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大夫曰： “贤圣治家非一宝，富国非一道。昔管仲以权谲霸[1]，而纪氏以强本亡。使治家养生必于农[2]，则舜不甄陶而伊尹不为庖[3]。故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今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4]，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驼[5]，衔尾入塞，驒騱騵马[6]，尽为我畜，鼲貂狐貉[7]，采旃文罽[8]，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诗曰： ‘百室盈止，妇子宁止。’”

文学曰： “古者，商通物而不豫[9]，工致牢而不伪[10]。故君子耕稼田鱼，其实一也[11]。商则长诈[12]，工则饰骂[13]，内怀闚𨵦而心不怍[14]，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乐充宫室，文绣衣裳，故伊尹高逝游薄[15]，而女乐终废其国。今骡驴之用，不中牛马之功[16]，鼲貂旃罽，不益锦绨之实。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玑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万有余里。计耕桑之功，资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也，一揖而中万钟之粟也[17]。夫上好珍怪，则淫服下流，贵远方之物，则货财外充。是以王者不珍无用以节其民，不爱奇货以富其国。故理民之道，在于节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反方：治国不能局限于一本，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获得财富。

正方：国际贸易使得治国者更加追逐奇珍异宝，而置民生于不顾。

文学们说治国以农为本，桑弘羊就说，贤圣之人治家治国都不仅仅局限于一种固定的方法。过去管仲就曾以权术使齐桓公称霸天下，而纪氏却因为所谓的强本而亡国。如果治家养民只能以农业为根本，那么虞舜就不会去制陶，伊尹也不去做厨师了。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要有独异于人的气魄。别人看不起的，我却高看它；别人所轻视的，我却重视它。用工商末业来交易别人的农业，用虚文的东西冲击别人的实际的东西。现在深山大泽里的财货，均输法下积累的财物，就是驾驭经济和使唤诸侯各国的法宝。汝水、汉水一带的金子，各地的丝绸贡品，是用来获取胡、羌等外国宝货的东西。用中国一点点劣等帛，就可以得到匈奴很贵重的东西，从而减少敌国的财用。正因为这样，骡、驴、骆驼就可以成群结队地进到边塞之内，各种良马也都变成了我国的牲畜，鼠皮、貂皮、狐貉等各种贵重皮料，彩色的毡子，有花纹的毯子，充满了皇宫里的仓库，璧玉、珊瑚、琉璃也都成了我国的宝贵物品。这样，外国的物品不断流入，而我国的财物却不外泄，国家财用就充足，人民也家给用足。这才符合《诗经》上说的：“百家丰盈，妇子安宁。”

在这段话里，桑弘羊所说的纪国因为强本而亡国的故事，出自《管子·轻重乙》：

桓公曰：“强本节用，可以为存乎？”管子对曰：“可以为益愈，而未足以为存也，昔者纪氏之国，强本节用者，其五谷丰满而不能理也，四流而归于天下，若是，则纪氏其强本节用，适足以使其五谷尽而不能理，为天下虏，是以其国亡而身无所处；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为存；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

在这个故事里，纪国虽然大力发展农业，却因为不能很好地管控，造成谷多价贱，粮食都被其他国家买走了。所以大力发展农业，虽然确实有利于国，但不足以保障一个国家的安全。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别人轻视的我却应该重视。我们注意到，桑弘羊的论辞中，有何《管子》几乎相同的词句。对于这一点，学者们争论《管子·轻重篇》的成书问题的早晚。因为这和本书主旨关系甚远，不多说了。

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看到，桑弘羊的眼光要比那些儒士们更开阔。他已经接触到了国际贸易这个问题，提出了“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这样的原则。

对于桑弘羊所说的国际贸易的好处，文学避而不谈，依然强调工商末业对民众道德带来的损害。儒士们一般都有怀旧情结，他感叹地说，在古代虽然也有工商，可是那个时候的商人，流通万物却不骗人，那个时侯的工人，制造的器物都很坚固耐用，从不造假。可是你看现在，商人都以欺诈为能，工人都以造假为高。他们总是盘算如何获利，一点没有羞愧之心，所以那些本来就德薄的人更加奸诈，那些厚道的人也变得不厚道了。

说完工商业的危害，这位文学又将矛头指向了治国之人。他首先把夏桀提溜了出来，让大家温习一下这位亡国之君的故事。这个故事同样出现在《管子·轻重篇》，原文如下：

桓公曰：“何谓来天下之财？”管子对曰：“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纂组，一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夫桀之国者，天子之国也。桀无天下忧，饰妇女钟鼓之乐，故伊尹得其粟而夺之流。此之谓来天下之财。”

把这个故事翻译一下，大致如此：

齐桓公问，“什么是吸引天下的财富呢？”

管子回答说，“过去夏桀当政的时候，有歌舞伎三万人，端门的歌声，清晨的音乐，大街上都可以听到。这些人穿的都是带织绣的漂亮衣裳，所以伊尹就让薄地的闲女子去做织绣。她们织绣一匹，就可以换取夏桀的一百钟粮食。夏桀之国乃是天子之国，他不操劳天下，只是一门心思追求女乐，所以伊尹就可以获取他的粮食并操纵它的市场。这就是吸引天下的财富。”

管子对齐桓公讲的这个故事，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吸纳外地的财富，另一个是天子不应追求享乐。显然，参与辩论的这位文学更看重后者。他说，过去的夏桀就是因为这些女乐而亡国的。再看现在，那些外域进口的驴子、骡子根本抵不上我们有的牛和马；那些鼠皮、貂皮、毛毡、花毯什么的，也比不上我们华丽的丝绸的实用。再说那些昆仑山的美玉、珊瑚（珊瑚产自海中，昆仑山怎么会有呢？这位文学的博物知识值得怀疑），桂林的珍珠、犀牛、大象，离首都一万多里。算一算占用的农时和花费，真是花了百倍的价钱才得到一件东西啊，这就等于一捧的东西，却要一万钟粮食的价钱。朝廷喜好奇货，百姓就会奢侈；朝廷喜好外国的物件，财富就会外流。所以帝王不珍爱无用之物，以节制民众的欲望，不喜欢稀奇古怪的东西，以使国家富裕。所以治理百姓的方法，就在于崇尚根本，节制末欲，分土井田而已。

这位文学的批评是大胆的，因为他实际上是在对人们揭露，当时的工商末业主要是为朝廷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