殒身牡丹亭

——百人百姓之老汪

老汪拖着如灌了铅的两条腿，终于回到了家里。刚满１４岁的大儿子，一个人坐在外间的小饭桌旁，分明是在等着父母。里屋黑着灯，他似乎能听到二儿子和小女儿熟睡的鼾声。老汪问大儿子：“你妈还没有回来？”大儿子点点头，说：“我给你把稀饭和饼子热热？”他刚起身，老汪就一把抓住大儿子的手，摇摇头，说：“你也去睡吧，我等你妈。”大儿子说：“你和我妈没事吧？”老汪说：“没事，没事，你也去睡吧。”大儿子转身去了里屋，老汪轻轻地叹息了一声，抬头看一眼挂在墙上的表，都快１０点了。他想，妻子一定还在单位，写那些她写不出来的揭发材料呢。自打省委被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权，他和他的妻子，就各自成了所在单位的革命对象，他们不能按时回家，大儿子就得熬稀饭，买饼子，照料弟弟和妹妹吃饭。老汪呆呆地坐着，想等妻子回来，再与妻子见上一面。刹那间，他就决定不等了。他怕见了妻子，就会改变自己今晚的决定。老汪斜挎起平时出差用的那个军绿色帆布包，走进另一间他与妻子住的里屋，从被褥下，取出一卷背包绳，又去厨房里，取出那瓶存了好几年，从来舍不得喝的汾酒，将这两样东西塞进帆布包里，轻轻地走出了家门。

寒风在漆黑的夜里刮过，街上几乎没有了行人。老汪依旧拖着如灌了铅的两条腿，费力地，义无反顾地，终于走进了迎泽公园。大树的树冠上，大小枯枝在寒风中飒飒作响，一片片的灌木丛，也在寒风中发出低微的、凄励的抖动声。没有一个人影。甭说晚上了，就是白天，公园里也几乎没有了游人。每个单位都在革命造反，都在互相夺权，都在批判斗争，红色风暴正在席卷进大街小巷，侵袭进每个家庭，谁还有闲情逸致做公园里的游客呢？迎着寒风，老汪穿过公园里的夜色，向公园的东门方向走去。他已经想好了，今晚的归宿，就是那座牡丹亭。

老汪是粮食厅的购销处处长。运动开始不久，还在领导运动的厅长，就成了厅里许多干部和职工们批判揭发的对象。先是用大字报炮轰，继而就公开揪斗了。老汪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先被人用大字报批判揭发，继而就陪着厅长一道遭到揪斗。在今天下午的批斗会上，老汪就是在一片打倒声中，被人押上主席台，站到了厅长身边。厅长是走资派、是黑帮，老汪成了厅长的保皇派和黑爪牙。有人按他的头，反拧起他的双臂往上提，他便和厅长一样，成了“喷气式”。那阵子，被批斗的人，都会被弄成“喷气式”，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老汪的“罪行”大的怕人。有人揭发厅长，说这个走资派和黑帮在三年困难时期，将２０万斤储备粮弄得不知去向了，一定是倒卖贪污，具体操作的，就是老汪。厅长说没有这事，老汪也说没有这事，从大字报诬陷，到批斗会上诬陷，厅长和老汪，都说没有这事。说没有不行，说没有就是不老实，就是对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阵阵口号声中，变成“喷气式”的厅长和他的购销处处长，还少不了挨许多愤怒的拳脚。革命造反，让有的人狂欢，让有的人遭难。狂欢者，可以将脏水随意地泼向遭难者，而遭难者，只能有口难辩。有口难辩的老汪，于是终于下定决心，不再开口了。

夜色很浓。夜色很冷。老汪从他的帆布包里，摸出了那瓶汾酒。拧开瓶盖，仰起脖子，老汪猛地喝了一口。绵中带辣的汾酒，让他感到体内窜入了一股火苗。批斗会上的“喷气式”，几乎能折断人的腰。他费力地挺了挺腰板，尽可能地放松一下身体。自己人的拳脚，原来不亚于日本鬼子的拳脚。不！他很快纠正了自己人这种想法。他和那些自己人，已经是敌我矛盾了。对方是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革命的造反派，而自个儿呢，变成了走资派的黑爪牙！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老汪是从干晋察冀边区的粮秣员开始，投身抗日的。１９４１年的１２月９日，他只身来到一个小村子，参加边区为八路军筹集粮食的小会议。会后，他又转移到另一个小村子，住到了村长家。他和村长都没有想到，日本鬼子的一支队伍，突然扑进了这个小村子。老汪在村长安排下，钻进了村长家的一个小地窑里，村长在窑口上扣了个笸箩。老汪把开会做过记录的本本子撕毁，抓起地窑里的土埋好，又从怀里掏出一颗边区的土造手榴弹，紧紧地握在手里。他已做好了准备，一旦被小鬼子发现，就同归于尽。他还真被鬼子发现了。日本兵在屋里院里到处乱翻，一个日本兵无意中一脚踢开了窑口上的那个笸箩，几把剌刀就逼向了窑口。老汪慢慢地探出上身，飞快地举起了手中的那颗手榴弹，弹柄下正哧哧地冒着烟。刹那间一声爆响，老汪手里的这颗手榴弹，只是弹壳裂成了两半，他举弹的手上，虎口处流血不止，而小鬼子，一个也没有伤着。日本兵没有枪杀他。狠揍了他一顿，把他绑走了，侵略者需要中国劳工。

老汪这位年轻的粮秣员，就这样被日本鬼子抓走了。先是被关进五台看守所，后来又被押送太原，关进太原看守所。等关到１９４２年２月１７日，所有在押劳工，被捆绑双手，一人发一个窝头，全部押上了一列开往“满州国”的闷罐火车。老汪被关的那节车厢里，共关了６０余名劳工，被日本人分编成四个小队，全被捆绑住了双手。有两个日本兵，荷枪实弹，坐在紧闭的车厢门口押车。

当年，阎锡山撤退后留下的窄轨小火车，行车速度慢，进入山区，更是如老牛拉车一般，晃晃悠悠。车过寿阳已是半夜时分，不少劳工都昏昏欲睡。车门口，那两个押车的日本兵，也抱着枪打起了瞌睡。此时，车厢里，只有日本兵挂在车厢门上的那盏汽灯，闪着亮光。这时，车厢里有四个人，慢慢地蹭到了一起。他们是被日本人指定的四个小队长，有特别待遇，不绑双手。别的车厢里没有动静，但这节车厢里，日本人却看走了眼，选错了人。这四个小队长早已串联到一起，并策划好了逃跑的计划。他们突然间一跃而起，便将门口那两个打瞌睡的日本兵扑在了身下。行动就是命令。其他人一拥而上，对着那两个日本兵，踢脑袋，踹肚子，踩脖子，几分钟后，两个日本兵就被弄死了。大家伙在这四个小队长的指挥下，互相解绑，又闹开了车门，把两个断了气的日本兵，扔出了车外。四位领头的小队长，四位无名的抗日英雄！跳车求生吧，一车厢的中国人，一个接一个跳出了车门，落入了茫茫的夜色中。在那次求生的抗争中，老汪和三十余名劳工，死里逃生了。后来，寿阳县的抗日政府，还为这三十余位生还的英雄，开了表彰大会。

在那个漆黑的寒夜，在迎泽公园里，老汪迈着如灌了铅的两条腿，终于走进了牡丹亭。每年春夏，四周牡丹盛开。这里，是他与家人节假日常来之处。他似乎又听到了儿子问他：“爸，这亭子为啥叫牡丹亭呀？”他指指四周，说：“周围全是牡丹呀”儿子又问：“为啥叫迎泽公园呀？”这个答案，老汪其实是知道的。明代的太原城，东西南北有八座城门，南城墙有两座，分别叫承恩门和迎泽门，当时取名，意为承迎天子恩泽之意。市政府拆了这两座门，修了一条贯穿东西的大马路，这马路就叫做迎泽大街了。伴随着迎泽大街的开通，又出现了迎泽宾馆、迎泽大桥、迎泽公园等等名称。可他更喜欢老百姓们的另一种说法，那就是所谓迎泽，是要迎接毛泽东主席来太原的意思。他把这种通俗的答案告诉了儿子，儿子便说：“毛主席来了，爸爸要领我去见毛主席！”

老汪不愿再往下想了。许多值得回忆的往事，藏在年复一年踏踏实实的工作中，藏在不知多少次获得上级表彰的嘉奖中，藏在全家人的欢乐中。然而，这一切全没有了，因为，他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敌人！自打当了抗日边区的粮秣员，直到当了全省粮食厅的购销处处长，他知道粮食的金贵，在他的所有往来账上，连半斤粮食的差错都不曾有过。他明白，那弄丢２０万斤储备粮的罪行，纯粹是一种政治诬陷。而这种政治诬陷，一旦被涂抹上红色，他就已经被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他多想再能吸一口牡丹盛开时，那种弥漫在牡丹亭四周的香气啊！然而，四周只有寒风，只有暗夜。他可能没有想到，不管这世道怎么乱下去，明年，这里的牡丹一定还会盛开。他又拧开汾酒瓶的瓶盖，仰起头，一口，一口，又是一口，连着喝了好几口汾酒。他尽量麻醉自己，却麻醉不了良知。他不能昧着良知，无中生有，按那些人诬陷厅长的调子，也去攻击陷害自己的老领导。可面对着连日来的拳脚和口号，他不可理喻，无言以对，唯有以死抗争了。此时此刻，他想过这场红色大革命的是非吗？没有人知道。老汪把那瓶汾酒放在地上，瓶子里，还有小半瓶汾酒。老汪从帆布包里，取出那卷背包绳来，又一股寒风吹过，有一块乌云飘过，黑沉沉的夜色，彻底遮住了牡丹亭……

这一天，是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４日。

１９７５年的５月８日，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老厅长，为老汪举办了追悼会。上级党委也下文为老汪平反。

许多许多年以后，老汪的一位叔伯弟弟，为老汪写了一篇长长的文章。文中写道：“他把自己的冤魂，留在承迎毛主席恩泽的迎泽公园的东门，朝着太阳升起的东方，留在美景如画的牡丹亭里。这，难道不是对文化大革命一个无声的诘问，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