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和同事麦克争论应不应该用没有经过安全试验、治疗埃博拉病毒的药物。

很少看到麦克这么急赤白脸地说明他的立场：不应该这么仓促地用药，很可能这些安全性未定的新药不但治不了病，且给人类带来更大的伤害！

说到埃博拉病毒，我立马想起我看到的关于一个自愿去非洲治疗病人不幸染病的美国医生被送回，在亚特兰大美国传染病控制中心治疗的新闻。有人在这条简短的新闻后留言说：我很佩服这个为非洲病人救治的医生，但他不应该回到美国治疗，会给大家带来危险，等等。我当时最突出的感受就是写留言的人太无情、自私了！

要知道埃博拉目前是尚无药可治的极危险的传染病，病人唯一能活下去的希望是在先进的医疗条件保证下的救助、护理。如果这个医生留在非洲，活下来的希望非常小。

麦克听我一说，马上斩钉截铁地说：“他是自愿去的，是知道这种极端的危险后自愿去的，他就应该自己承受这样的后果，不能回来治疗给我们大家带来危险，让我们给他擦屁股！（clean his ass －英文里很不雅的说法）”

对此，我非常不同意！

先说麦克用“clean his ass”太尖刻，再说对这样有爱心的医生我们应该让他回来治疗，挽救他的生命，而且这也是调查、了解、研究这个病毒的机会。埃博拉病毒，现在还只是危害非洲几个国家，在国际化这么普遍的今天，很容易传播开来。如果现在不抓紧利用美国先进的医疗、科研条件找到控制、治疗的办法，到时，一旦广泛传播，将会是人类的灾难！

麦克听了我毫不让步的争论，想想，觉得自己是刻薄了些，他缓和下来。

麦克当然不会轻易改变他的看法，他想说服我。

他举了1976年被称作美国预防“猪流感”的疫苗接种大错误的一个事件。

1976年的“猪流感”并没有传播开来，真正死于“猪流感”的全美只有一个人。但是，因为当时美国公共卫生官员在调查后认为当时这株病毒和1918年造成的死亡了几乎全球五分之三人口（5千万到1亿人口）的流感病毒近似，要求美国总统福特下令给全国人口接种流感疫苗。尽管知道疫苗的一种会产生神经系统的损害，鉴于1918年灾难性的死亡，美国政府开始全面宣传接种疫苗，福特总统接受疫苗注射的照片广泛传播。最后，美国传染病预防中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疫苗接种率：4千5百万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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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预测的疾病大流行并没有到来。因为对疫苗有副作用而死亡25人，另有450人得了罕见的Guillain-Barré syndrome（吉兰 - 巴雷综合征），一种可以威胁生命的神经系统遭到损害的疾病。这件本来是医疗上有争论的事情，还引起了政治上的波澜，直接影响了福特总统1976年的选举。

麦克说：“接受教训，我们不应该这么急急忙忙地用未经安全试验的药物！”

我的看法仍然不同。

我认为，1976年的教训是要做更精确的研究，避免误认病毒菌株。如果当年的病毒真的和1918年造成那么多人死亡多病毒近似，那么美国政府以450/450，0000 ＝ 0.001%的代价保护了大多数人的生命，应该不算错误的决定。当然，对因此死去的人和得了吉兰 - 巴雷综合征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庭，他们是100%的不幸！

对于埃博拉病毒，我们现在是没有时间做本来对新药要求的安全性能测试，我认为，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规则应该变通来挽救人类的生命。

说到最后，我和麦克谁也没有说服谁。

但是，我们都同意一点：激烈争论让我俩都受益匪浅！

它让我们能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个事情，从截然相反的意见中思考人类的教训。

很多时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不自觉地喜欢听和自己相近的意见，喜欢和自己观点相同的人交往。其实，这样真的很不利于我们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