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旅途》之约所写卷首语 ）

 成都人爱喝茶，闲的人，一个茶馆能坐了一天。他们不是在喝茶，是要一群人聚了，摆龙门阵，说新事旧事，过嘴瘾；西安一个朋友，专门开了车去成都，一个人，孤孤的，在茶馆坐了两个下午，喝茶，听人说四川话，回来，她的普通话变成了川普。广东人的喝早茶，大抵是全国最有名的了，不分老少，都好这一口。曾在广州住过半月，朋友每天早早的，便要喊叫起床，喝早茶去。其实就是个吃早点，桌上颇讲究，边吃边说话，说正经事。有的茶楼，专门叫一些老人占领了，他们即是要喝早茶的，也是图得听戏，粤剧，也听京戏。吃了喝了，戏瘾也过足了，一天的生活没有白过了。

  出秦腔的西安，早年也有类似的馆子，喝茶，兼听戏，这些年没有了，早点也吃，直吃得如走仗火一般，街边路边，坐在公交车上，走在巷子里，便解决了。很多人冲着西安的一十三朝故都而来，到底没找到昔日的皇家气息。有个粉巷，听起来是旧的，其实全新。这好比同是读《红楼梦》，读旧书摊子上淘来的线装本，感觉绝然不一般。北京的茶馆当然也是有名的。这些年也衰落得快，汪曾祺先生写过北京的茶馆，颇多怀旧，多是早年间的。某年我也曾在北京小住半年，和南方来的同学一同去找老北京的茶馆，哪里有？过去北海一带全是喝茶的、吃饭的小馆子，现在你去走一圈，现代得很，一色的咖啡屋、酒巴，也有吃饭的馆子，门脸都洋气，游客进出，人挤人，往往座位要立等，全没了老北京的悠闲气派，赶车一般了。安康过去也是有老茶馆的，毕竟安康出得好青茶，一度时间也是水陆来往闹热，到汉口走买卖，要在安康水西门坐了船；安康的山贷土产，粗丝，天麻党参，牲口皮子，要搭了汉江上百十来吨的老鸹船，下旬阳，过白河，走老河口，便到了汉口了，或上岸，或转长江上的大船。人员往来多，便兴旺了文化，安康城里的戏班子，清末民初时有名的还不下六七家，多数没有固定的场所，赶庙会，进茶馆，串乡镇，唱堂会，百数年前便渐渐地把汉调二黄传向湖广、川渝、湘皖，最后随了徽班进京，安康有名的地产皮黄二端，便有机会成了京剧声腔的源头。现在要在安康找一个正经的茶楼，听一回正经的皮黄，也只能是老远的一个梦想了。

  淮扬一带，吃茶吃酒时，也讲究听戏的。最有名堂、有讲究的是听昆曲，听昆曲显身份，达人听，小百姓也听，你若见着一个引水卖浆者流，竟一时歇了自家糊家养口的小营生，眯了眼睛在茶馆听昆曲，那也是不奇怪的。汪曾祺笔下说：吃茶，听玩艺儿。正宗北京人，老一拨子的，也讲这一口，把听戏叫听玩艺儿，有书面作“听玩意儿”的，随心随意的玩艺儿，很合我心。在世俗流变、世态万端、世风变迁的一系列历史中，文化其实就活在百姓的日常中，不是甚大名头，就是个玩艺儿。大人玩得，小人玩得，男人玩得，女人也玩得。有文化的，玩高雅；没有文化的，玩心情；做官的，玩的是排场；经商的，玩的是交际。

  西安名编辑穆涛有句话：政治是热的，文化是冷的。甚好！政治作冷作热，迷深了，难免不作冷发寒打摆子。文化是冷的，冷在它的日常，它的不经意，冷在生活中随处可见。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时给人讲写作，老先生口拙，翻来覆去地直是讲：“贴到人物写。”影响了很多人，集大成者就是汪曾祺。汪先生是国宝级的人物，他的宝贵，就是写出了文学的从容，好玩，若硬要往文化上扯，汪先生的文化是冷的，寻常的，我们身边的。这样看来，文化这个玩艺儿，真是深沉不得，热烈不得，找它的脉路，要往民间去，往寻常中去。把文化拔得高了，就是束之高阁，是叫文化脱离民生，文化便死了。找一群人研究文化，关住门研究，在老先人留下的故纸堆里刨灵感，寻新鲜，往往大抵不得要领，因为端了架子，文化便吓跑了。或先定了大调子，要叫文化振兴经济，在文化概念的虚空中找答案，更其不得要领。我便想：文化是土地，是乡下的园子，是一群人的口味，是民俗中古怪的经验，是农事中的二十四节气，你定不定调儿，文化都在那儿，长出个什么模样，是文化自己的事，谁又能左右之！从穆涛的话，引申一下，政治是热的，它总是要弄出什么响动来，叫人注意，但响一响便作云烟散了；文化是冷的，冷在判断，清晰的人生判断，这判断要影响一代代人，成了习惯，一阵儿风，张牙舞爪的，根本不是文化。

  文化是玩艺儿，大众的人生玩艺儿，一点也不神圣，不高大。我们把架子放下来，用脸贴了文化的土，里面才有生长的声音，才有千般生活的信息传递出来，文化才是活的，才是我们血液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