助一名失学女童，并把我的联系方式告诉了他们，他们很快把资助对象告诉了中国青基会，但此后他们就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信中对我还颇有埋怨之词，大意是不要言而无信之类。我知道肯定是青基会的工作出现了误差。这在我的意料之外，由于家境不是很宽裕，我当时没有一下资助两个孩子的心理准备，是向团县委和中国青基会说明他们工作失误，然后不接受这个“额外的负担”呢，还是...。最后，我只是简单的给团县委写了封信，告知资助款很快就会汇出，第三天，第二个孩子的第一笔款汇出。第二个孩子是一个初一的失学女孩，叫海兰。这样静兰和海兰就成了我最初资助的两个孩子。

这两个孩子我都没能资助到底，不是我不守承诺，而是她们坚决地不肯接受我的资助了。在静兰三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她在来信中说由于他的父亲出外打工后，挣的钱已经够交学费，不能再给我们添麻烦了。我没理会，继续汇钱给她，在又一封信中，她说爸爸说了，文亦刀伯伯再寄钱的话，我们就只有退回去了。此后我停止了对静兰的资助，再往后，我们没有了继续联系。海兰是在她初中毕业后停止资助的，虽然我告诉她，只要她上学，我会尽量帮助她，她的学习不错，但她选择了放弃。她告诉我，她很想上学，但她不能上学。在她不到1岁的时候，母亲不能忍受奶奶的辱骂带着4岁的哥哥离开了这个家，从此渺无音信。几年后奶奶去世，她和父亲相依为命，现在父亲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再加上以前的风湿病，已丧失了劳动能力，她要撑起这个家，也许还会很快的嫁人。她说我的资助可以救急，但无法救穷，她的选择是无奈之举。我给她汇了最后一笔钱。

我一直以为，我的资助是微薄的，我对她们的帮助也是有限的。与其说是我帮助了她们，不如说是她们和她们的农民家庭的那种善良和淳朴感动了我。

静兰后来考上一所国家重点大学，他的父亲不知怎么知道了我调动工作后的电话，告诉了我这个好消息。去年春节前，我在外开会，他还给我带了一大块肉和一箱橘子放到了门卫室。在那所外地的国家重点大学，静兰学习优异，表现突出，被保送读了本校的研究生。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话音，尽管我们在十几年前就认识，她说打电话的目的是“十一”想到北京看看我这个从未谋面，但会记一辈子的人。由于我已做好了“十一”外出的安排，见面的机会只有以后再找了。

海兰一直没有联系，在她最困难的时候没能给她更多帮助是我心中永远的隐痛。记得她初一时我给她写过一封长信，主体是鼓励她克服困难，努力学习，写信时我突然想到了那些清平一生甚至生活拮据的乡村教师们，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为了党的教育事业，为了山里孩子的将来，也是为了祖国的未来，他们默默耕耘着，无人喝彩，也很少有人想到他们，为此我为他们写了一段，并请海兰转致我对学校老师们的深深敬意。后来海兰告诉我，这封信校长拿到了全校大会上宣读，不少老师和同学是流着泪听完的。他们不知道，写信者也是含着泪写完的这封信，也许没有在贫困农村生活经历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感情。我还记得在给她的第一封信里，放了一张我们的全家福，问过一句她是否有照片。我的话孩子认真了，半年后，我收到了她寄来的一张刚刚在县城照的彩色照片，她穿上了她最好的衣服，但我注意到她脚上的两只鞋都漏着脚趾，脚趾在尽量地往后缩。海兰，你现在还好吗？？

我和静兰的父亲通过两、三次电话，他总说我给孩子指出了一条光明的路，给孩子点亮了心中的灯。我没有他说的那么“崇高和伟大”，我只想她们能有机会上学，改变自己，改变贫穷，走出大山，过好日子。也许我真的点亮了一盏灯，那也不是刻意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静兰的家所在的曲阳县是河北省著名的石雕之乡，1995年，她给我寄了几件石雕作品，有桃、西瓜、黄瓜等，这是黄瓜，大家看像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