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关于《老子》第十七章的解读（下）

张剑伟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陈鼓应先生把这二句翻译为“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人民自然不相信他”。（《今译》，P143）并认为，二十三章的这两句“已见于十七章。疑是错简重出”，同时引用卢育三的话说，“马叙伦、奚侗说：此句已见十七章，这里重出，盖错简所致，且与上文不相应，当删。陈柱、高亨、朱谦之从其说”。（《今译》，P165）

笔者认为，搞清楚这两句话的真实意思不仅是把握“太上，下知有之”及“悠兮其贵言”的关键，而且也是逻辑判断该两句话应否出现在二十三章的关键。

郭店简本的文字是“信不足，安又不信”。“又”、“有”古字通假。帛书甲本的文字是“信不足，案有不信”，乙本的文字是“信不足，安有不信”。“案”、“安”古字通假。郭店本和帛书本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版本，不带注解，最接近《道德经》文本的“原生态”，此两句在上述版本中文字高度一致，当视为老子原文。

其他诸本此两句的文字皆为“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缺了一个“安”字。正是这一字之差，不仅改变了人们理解的方向，而且成了谬解的滥觞，一直流传到今天。“安有不信”的本意应是“哪里会有不信”。“安有……”，解释为“哪里会有……”，这是古代汉语中的一种固定句式，表示反问。如“安有说人主而不得者乎？”（《战国策·秦策一》）“安有常则？”（贾谊《鹏鸟赋》）“安有为人臣而戏其君乎？”（《说苑》卷三）“安有巢中鷇，插翅飞天陲。”（唐·韩愈《寄崔二十六立之》）“安有寄千金而无券者？”(《清稗类钞·敬信》)

“信不足”是“安有不信”的原因，“安有不信”是“信不足”的结果。当且仅当“信不足”的“信”是指“诚信”的前提下，才会有“统治者‘信不足’，老百姓就信任统治者”的结论（既然统治者的诚信不足，老百姓为何还要信任他呢？）。该结论不仅与老子的原意相反，而且荒唐至极，这可能正是众多版本删掉“安”字的一个原因。

笔者认为，“信不足，安有不信”中的第一个信和第二个信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第二个信是相信、信任的意思，第一个信不是指诚信，而是指言语，引伸为政令。“信不足”，意为不多言、不夸耀、不政令繁苛。《庄子·盗跖》有言：“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夫名利之大者，几在无耻而信。故观之名，计之利，而信真是也。”成玄英疏曰：“多信，犹多言也。夫识廉知让则贫，无耻贪残则富；谦柔静退则沈，多言夸伐则显。故观名计利，而莫先于多言，多言则是名利之本也。” (郭象：《南华真经注疏/道教典籍选刊》)可见，把“信不足”中的信作言来解不仅可行，而且符合先秦时期语言使用的实际，更贴近《老子》一书的整体性（中心）思想。因为在《老子》中，不欲（有欲必多言）、善言（无瑕谪）、少言、无言几成老子对“君人”苦口婆心的劝告。“安有不信”的反面是“安有信”，是由“信（太）足”所导致（“多言数穷”），因为“信足”即“轻诺”，而“轻诺必寡信”（第六十三章）。若统治者多言、多“大言”、随意承诺，就会失去人民的信任。

“信不足，安有不信”应该翻译为：“统治者不多言、不夸耀、不政令繁苛，人民哪里会不信任他呢？”按照这种理解，这两句话出现在二十三章末尾不是“错简所致”，亦非“与上文不相应”，而是上下呼应、浑然天成。二十三章由“希言自然”开始，到“信不足，安有不信”结束，不仅反映了老子写作手法上的匠心独运，而且彰显出了巨大的逻辑力量！

“悠兮其贵言”。该句是对“信不足，安有不信”的进一步说明，“贵言”亦即“信不足”（少说话），是实现“取信于民”的前提条件。“悠兮”之“悠”，并非如有些注释者所说的“悠然”、“悠闲”之义，而是小心谨慎、警觉戒惕的意思（悠、犹古字通假），如同第十五章中的“犹兮若畏四邻”之“犹”，反映出“君人”谨言慎行的精神风貌。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意谓大功告成了，百姓都说是他们自然而然的结果，没有感觉到“君人”的作用和存在。这是 “太上，下知有之”的真实写照。

基于以上分析，本章的校订文及译文如下：

原文校订文：“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安有不信？犹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译文：最好的“君人”，百姓只知其存在；第二等的，百姓亲近他、歌颂他；第三等的，百姓畏惧他；第四等的，百姓轻慢、侮辱他。“君人”若不政令繁苛，百姓哪里会不信任他呢？（最好的“君人”）总是谨慎戒惕不轻言，大功告成，百姓皆归于自己的自然而然。

  （2014年7月30日发表于《文化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