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天资言集·下

广义资本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三十一）

第四章 资本的权利与责任

（3）

摘要：第一节 资本的权利；第二节 资本的责任；第三节 资本权利与责任的均衡；第四节 资本权利与责任在上层建筑领域的体现。

第三节 资本权利与责任的均衡

（上）

无论是从国家资本、还是从企业资本——直到个别资本的理论与实践范畴来看，诸资本从企业、行业到产业、市场，再到经济社会的诸社会权利，以及其相应的诸社会责任的均衡，是一项极为庞大、复杂的社会化课题。无论构成资本的物质质量要素，还是其相应的诸社会价值要素，资本所构建的这样或那样的主体，其主观、首先所需求的是诸社会权利。而相应的诸社会责任，只不过是客观、其次而为了相应的诸社会权利的获得有所保障，而承担、而为之。这个问题、矛盾，不仅存在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有基于此的社会总资本及其价值体系的构建、构成；还存在于其相应的包括资本和商品价值在内的社会价值生产流通、再生产流通及创新流通，以及在这些价值生产流通诸领域的价值分配的各自领域及其各个环节、各自方面。

为此，当人类商品经济社会发展到较为高级或更为高级阶段之时，构成其社会总资本及其价值体系的、可变的生产力资本和不变的生产资料资本——尤其是生产力资本的核心要素——劳动力及其人，就不得不为包括资本价值在内的诸社会价值，在其生产流通、再生产流通及创新生产流通，以及在这些价值生产流通诸领域的价值分配，在相应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有基于此的社会总资本及其价值体系的构建、构成中，所需要获得的诸社会权利与所需要承接的诸社会责任的均衡，付出大量的客观、系统而科学的理论与实践努力了。

一、国家资本诸权利与责任的均衡

首先，国家资本与国家资本的权利与责任均衡。

无论是基于不同社会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国家资本，也无论这些国家资本是所谓“东方式”的、还是“西方式”的，只要在其经济基础领域存在货币等价值工具；只要在其上层建筑领域存在政府等权力组织，就一定会存在国家资本，这一客观、系统而科学的理论与实践范畴。也许人们在过去大多数时间里所认识、理解和把握的国家资本，就是一些诸如“国家社会主义”之类、几近基于上层建筑领域的、诸如意识形态之类的东西；也许人们在有关国家资本在经济基础领域的认识、理解和把握，“归结”于诸如货币战、贸易战之类似是而非的东西……如此等等。

但是，当人们通过对近十年中美争端，所透视的对有关国家资本的更为广泛而深刻的认识、理解和把握的时候；当人们透过这些争端，“端详”至从所有商品流通贸易、到资本投资贸易，所涉及的诸多产业、市场及经济、社会要素，并因这些要素而牵涉到相应的社会总资本及其价值体系，在其包括资本和商品价值的社会价值生产流通、再生产流通及创新生产流通，以及在这些价值生产流通诸领域的价值分配，并最终影响到其彼此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建设发展的时候，人们难道还认为国家资本这个理论与实践范畴，还如上述所述的那么不客观、不系统而不科学吗？！

由此可知，所谓的国家资本，虽然似乎是一个很政治化、很意识形态的理论与实践课题，但当人们仔细分析人类社会数千年——尤其是近百年的发展史，以及如今已经日益货币化、证券化或金融化；日益数字化、信息化或虚拟化，以及将之日益产业化、市场化及社会化的人类商品经济社会的时候，人们是否可以说：国家资本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均衡，已经不仅仅是其政治命题，更是其经济命题了。而这个或这些命题，也是相应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如何建设发展，以及有基于此的相应社会总资本及其价值体系如何构建、构成的命题；也是包括资本和商品价值在内的社会价值生产流通、再生产流通及创新生产流通，以及在这些价值生产流通诸领域如何进行其价值分配的命题。

事实上，国际间国家资本的权利与责任均衡，以现阶段人类商品经济发展及其社会文明进步，还严重不均衡的社会历史条件来看，还很难用直接的方式来实现。因为，人类受“死”的疆土意识及政治化非常浓厚的“国家”意识的束缚，使某一国家资本扩张到另一国家疆域之时，往往不得不使用极端的政治手段——战争，来加以解决——比如目前发生在俄乌、巴以之间的战争。但其实质难道不是所谓的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其国家资本所采取的仍然“原始”的扩张手段，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结果吗？这种手段，实质上对基于诸社会价值的诸社会权利，其相互作用的双方或多方的国家资本“投资”来讲，其实就是一种豪赌式的伤害——有时甚至是致命的伤害。

虽然，用产品、商品及货币、资本等价值工具的商品化、产业化及市场化、社会化的手段，来拓展相应国家资本基于其诸社会价值生产流通、再生产流通及创新生产流通，以寻求相应国家资本在国际领域的诸社会权利，这固然往往可以避免上述的伤害。但是，国家资本如此这般的“投资”扩张手段，往往是间接的（不过，其中诸如利用关税、货币等手段，来体现国家资本的、基于其诸社会价值的社会权利，则是另外一回事）——如通过企业资本的扩张；如个别资本的自由流动……如此等等。这类国家资本的“投资”手段，对于国家资本这样或那样的扩张，虽然是间接的，但却是十分有效的。

在此可以展望的是：国家资本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将由于国际间国家资本的责任的直接作用，而使其诸社会权利之间的相互作用变得更为直接。不过，需要人们警惕的，是这种包括国家资本权利在内的诸社会权利的直接作用，如果不能与责任达致均衡的话，那么，国家资本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要素——政治权利等，将凸现出来——如所谓的“泛化国家安全”等。到那时，这将会严重影响相应经济体各自和相互间的社会总资本及其价值体系的构建、构成，以及其相应的包括资本和商品价值在内的社会价值生产流通、再生产流通及创新生产流通的质与量。

其次，国家资本与企业资本的权利与责任均衡。

无论什么样的这样或那样体制的国家资本与企业资本，其实都是基于相同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所构建、构成的相应社会总资本及其价值体系的两个重要的社会组织。其中最为重要的差异，其实不过是国家资本是一类政策性、并趋于严肃性的社会组织；企业资本是一类市场性、并趋于灵活性的社会组织。由于二者基于上述所导致的、其所寻求的包括资本权利在内的诸社会权利的差异，因此，二者在相应社会总资本及其价值体系构建、构成，以及其在包括资本和商品价值在内的社会价值生产流通、再生产流通及创新生产流通，和在这些价值生产流通诸领域的价值分配中，为寻求各自及相互的社会价值地位和价值分配，就存在一系列的从产业、市场到经济、社会方面的矛盾。对于这些矛盾，也就需要二者在遵循其所需要遵循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建设发展中，通过二者权利与责任的均衡，来加以客观、系统而科学的理论与实践认识、理解和把握、解决。

对于国家资本来讲，其基于权力的诸社会权利的获得及巩固，不仅基于形形色色的企业资本，更基于最为基本的、更为形形色色的个别资本；对于企业资本来讲，为了其资本从产业领域、市场领域及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的自主扩张，有个基本的物质保障和其产业保障、市场保障、经济保障、社会保障，则总是在谋求资本投资成本可控性的同时，追求其投资利润的最大化。但在人类商品经济社会进入到日益激烈的竞争阶段，为寻求资本投资成本可控性和投资利润最大化的重要途径，莫过于通过垄断来加以实现。因此，企业资本这种扩张途径、手段，往往就会与必须从情理、法理上代表更为众多个别资本权益的国家资本，在相应社会总资本及其价值体系构建、构成，以及其在包括资本和商品价值在内的社会价值生产流通、再生产流通及创新生产流通，和在这些价值生产流通诸领域的价值分配中，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所谓投资权益的矛盾。

在上述的情形下，国家资本就必须利用自身所获得的产业政策权利、市场政策权利、经济政策权利等社会政策权利，以及基于这些权利所肩负的相应政策责任，通过基于相应情理、法理所构建的法律体制和所获得的法治手段，来均衡企业资本扩张的方向、规模、速度和秩序。同时，为了避免因诸资本在相应社会总资本及其价值体系构建、构成，以及其在包括资本和商品价值在内的社会价值生产流通、再生产流通及创新生产流通，和在这些价值生产流通诸领域的价值分配中所产生的诸权益矛盾的加剧、恶化，而给包括国家资本、企业资本在内的相应社会总资本及其价值体系的构建和构成，所必须的产业发展、市场发展、经济发展及社会发展大局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企业资本也应当基于相应的情理、法理及其法制、法治，来利用自身的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权利及其相应的社会责任，通过调控企业资本的投资方向、规模、速度、秩序等，来保证自身资本扩张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国家资本与企业资本的权利与责任均衡，是一种即必须、但又使双方身感“痛苦”的社会实践。因为，对于一个积极承担责任——如税收等——的企业资本来讲，国家资本为了保持一定社会总资本及其价值体系构建、构成的活力——即为了给予各个或各类资本，都有机会去进行其诸社会价值生产流通、再生产流通及创新生产流通，并在这些价值生产流通诸领域进行价值分配的诸社会权利，而抑制其企业资本的垄断性扩张，这是企业资本的一种“痛苦”选择；对于国家资本，这个必须从情理、法理上代表更为众多个别资本权益的资本组织来讲，痛苦地选择“牺牲”自身的有关社会权利——如收缩其国有资本的投资领域或提高其投资成本、降低其投资利润等本身，其实就是国家资本的一种社会责任。

如果，国家资本与企业资本，在二者从产业、市场到经济、社会的相应社会权利及其责任的斗争与妥协中，实现相对的均衡，那么，人类商品经济社会的这两大资本组织，就会共同地在基于同样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所构建、构成的相应社会总资本及价值体系中，为其相应的包括资本和商品价值在内的社会价值生产流通、再生产流通及创新生产流通，以及在这些价值生产流通诸领域所进行的价值分配，提供极为积极的产业保障、市场保障、经济保障及社会保障。并由此使相应社会的产业、市场、经济及社会自身的建设发展，行稳致远、生生不息。

第三，国家资本与个别资本的权利与责任均衡。

国家资本的权利核心要素——权力，虽然主要是基于个别资本——尤其是其社会生产力核心要素——劳动力及其人，但其权力的精髓，则是寻求包括社会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等物质质量及其诸社会价值，在相应的包括资本和商品价值在内的社会价值生产流通、再生产流通及创新生产流通中相互结合与相互作用的矛盾统一。这与个别资本纷繁杂乱的权利——即依据个别资本的物质质量个性和诸社会价值取向，来生产流通、再生产流通及创新生产流通其所需的诸社会价值，就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物质与社会矛盾。为此，国家资本与个别资本的权利与责任均衡，对于二者在社会总资本及其价值体系构建、构成过程中诸社会价值生产流通、再生产流通及创新生产流通，以及在这些社会价值生产流通诸领域的价值分配，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在国家资本与个别资本的这些为资本的权利与责任均衡而“奋斗”的过程中，国家资本是否可以以服务的精神或责任，来促进个别资本为自身诸社会价值生产流通、再生产流通及创新生产流通，而承担基于相应社会权利的、自身的社会责任呢？而个别资本是否又可以以社会总资本及其价值体系的构建、构成为条件，同样地基于自身的社会权利、而“贡献”自身的社会责任呢……正如前面所说，社会权利的寻求、总是先于社会责任，国家资本——尤其是其可变的生产力资本的核心要素——劳动力及其人，总是在利用国家资本的“先天”优势，来尽可能地“彰显”其基于权力的社会权利。而在所谓的个别资本中，无论是可变的生产力资本本身，还是拥有不变的生产资料资本的生产力资本，其社会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劳动力及其人，总是希望充公利用、发挥其所拥有的物质质量，来在相应的社会总资本及其价值体系诸社会价值诸社会价值生产流通、再生产流通及创新生产流通中，劳动生产并分配到更多或更大的、包括资本和商品价值在内的社会价值。

在这些基于双方或多谢的社会权利需求的碰撞中，国家资本如果不能把自身拥有的“先天”权利优势——权力，运用到即节能、又高效；即“为我”、又利人；即合情理与法理、又合规与合法的物质与社会水平，那么，社会总资本及其价值体系的构建、构成，以及其相应的诸社会价值诸社会价值生产流通、再生产流通及创新生产流通，必然就会受到极为消极的影响。而个别资本不把自身的权利——包括资本和商品价值在内的社会价值生产流通、再生产流通及创新生产流通，在相应劳动产品的商品化、货币化及资本化，以及其进一步的产业化、市场化及社会化中的自由选择和充分发挥等，把握在这些基于可变的生产力资本及其核心要素——劳动力及其人的劳动生产中，那么，个别资本的个性物质质量及其社会价值，以用相应的社会总资本及其价值体系构建、构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就将受到极为严重的削弱……如此等等。

……待续……

笔者注：拙作《广义资本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思想基础，除师学蒋学模先生所著的我国高等学校通用教材《政治经济学》之外，还主要包括徐涤新先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朱学勤先生主编的《二十五史》；韦尔斯先生著，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先生译的《世界史纲》。实践思想基础，则源于笔者近半个世纪从学、从工、从政、从商，以及其间涉农的切身社会生活与生产活动。

参考附件：

一、《商言集》

二、《鼎言集》

三、《资言集·上》

四、 《资言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