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衰传奇五百年

晋商走过了一条悲壮的经商之路。

从明初兴起，到清末衰败的晋商，与这一时期的徽商、浙商、闽商、粤商等大的地域性商帮，共同在５００余年的历史中，演绎了中国商人在封建社会的一部兴衰史。晋商在悲壮的经商之路上，成功者为我们留下了一幢幢晋商大院，而失败者只能将他们的故事留在了历史的深处。清代乾隆年间的大学士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对晋商有如下记载：“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甚或金尽裘敝，耻还乡里，萍飘蓬转，不通音问者，亦往往有之。”关于晋商千里奔波，追逐财富的经历，清代道光年间的山西忻州诗人王锡纶，也在一首诗中有如下描写：“商人几点思乡泪，洒向刀头尽成血；当年逐利辞乡县，天山翘首程如线；白发慈亲泪满衣，红颜少妇啼成泣；……某家携归万斛装，某客手挥千金便；从此相将爱远行，故故寒邮逐奔电；赢得腰缠十万多，死上他乡不相见。”清代的这两位文化人，给我们留下了对晋商的真实描述。

在这种悲壮的赚取财富过程中，晋商认识到欺编只能谋一时之利，而诚信则能得长久之益。可以说，诚信，是晋商的品德，也是与晋商同时期的中国所有商帮，在悲壮的经商之路上达到了彼此认同、互相共识的一种商业品德。

对晋商中的成功者，有人常用明代中叶山西商人王现关于“异术同心”的论断，为他们寻找一种理论上的支持。认为从明代开始，晋商的发展便有了一种“学而优则商”的自觉的理论依托。这是一种有违历史真实的见解。王现经商的目的之一，就是积累财富，将他的弟弟们送入“学而优则仕”的仕途。他晚年“异术同心”的说法，无非是一个成功商人对未能入仕的自我安慰。就拿祁县乔家大院的先祖乔贵发说吧，他当初不过是个没有文化的孤儿，只是为了谋生，才独身走向了口外。榆次常氏庄园先祖常仲林，也只是一个替富户放羊的放羊汉，为了改变生存状态，才靠经营布匹走向富裕。科举入仕之路与他们不着一点边际，没有入仕的此“术”，还谈何与其“同心”的彼“术”呢？总的来看，这些成功者都是没有文化的民间英雄，他们经商，是出于生计，而非什么理论指导下的行为。在封建社会仕、农、工、商的社会等级中，一直处于底层的商人们等到成功后，还是要为自己花钱买一个官的头衔，用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价值。有史料载，从咸丰二年到咸丰三年，即１８５２年至１８５３年，仅一年时间内，晋商大户们，就花出２６７万两白银用来买官，即是一种反证。

晋商创立了许多先进的经商之道。

１：晋商最早在商品流通中获得了利润

登上了皇帝宝座的朱元璋，面对的却是一个饱经战争苦难后的江山。当时中原大地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的老百姓，十亡七八，不少地方出现了“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是山西境内战事较少，加上中原难民的大量涌入，人口反而增多了。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年间山西的人口达４０３０４５４人，比河北和河南两省的人口总数还高过几成。明初从山西向外移民的国家行为，先后进行了５０个年头，究竟使多少山西人离乡背景走向全国，那是一个没有留下具体数字的历史，而正是这种强制，使山西人开阔了眼界。任何物资的流通，最早总是随着人的流动而流通的，大移民使山西人看到了种种物资易地后价值的变化，也找到了除种地为生外，搞物资流通谋生的活路。晋商开通的茶道，最具说服力。当浙商和闽商们只在饮茶地区贩卖茶叶时，晋商却在不种茶不饮茶的地区，培养了当地的消费市场。从蒙古、俄罗斯直到英国，晋商在贩运茶叶中，赚取了巨大的利润。

明初，政府开设了九边重镇，长年驻军５０万人以上。目的是防备元帝国卷土重来。军事防卫区必然形成一个军事消费区，从棉布、粮食、铁器到林林种种的生活用品，无不成了晋商向这条军事消费区内贩运挣钱的物资。明政府在山西首先实行新政，对向军队贩运粮食的晋商们，给他们“盐引”为奖励。山西南部有盐池，历朝历代的政府都实行盐的专卖，但明初的政策让晋商有了“盐引”，盐也成了晋商可以用来流通的物资，发财的路子更为广泛。

清代开始，中国再次形成了大一统的格局。明代的九边重镇不复存在，内地汉民与蒙古族人民的交往变得十分自由。山西人囿于人多地少的原因，希求寻得新的生存空间的大批的山西人走出杀虎口，向拥有大量土地的蒙古贵族租种土地谋生。同时，也用商品流动的手段，经商获取利润。明代的山西移民是被迫的一种政治的和经济的行为，而清代的走西口，则是山西民众一种自发的、完全出于经济目的的移民行为了。

２：晋商最早开创了期货贸易。

乔家大院的第一代创始人乔贵发，在清代乾隆年间只身走口外，挣下钱后就做了一次买树梢的生意，结果是赔是赚我们姑且不说，他的这次交易，分明可视为中国早期期货交易的雏形。买树梢也叫买青苗，简单说，就是在树捎上还没有挂果，庄稼还是青苗时，就买下树梢上将会结出的果实和地里的粮食。晋商中这种期货贸易方式，起码在乾隆初年就已经出现，并形成了一定的行业规程。

《清华大学出版社》和《西蒙与舒斯特国际出版公司》曾于１９９７年联合出版过一本名为《期货市场运作》的书，作者是美国一位当代知名的期货问题研究专家。该书对美国的期货交易有如下结论：“１８４８年，芝加哥谷物交易所建立了，成为谷物商人聚会和解决面临的一些问题的场所。１８６５年，芝加哥谷物交易所制定了合约数量、质量和交割标准，确立了一套合约交易规范。这个时期标志着美国期货交易的开始。”

公元１８４８年，是清代道光二十八年，１８６５年，则是同治四年。中国的期货交易和期货市场的出现，原来竟比美国提前了一百多年！但是，先进，可以变成落后，落后，可以成为先进，这种转变缘于国家制度的不同。商业的发展需要有适宜商人成长的温床，这个温床就是社会环境。在至高无尚的皇权统治下，在一以贯之的重农抑商的国家政策下，中国的商业萌芽虽然萌发了，却无法获得西方世界的那种生长速度。国家的体制和商业经济的关系，就是这么紧密连系着。

３：晋商最早开始了股份制经营。

股份制经营，是晋商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渐渐形成的一种制度。晋商能形成以义制利，诚信为本的传统，不能仅仅从山西人的性格上找原因。只有当义气和诚信这一潜在的道德，经过各种章程的固化，变成了一种对晋商所有成员集体行为的约束之后，这种股份制的经营形式，才能被强制着溶进晋商们的血液，变成每一位个体经商者的自觉行为，一旦有违，则要成为千夫所指。道德层面上的自律加上制度层面上的他律，形成了晋商以义和诚为特点的种种商业行为。靠了股份制的制度，激发了个人的自律精神，达到了从东家到掌柜、再到店员大小股份者的和谐共赢。

４：晋商最早开始了票号生意。

晋商票号的起源，最传奇的说法，是说票号的起源缘于傅山与顾炎武的谋划，为了反清复明秘密运筹资金，于是组织起票号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机构。台湾中华书局出版的《傅青主先生大传》，系台湾学者方闻先生所著，便持此说。

山西当代专家学者们多数认为，山西的票号起源于平遥，其创始人是平遥商人雷履泰。雷履泰在财主李大全的西裕成颜料铺北京分号当掌柜，道光初年的一个冬天，在京城做生意的一位老乡来找他，说自个赚了点钱，想捎回老家，又怕沿途遇上土匪，想把这笔银子放在西裕成颜料铺的北京分号里，回平遥后，再请李财东从西裕成的总号里给他兑出这笔银子。并且主动提出，西裕成总号可以从中扣除一些，做为他对西裕成颜料铺的酬谢。票号生意由此而引发，晋商票号在中国的金融界，从此活跃了一百多年，稳踞执全国金融业牛耳的地位。

晋商的衰败留给我们沉重的历史教训。

明清两际兴衰五百年的晋商，因了国家兴而盛，也因了国家衰而败。

１：自身的原因。中华书局出版的《山西通史》载：“嘉庆年间，山西太谷、平遥、介休等县富商大贾从广东省运鸦片回晋中地区偷卖，牟取暴利。……道光初年，山西商人到天津销货，即转贩鸦片回籍，烟毒随着商人的足迹在山西各地流播。”吸食鸦片的晋商后代儿孙，早把祖辈创业的艰辛忘光了。

２：国家的责任。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闭型国家里，商人永远只能被国运所左右，不可能形成自己独立的命运。晋商是伴着由慈禧太后专制的那个大清王朝的衰亡而衰亡的。晋商的衰亡有自身的责任，更多的，则是源自所处的环境。国之兴，商之幸，国之衰，商之败。这就是晋商盛衰五百年传奇的真实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