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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曰： “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海泽[1]，邓通专西山[2]。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3]。吴、邓钱布天下，故有铸钱之禁。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

文学曰： “往古，币众财通而民乐。其后，稍去旧币，更行白金龟龙[4]，民多巧新币。币数易而民益疑。于是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三官作[5]。吏匠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农人不习，物类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奸贞。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则失实，卖则失理，其疑或滋益甚[6]。夫铸伪金钱以有法，而钱之善恶无增损于故。择钱则物稽滞，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 ‘算不及蛮、夷则不行。 ’故王者外不鄣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

大夫：禁止私铸货币可以使百姓回归本业。

文学：禁止私铸增加了百姓的不便。

桑弘羊让人们回忆汉文帝时候的故事。当时，文帝允许私铸，吴王刘濞和大夫邓通是两个铸钱的大人物。《史记·平准书》中说，“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也就是说，尽管朝廷允许百姓铸钱，可是有能力铸钱的人毕竟只是那些本来就有本钱的人，并不是普通百姓人人为之。这样一来，朝廷就给了个别人壮大自己的机会，而使得社会更加贫富不均。所以后来就有了禁止私铸的法令。到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的时候，汉武帝下令铸钱的权力完全收归中央，从此五铢钱开始通行天下，民间铸钱之风得到了遏制。所以此时的桑弘羊，非常自豪地说，现在人们再也不能心存侥幸，妄图以私铸获利了。也因为这个原因，百姓可以各务其职，反本归农了。

但是对于这次币制改革，文学还是提出了他们发现的问题。他们说，过去因为可以私铸，所以货币种类众多，百姓使用便利。后来中央为了笼利发行了白金币，人们就造假成风。后来又屡次发行新的货币，使得百姓对于官币越来越不信任。最后当中央政府发行五铢钱的时候，造钱的官吏和工匠又偷工减料，致使有些钱造得不合规格，有薄、厚、轻、重之不同。农民对新钱不熟悉，就用旧钱比推它的价值，他们总是相信旧钱，不信任新钱。而那些商人则借此牟利，所以虽然禁止私铸了，但是问题依然如故。

文学强调了朝廷控制货币带来的不便，却忽视了它的正面作用。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说，在三官铸钱之后，“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这个记载印证了桑弘羊所说的“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