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与陕北文化

■ 王  刚

文化地理是人类活动在人地关系中的高层次表现，文化贯穿于整个人类的社会。地域文学是“强调以地域生存为特殊背景，把开掘地域人文情状视为主要文学目标”的一种创作。文学评论家李继凯说，陕北黄土高原属草原文化过渡地带，人种与文化均呈现出多民族融合的特征。民勤稼穑，俗尚鬼神，游牧与穴居的生活历史积淀下深厚的生命意识和文化传统，赖此与酷烈的自然环境相抗衡，养成了粗豪、劲爽和倔强的民性。就陕北文化而言，昂扬悠长的信天游，狂跳猛擂的腰鼓，娱神娱己的秧歌等等，是这一地区民间艺术的代表，其蕴涵的生命文化精神对陕北作家有很大影响。

路遥与陕北地理

路遥生于陕北，长于陕北，在陕北一步步成长起来，一路艰辛地从乡村走向中国文坛。路遥并不是多产的作家，他一生主要创作的文学作品有二十个短篇小说、五个中篇小说、一部长篇小说。当我们把陕北这片广袤辽阔的黄土高原和高昂激情的陕北民歌，与这里的山民以及坚韧的生命感、深远的苦难感、传统的道德感和淳朴的诗意感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路遥作品中的雄浑悲壮和慷慨激昂的美学感受，被衬托得非常完美。可以说，是陕北这块土地成就了路遥的文学气质。

观路遥的小说创作，我们发现，无论是他早期所写的成名作《人生》，还是让他蜚声世界的《平凡的世界》，黄土高原始终是他精神的归属。自然地理空间的基本格局对文学风格的分布状况有深刻的制约作用。不同的自然环境会影响人的审美心理。路遥把这块世界上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写进作品中，在当代文坛上吹起了一股强劲的“陕北风”。此后，“路遥”与“陕北”等同，陕北成了路遥文学作品中一个独树一帜的重要标签。我们认为，路遥作品中的这种陕北风情不仅是他对这块地域风情的描绘，而更多是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气质的贯穿与持续。路遥的笔下，黄土地的意象频繁出现，可以说，路遥的小说真正解决了传统乡土小说的“乡”与“土”，真正做到了扎根于“乡土”。路遥在创作中既带着对故乡的眷恋眼光，又带有批判故乡风习的审视眼光，在传统乡土小说面前，表现文化冲突样式的两种或多元文化之间的距离构成了小说空间的张力，也设定了这一文化冲突的内在精神，将传统中国文化下的“城乡交叉”各阶层的人与地域，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冲突剖析得清晰明了，这种地域差异文化在作品中的关键作用，从而形成了路遥作品的特点。

《人生》是路遥的转型作品，尽管小说还存在着寻根、反思，但路遥在《人生》中用传统的文学的手法将城乡“交叉地带”推到了一个新的创作高度。《平凡的世界》又对“城乡交叉地带”展开更加全面深入的思考与诠释，可以说，《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精神内的一次全面突破。

独特的地域文化不仅铺垫了文学作品的艺术底蕴, 而且也直接塑造了作家的主观世界, 使他们成为某种地域文化的体现者, 由此产生了地域文学流派。有论者提出，由柳青发端，路遥、陈忠实等继承发展，形成了代际传承明显的流派——“黄土文学流派”。这三位作家虽然都秉承着“农村题材”、“现实主义”的传统，采用了宏大“史诗”的叙事方式，但是三人作品存在着内在的差异。柳青的《创业史》是一部共和国的政治史，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部民族史，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农耕文化没落、社会转型的变革史。不同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造就不同气质的作家和审美心态。假设把三人同放在“黄土文学流派”里，多少有点差强人意。三位作家创作特点明显，“单一的文学作品往往不能透彻地解释复杂的地域文化现象，只有相同地方风格的系列文学作品所组成的地域文学流派，才是文化地理研究的主要依据。”（刘岩语）所以，我们研究一个作家，必须要全面、透彻地了解作家生活的环境与时代。这里只是抛砖引玉，如何准确定论路遥文学流派范畴的所属，暂且不论。

路遥无限留恋生养自己的陕北，将描写陕北作为自己的作家使命，并以真挚的创作态度完成此使命，其意义以“陕北”为主题的创作超越了“陕北”，进而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与冲击。　　

路遥与陕北民俗

陕北是中国东部与西部的接合处，也是黄河文明与草地文明的接合处，又是黄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接合处。千百年来，这里是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的前沿，这里的民风民俗独具特色。独具特色的地理文化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陕北民俗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路遥作品中的陕北民俗文化是他对陕北黄土高原这个特定的地域内民族文化心理长期积淀的记录。尼日利亚伊博族小说家齐诺瓦·阿切比说：“没人能了解他所不熟悉的语言背后的文化。”路遥在其小说中用鲜活的文学语言描述了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陕北乡村生活，翔实生动地向世人展示了独特的陕北民俗文化的魅力。

“服饰是穿在身上的历史。”陕北人长期以来冬穿棉袄、皮袄，夏穿土布衣褂,头蒙白羊肚手巾，腰紧红裤带, 正如陕北信天游中唱的“白羊肚子手巾头上蒙, 红布裤带吊缨缨”。《列子·汤问》：“北国之人，鞨巾而裘。”清代官员王培棻巡视榆林时写了《七笔勾》，其中一句是“没面皮袄，四季常穿不肯丢”。有人认为，陕北人喜欢穿光板羊皮袄和白颜色的服饰。其实，这种衣裘尚白的风习和历史上的戎狄族是分不开的。陕北自古就是民族融合的“绳结区域”。陕北从商周时代起，先后有鬼方、白翟、赤翟、林胡、义渠戎等少数民族。白狄有尚白的习俗，这种尚白的习惯一直深深地溶化在陕北人的潜意识之中，支配他们的心理前后达几千年之久。路遥曾自称为“北狄后人”。好友刘凤梅回忆：“有一次我回家，在路上碰见了路遥，大冬天，路遥穿一身白，白裤、白衫、白腰带，在陕北是夏天穿白衣服的人有，冬天没人穿白衣服，穿白衣服我就感到很奇怪，有一次我问路遥我说你为啥要穿白衣服，路遥说我给我自己戴孝。”这是路遥中学毕业后知识青年返乡期间，这种尚白的宗教心理深深影响着路遥的内心世界。所以，陕北风土人情方面的内容成了路遥重要的创作素材和表达方式。

陕北的地理气候，决定了陕北以种植高粱、黍子、糜子、荞麦、小麦、玉米为主。陕北人以小米、黄米、荞麦、豆类等制作的馒头及面食为主；岁时节令，手抓羊肉，豪饮黄白二酒。陕北人在逢年过节，祝寿满月，婚喜乔迁之际，常食用软黄米年糕。《平凡的世界》中：“少安妈和金波妈在锅上把油糕和白面馍，分别拾到几个盘子里，兰花和贺凤英两个人一前一后往席面上送。”法国文艺批评家丹纳说：“作品的生命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风俗。”路遥在作品中大量描述了陕北人的饮食习惯，通过饮食文化表现陕北人的真实生活。

事实上，路遥一生都一直偏爱陕北的饮食。好友海波回忆，路遥一生爱吃陕北农村的饭食，尤其喜欢吃揪面片、熬洋芋、炖羊肉、老南瓜、钱钱饭、搅团、长杂面、清涧煎饼等饭食。路遥生前同事邢小利说，有一次开会毕吃酒席，他与路遥紧挨着坐吃，但见路遥吃得缓慢吃得单调吃得奇少，便问他：你在小说里写饥饿感写得那么强烈，怎么眼下满桌好吃的却没了食欲?路遥说，他不爱吃酒席，想吃家乡饭，可是曾经饿得很惨，于是饮食上习惯吃简单一些。

路遥好友曹谷溪回忆，一次他去西安看路遥，谈话谈到吃饭时，路遥带着他又叫了《文学家》主编陈泽顺（陈行之），花了三十多元乘出租车，到了干姐刘凤梅家。路遥说想吃陕北饭，刘凤梅于是便做了荞面抿尖，曹谷溪回忆，路遥端着大老碗，狼吞虎咽，挥汗如雨，吃得王朝马汉。

宗元在《魂断〈人生〉》里曾这样描述：喜吃家乡饭菜，如清涧的煎饼、绥德的油旋、子洲的果馅、镇川的干炉，特别是普通农家的洋芋擦擦、钱钱饭和杂面饸饹。

除了服饰与饮食文化，路遥在作品中多次提到了陕北的窑洞。窑洞是陕北黄土高原民居的活化石，蕴含着北方民族穴居的历史遗风。陕北地区的窑洞多样，最典型且分布最广的是穴土窑洞，依土崖挖窑洞，前置门窗，以通气纳光。

路遥在《人生》中对窑洞的描述：“他和老景的办公室在县委的客房院里，四面围墙，单独开门。他和老景一人占一孔造价标准很高的窑洞。其余五孔窑洞是本县最高级的‘宾馆’，只有省上和地委领导偶尔来一次，住几天。”路遥通过描写窑洞，除了表现陕北居住文化，还把人物的奋斗史与时代感体现得淋漓尽致。

读过路遥的作品，我们发现毛驴、骡子是陕北主要的交通工具和耕作伙伴。另外，路遥作品中还有对“婚丧嫁娶”、“上坟祭拜”等礼俗的描写，这里不再一一举例。

路遥与陕北方言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地域文化重要的一部分。方言研究专家刘勋宁曾说：“研究地方文化，包括研究地方的现代文化和古代文化两个方面。无论哪一个方面，对语言资料的依赖程度都要更甚于主体文化。”

路遥一生多半时间生活在陕北，不仅形成了习惯的语音表达方式，还积累了大量的陕北方言词汇。如“彪正”、“瓷脑”、“撑架”、“串门子”、“翠铮铮”、“灶火旮旯”、“圪塄”、“光景日月”、“熬煎”、“挑担”等反映陕北乡俗的方言。路遥对陕北方言的适当使用，向世界展露了陕北黄土高原独特的地质风貌以及陕北人的生活习惯，字里行间透露出了陕北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灵魂。”大量的方言表现出路遥对母语的热爱，对于陕北读者来说有一种真实的亲切感，对于陕北之外的读者有一种新奇感。事实上，路遥小说中出现的词汇大多是清涧与延川区域的方言。比如《平凡的世界》中的“烂包”一词：“他姐夫平时就溜溜达达不好劳动，家里光景一‘烂包’……”“烂包”在这里是形容混乱而无正常秩序。陕北方言的很多词汇，在不同语境下有的意思完全不同。比如“串门子”。一般意义上的“串门子”是到别人家去聊天。陕北方言特定语境下的“串门子”多指男人到他人家里与其女人发生暧昧关系。《平凡的世界》：“……但这些死皮赖脸的家伙又根本不在乎她的容颜，只管到这里来串门子。”“王彩娥吼着对他说：‘你这个没骨头的家伙！怕什么？屁的事也没！看他金家这群王八羔子怎放人！你光明正大来串门子，谁家的龟儿子看见你和我睡觉了？’”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清涧方言。根据中国方言语系划分，清涧与延川同属于晋语系五台片。“最近看到一些材料说，陕北话可分为上面话（北面话） 和南面话，界线正好和榆林、延安两地级行政区划一致；唯有位于交界地区的清涧县例外，内部夹杂着两区的口音。现在看来，清涧境内实有南北两区, 它的分界线正是这更大范围的分界线在本县的延续。”（刘勋宁语）清涧话在陕北属于比较独特的方言。清涧话里的逆序词的教量较多, 如“味气”、“康健”、“欢喜”、“朋亲”、“愿情”、“貌相”等，我们在路遥的作品中能读到大量的逆序词。

另外，陕北方言中多叠字。通常意义下，“叠字”源于民间口语，是一种儿童思维方式在语言中的体现。一旦进入文学领域，叠字具有虚实相生之美，便成为最典型的文学语言。对于叠字的使用，我国古已有之，《诗·载见》：“龙旗阳阳，和铃央央。”陕北方言中的叠字的广泛使用使路遥的小说中充满了浓郁的泥土气息，浑厚朴拙、韵味十足。如“翠铮铮”、“花蓬蓬”、“花格弯弯儿”、“俊丹丹”、“蓝格英英儿”、“烂囊囊”、“绒圪墩墩儿”、“笑格嘻嘻儿”……这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原始思维方式，它经常会出现在一些原始民族或封闭的地域性很强的文化中。路遥把这种叠字恰当地运用在创作中。以《平凡的世界》为例：“韭菜灯，翠铮铮。”“绿格铮铮清油炒鸡蛋，笑格嘻嘻干妹子你硷畔上站。”“绒圪墩墩儿褥子软格溜溜毡，不如你干妹子胳膊弯里绵。”“脸白格生生，眼花格弯弯，身材苗格条条，走起路来，就像那水漂莲花，风摆杨柳！”语言之妙，妙不可言。这种叠字是陕北地区一种特有的语言特色，往往传达的也是一种对某事物的喜爱之情。

路遥小说中部分陕北方言不全是天然纯熟的地方方言，其中有路遥对陕北方言的“接受”与“再创造”。

陕北方言就好像手指上的脶纹，即使蜕一千层皮，接着生长出来的还是原来的纹样。陕北方言给路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独特的文学语言, 从而对增强地域文化色彩, 准确传达鲜活的陕北民间文化气息，同时也给陕北方言文化遗产提供了一次有益的启示。

路遥与陕北民歌

陕北民歌可称得上是中国民间艺术文化里的一朵奇葩，它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来自于陕北这块得天独厚的土地。路遥把质朴而又悠长的陕北民歌融入到小说创作中，使作品增强了浓厚的陕北风情和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民歌在文学中运用已不为文学史所鲜。据刘满平研究：“《诗经》和陕北民歌修辞语法上相同。《诗经》大量应用‘比’‘兴’的手法，这种动辄以比兴手法吟咏爱情，陕北民歌与之如出一辙，例如《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与陕北民歌‘青线线蓝线线蓝个莹莹的彩’，‘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与‘生下一个兰花花，实实地爱死个人’，先是以景或物开场，自然引出了人，继而生发情感。” 

在陕北农村成长起来的路遥“从小浸泡在陕北民歌的海洋之中，可以说，一直埋藏在他心里的音乐，成为他后来文学创作和艺术修养最基本的因素之一。”（尚飞鹏语)小说评论家李星认为：“我们不能不看到陕北古老民歌信天游在形成路遥的心理气质中的作用。陕北民歌是路遥所受最早的艺术教育。它不仅启发他感受着陕北高原的自然美，而且让他看到高原男女丰富的内心世界。它唤起了他对陕北生活和生活在陕北土地上的粗朴厚实的农民的同情和爱……他的心头经常响起信天游的旋律”。路遥在文学创作中，从陕北民歌中汲取了大量的创作灵感和材料。《人生》中陕北民歌《叫一声哥哥快回来》：“上河里（哪个）鸭子下河里鹅，一对对（哪个）毛眼眼望哥哥……”出现了两次，两句民歌替代了无法言说的情感，成为高加林和巧珍由初恋到热恋的见证。陕北民歌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一个民族的心理情绪，有其地域性和承传性，是心理世界准备期的纪录。而另一首《冻冰歌》在《平凡的世界》中先后出现多达五次：“正月里冻冰立春消，二月里鱼儿水上漂，水呀上漂来想起我的哥！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呀你等一等我……”此首民歌传达出的正是小说人物当时的心情，路遥在这里用寥寥数语的民歌，达到了千言万语不如无语凝噎，准确地把人物生活的背景环境和当时的气氛烘托得恰如其分，同时又达到了诗情画意的效果。古语“以诗为本，以声为用”，概括地说明了民歌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的特征。

陕北民歌是陕北人在生活中创造出来的用于表现陕北人生活与陕北人情感世界的歌曲。可以说，它是反映陕北人生活的民俗文化史。陕北民歌里面所描绘的陕北的地理、历史、人物、民俗，抒发的是陕北人的情感，表现的是陕北人的性格特征……这就使得陕北民歌本身就具有了陕北的这一独特的属性，一旦进入就能引起一种阅读与感情的共鸣。路遥在作品中对陕北现存文化的描述，一方面印证了陕北文化“古已有之”的历史传承，另一方面使我们对陕北的文化特征有一个更为丰富的了解。作为最能体现陕北文化的精神内涵的民歌，对路遥的性格、气质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陕北民歌是路遥文化意识的根与源。试想，如果失去了陕北民歌，陕北人将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世界?如果没有陕北民歌，路遥的小说又会失色多少?

路遥在《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里共引用陕北民歌数十余次。陕北民歌意象指示也在路遥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种隐喻的创作手法同样也构筑成路遥文学的精神主题。民歌的精神亦是路遥的人文理想的精神想象。惠雁冰在《无力的出走：历史上陕北民歌的精神主题》中说，“‘出走’与‘逃离’是历史上陕北民歌的精神主题，也是陕北人万难更移的情结。其中，‘出走’的卓绝同‘逃离’的无望使陕北民歌形成表层热烈、深层苍凉的异质性结构。”解读陕北民歌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就是在路遥的小说。表象下的小说人物与民歌主题的“出走”、“逃离”看似无关，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揣摩，我们会发现小说故事背后的这种隐喻与指向无处不在。如果说，《人生》回应了陕北民歌这一精神主题，那么，《平凡的世界》则对这种精神主题进行了一次高度的改造与升华，从而在理想层面上达到精神“出走”的愿望。但是，两部作品最后的结尾无不是一种“回归”。尽管路遥想努力超越陕北民歌这一内在的精神主题，但最终却未能超越。陕北民歌是陕北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陕北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一种习惯，路遥无法跨越的其实是陕北文化的本质。

小说中的陕北民歌昭示着作家路遥的大爱大恨，路遥对民歌的青睐也预示着他对陕北文化的极度崇尚，从陕北民间文化资源中汲取对抗世俗化的道德批判的力量，坚持传统文学的写作立场，也正是坚守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

如果说，路遥一生的文学创作是一部陕北的大“百科全书”，从不同方面反映陕北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那么，陕北的地理、民俗、方言、民歌等等，就是陕北文化的DNA。路遥为我们提供的这部大“百科全书”就是一把打开并解读全景式陕北文化的金钥匙。路遥用超前的文化遗产告诉我们，文化多向流变的今天，准确把握文化的流变，不在文化演进的过程迷失，才是对陕北文化的一种冷静思考和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关怀。路遥用文本意识准确判断出，传统文化在当下社会发展中具有的重要意义。

中国当代文学中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逐渐远离乡村叙事，远离“写作地域性”，而路遥一生以陕北题材为创作基点，在传承着陕北文化的精髓基因。

   王刚 笔名秦客，陕北清涧县人，陕西文学院第二届签约作家，出版人。曾获《上海文学》短篇小说奖，著有《路遥纪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