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天资言集·上

我国资本的现状与发展（二十七）

第四章 股份制企业、国有企业及其资本

第二节 股市因股票缺乏资本价值而显得不可理喻

（中）

其次，由于股票不能从产权价值的高度，给予其投资资产所有权者明确的资本的市场价值、社会价值作用与地位，由此也就大大削弱了股票自身的资本价值。

如果，股票不能为以资本市场为依托的股票所有权者——尤其是为寻求以股票所代表的那个企业产权为基础的、企业决策权与经营权的资本投资者，提供包括法律在内的产权保护；如果股票在缺乏其权益所应有的、基本的资本价值——股息价值；如果股票所具有的资本的社会价值——融资与再融资价值的条件下，又缺乏股票所应有的、特殊的资本价值——产权价值。那么，没有这些资本价值作为股票价值的“托儿”，而只剩下商品价值的股票及其股市，跌到再低——如跌破所谓的净资产，恐怕亦不为过。

产权价值，是股票的所有社会价值（包括资本价值和商品价值）的灵魂。股票作为代表它所代表的那个企业的资产或资本权利，就如同一个国家，为瓜分相应的社会权利而产生的选票一样，对企业这个产业、市场及社会组织的存在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个作用，不仅在于它决定着其所有权者，在它所代表的那个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大会上的作用和地位，还在于它也决定着其所有权者，在它所代表的那个企业的决策机构——董事会，以及包括企业人事、财务、经营等在内的管理机构的作用与地位。很难想象，股票如果缺乏了产权这个资本价值的灵魂，那么，这只股票，是否还算是股票？这个因股票发行而成立的企业，是否还算是股份制企业呢？因此，对于追求股份制企业的最高、最大、最多权利的投资者来讲，掌握足够数量或比重的股票，就等如在选举中获得足够数量或比重的选票一样重要。

我国的股票，其实还没有完全起到这样的作用，并因此使得其所有权者，取得相应企业的话语权地位。有不少上市公司——如所谓的“三无”概念股，其控股股东的股票持有比重，竟只有百分之十几——有甚者，更只有百分之几。却可以如此低的持股量及其权重，却显性或隐性地直接控制着若大整个企业的全部资产。其对企业的所关联的权利，是何其之大，但对企业的所关联的责任，又是何其之小。这种不可思议、“不可理谕”的股本结构，在没有建立健全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以及相应配套的法律和社会制度下，其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已屡见不鲜了。

造成股票缺乏产权这个特有、且实质的资本价值的社会因素虽然很多，但其主要因素则有两个：一个是来自于发展过程中的因素；另一个则是来自于体制方面的因素。

在来自于发展过程中的因素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有关我国股票，其产权的权利享有与责任承担的法规、法律的不配套或不健全。最典型的，就是那个所谓的百分之五的增持与减持的公告。这条法规的确定，实质并没有与我国本身的股票、股市和股份制的发展相配套。因此，它不仅成为了股票资本价值投资的“绊马索”，同时，也成为了股票资本价值投机（包括其商品价值投机）的“保护伞”。

资本主义的股票、股市和股份制的发展，是建立在以生产资料私有为主的社会基础之上的。所以，股票的发行者们，以及以产权价值为其资本的投资目的的投资者们，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来牢牢地掌握股票所代表的那个企业的产权。否则，将意味着其对那个股份制企业的管理权及经营权——甚至包括所有权，失去控制的条件或基础。为此，他们即使是利用相对控股的方式或途径，以扩大资本的使用效应，也绝不会将持股的数量或比重，置于应有的“安全线”之下。

而我国的股票、股市和股份制的发展，则主要是建立在以生产资料公有为主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我国股票的发行者及产权的所有权者——即所谓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与其管理或经营者的关系，并没有直接、具体而明确的利害冲突。因此，当其管理或经营者，在利用相对控股这条法规，以扩大资本的使用效应的时候，总是“充分”的利用那个百分之五——即大幅度地降低持股的数量或比重。因为，有了那个百分之五的“保护”，再加入体制上的“支持”，这些股份制企业的“掌舵人”们，不怕因产权的轻重，而担心自身对“这个”股份制企业的管理权或经营权的控制或易手。而只担心通过股份的出售，所获得的资金是否“理想”。其最终的、直接的受害者，仍然是股票的发行者和产权持有者。

因此，为了提高我国股票的产权价值，就必须根据股票、股市和股份制的发展实情，来配套、完善相关的法规——如对相对控股作出相应的法规指引、法律约束等。这样，才能一方面在保护原始产权投资者的同时，也鼓励社会其他的股票产权投资者，对我国股票和股份制企业的投资热情；也只有这样，才能为全面、彻底地解决我国股票所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如A、B、H股的并轨、所有上市公司股票的流通，创造必要的法律条件；同时，也为推动、保证我国的股票、股市这个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全面接轨，创造必要的市场和社会基础。

股票产权，在发展中所存在或所产生的问题，始终是一个“技术的问题，所以，并不是十分的难以解决。而其在体制上所存在或所产生的问题，则是“战略”问题，它是影响我国股票缺乏产权价值的核心。因此，解决它的难度就比较大了。

在我国的股市及资本市场里，绝大多数的股票发行人或控股股东，都可以看到国有资本投资的影子——更不用谈所谓由国企改制而形成的股份公司。这就因此产生了这样一个非常尖锐，但又是十分现实的问题——即这些因国有资本的参与而形成的股份制企业，其产权的权利，与国有资本的管理权者或经营权者的享有者的关系，将如何影响“这个”股份制企业的产权价值和资本运营。如国有资本管理公司（局或办公室）；控股母公司（集团公司）；和股票所代表的那个企业的所谓董事会（局）及其经营班子，他们在股份公司的产权管理和经营中，各自到底享有的什么样的权利，和因此相应地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在笔者的《广义资本论纲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纲》中，就明确地提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所有权公有的国有资本的使用权，其资本的管理权者与经营权者的权利与责任，是有着清晰而严格的划分的。根据这个观点，由股票所产生的产权价值，对国有资本的管理权者和经营权者的厘清、厘定，是非常明确的——即所谓的国有股或国有法人股股东，是受聘或受雇于政府，来管理由股票的产权所形成或所代表的国有资本。这个资本在股份公司的投资方向、规模、速度和秩序，是与国家资本中的其他资本——如货币资本、税收资本等的运用，是相辅相成的、配套的使用的。因此，这个国有资本，通过股票的投资方向、规模、速度和秩序——如是以采取控股方式、还是以参股方式，是增持、还是减持所投资的相关企业、相关行业或相关产业的股份制企业的股份权重等，来配合国家其他资本的运用，以进行宏观社会经济结构、方向、规模等调控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而在股份制企业中，无论是否有国有资本的参与，也无论其参与的程度如何，其经营权的享有者权利的权益享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相应责任承担者的责任承担，则是由受聘或受雇于由股份制企业的投资人，所组成的企业“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大会，以及受聘或受雇于由主要股东组成的股份公司的决策机构——董事会，来决定的。这样，我们才能清晰地区分我国股票的产权价值，不会因国有资本的所有权、管理权与经营权的结构问题，而无法给予资本及其所有投资者或股份所有权者，以相应权益充分的社会价值（包括资本价值和商品价值）的保障；这样，才能严格地根据股票的这个产权，其所赋予的权利与所承担的责任，来保证其投资者或所有权者，以应有的权利享有和相应的责任承担；也只有这样，才能为投资于我国股票的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带来其所追求或所需要的资本投资价值。

（令笔者欣慰的，是在本文撰稿之后的二十年里，我国从将“管资产”向“管资本”，以及到对“混改”的持续强调，已经为面向企业——尤其是股份制企业的我国产业体制、市场体制及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改革，打开了新的改革窗口期。）

（待续）

参考附件：

一、《商言集》

二、《鼎言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