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林纾的翻译（二）
(2019-01-05 21:4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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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名家林纾的翻译钱钟书化境 |
分类： 翻译名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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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原载与《旧文四篇》,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第一版，后收入《七缀集》（《七缀集》是全部《旧文四篇》和半部《也是集》的合并）。罗新璋、陈应年编《翻译论集》、刘靖之编《翻译论集》和中国翻译协会编《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都收录了这篇文章。
把称词“密司脱”译意为“先生”，而又死扣住原文的次序，位置在姓氏之前[51]。第二类象 “自念有一丝自主之权，亦断不收伯爵”(《巴黎茶花女遗事》，原书5章)； “人之识我，恒多谀辞，直敝我耳。”(《块肉余生述》19章)译“Spoils me”为“敝我”，译“recu le comte”为“收伯爵”，字面上好象比“使我骄恣”、“接待伯爵”忠实。可惜是懒汉、懦夫或笨伯的忠实，结果产生了两句外国中文，和“他热烈地摇摆(Shake)我的手”、“箱子里没有多余的房间(room)了”、“这东西太亲爱(dear)，我买不起”等属于同一范畴。第三类象 “今此谦退之画师，如是居独立之国度，近已数年矣”(《滑稽外史》19章)。 按照文言的惯例，至少得把“如是”两字移后：“……居独立之国度，如是者已数年矣。”再举一个较长的例： “我……思上帝之心，必知我此一副眼泪实由中出，诵经本 诸实心，布施由于诚意。且此妇人之死，均余搓其目，着其衣冠， 扶之入柩，均我一人之力也。”(《巴黎茶花女遗事》)。 “均我”、“均余’的冗赘，“着其衣冠”的语与意反(当云：“为着衣冠”，原文亦无此句)，都撇开不讲。整个句子完全遵照原文秩序，浩浩荡荡，一路顺次而下，不重新安排组织[52]。在文言语法里，孤另另一个“思”字无论如何带动不了后面那一大串词句，显得尾大不掉，“知”字虽然地位不那么疏远，也拖拉的东西太长，欠缺一气贯注的劲头。译文只好缩短拖累，省去原文里“亦必怜彼妇美貌短命”那个意思。但是’整句里的各个子句，总是松散不够团结，假如我们不对照原文而加新式标点，就要把“且此妇人之死”另起一句．尽管这样截去后半句，前半句还嫌接榫不严、包扎欠紧，在文言里不很过得去。也许该把“上帝之心必知”那个意思移到后面去：“自思此一副眼泪实由中出，诵经本诸实心，布施出于诚意，当皆蒙上帝鉴照，且伊人美貌短命，非我则更无料理其丧葬者，亦当邀上帝悲悯。”这些例子足以表示林纾翻译时，不仅不理会“古文”的限止，而且往往忽视了中国语文的习尚。他这种态度使我们想起《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那个勇猛善战的“道人”，一换上盔甲，就什么清规都不守了[53]。 在林译第一部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里，我们看得出林纾在尝试，在摸索，在摇摆。他认识到，“古文”关于语言的戒律要是不放松(姑且不说放弃)，小说就翻译不成。为翻译起见，他得借助于文言小说以及笔记的传统文体和当时流行的报章杂志文体。但是，不知道是良心不安，还是积习难除，他一会儿放下、一会儿又摆出“古文”的架子。“古文”惯手的林纾和翻译新手的林纾之间仿佛有拉锯战或跷板游戏；这种此起彼伏的情况清楚地表现在《巴黎茶花女遗事》里。那可以解释为什么它的译笔比其它林译晦涩、生涩、“举止羞涩”，紧跟着的《黑奴吁天录》就比较晓畅明白。古奥的字法、句法在这部译本里随处碰得着。“我为君洁,故愿勿度，非我自为也”，就是一例。“女接所欢，媰,而其母下之，遂病”——这个常被引错而传作笑谈的句子也正是“古文”里叙事简敛肃括之笔[54]。司马迁还肯用浅显的“有身”或“孕”(例如《外戚世家》、《五宗世家》、《吕不韦列传》、《春申君列传》、《淮南·衡山列传》，《张丞相列传》)，林纾却从《说文》所引《尚书·梓材》挑选了一个斑驳陆离的古字“媰”，班固还肯说“饮药伤堕”(《外戚传》下)，林纾却仿《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只用了一个“下”字。这就是《畏庐论文》里所谓“换字法”。另举一个易被忽略的例。小说里报导角色对话，少不得“甲说”、“乙回答说”、“丙也说”那些引冒语。外国小说家常常用些新鲜花样，以免连行接句的“你说”、“我说”、“他说”，读来单调，结果可能很纤巧做作，以致受到修辞教科书的指摘[55]。中国文言里报导对话也可以来些变化，只写“曰”、“对曰”、“问”，“答”而不写明是谁。更古雅的方式是连“曰”、“问”等都干脆省掉[56]，《史通》内篇《模拟》所谓，“连续而脱去其‘对曰’、‘问曰’等字”，象 “……邦无道，穀，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 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论语·宪问》)； “‘……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曰：‘姑舍是。’”(《孟子· 公孙丑》)。 佛经翻译里往往接连地省掉两次，象 “‘……是诸国土，若算师、若算弟子能得边际，知其数不?’‘不也，世尊．’‘诸比丘，是人所经国土，若点不点，尽抹为 尘……’”(《妙法莲华经·化城喻品第七》)； “‘……汝见是学、无学二千人不?’’唯然，已见。’‘阿难，是 诸人等……’”(同书《授学·无学人记品第九》)。 这种方式在中国文言小说里并不常见。传奇里象 “曰：‘金也……”青衣者谁也?’曰：‘钱也……’’白衣者谁也?’曰：‘银也……’‘汝谁也?’”(《列异传·张奋》)； “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为雨工?’曰：‘雷霆之类也。’ ……君曰：‘所杀几何?’曰：‘六十万。’‘伤稼乎?’曰：‘八百里。’”(《柳毅传》)； 或者《聊斋志异》里象 “道士问众：‘饮足乎?’曰：‘足矣。’‘足宜早寝，勿误樵苏。’” (《崂山道士》)； 都不是常规，而是偶例。《巴黎茶花女遗事》却反复应用这个“古文”里认为最高简的方式。 “配曰：‘若愿见之乎?吾与尔就之。’余不可。‘然则招之来 乎?”； “曰：‘然。’‘然则马克之归谁送之?’”；． “曰：‘然。’‘然则我送君。’”； “马克曰：‘客何名?’配唐曰：‘一家实瞠。’马克曰：‘识之。’ ‘一亚猛著彭。’马克曰：‘未之识也。’”； “突问曰：‘马克车马安在?’配唐曰：‘市之矣。’‘肩衣安在?’ 又曰：‘市之矣。’‘金钻安在?’曰：‘典之矣。’”； “余于是拭泪向翁曰：‘翁能信我爱公子乎?’翁曰：‘信之。’‘翁能信吾情爱，不为利生乎?’翁曰：‘信之。’‘翁能许我有此善念，足以赦吾罪戾乎?’翁曰：‘既信且许之。’‘然则请翁亲吾额……’”。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后的林译里，似乎再碰不到这个方式。第二部林译是《黑奴吁天录》，书里就不省去“曰”和“对曰”了(例如九章马利亚等问意里赛、二十章亚妃立问托弗收)。 林译除迭更司、欧文以外，前期的那几种哈葛德的小说也颇有它们的特色。我这一次发现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理由很简单：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高明得多。哈葛德的原文很笨重，对话更呆蠢板滞，尤其是冒险小说里的对话，把古代英语和近代语言杂拌一起。随便举一个短例，《斐洲烟水愁城录》第五章：“乃以恶声斥洛巴革曰：‘汝何为恶作剧?尔非癇当不如是。”这是很明快的文言，也是很能表达原文意义的翻译。它只有一个缺点：没有让读者看出那句话在原文里的说法。在原文里，那句话(What meanest thou by such mad tricks?Surely thou art mad)就仿佛中文里这样说，“汝干这种疯狂的把戏，是诚何心?汝一定发了疯矣。”对语文稍有感性的人看到这些不伦不类的词句，第一次觉得可笑，第二、三次觉得可厌了。林纾的译笔说不上工致，但大体上比哈葛德的轻快明爽。翻译者运用“归宿语言”的本领超过原作者运用“出发语言’的本领，那是翻译史上每每发生的事情[57]。讲究散文风格的裴德(walter Pater)就嫌爱伦·坡的短篇小说文笔太粗糙，只肯看波德莱亚翻译的法文本[58]，一个年轻的唯美主义者(un jeune esthete)告诉法朗士(A． France)说《冰雪因缘》只有在译本里尚堪一读[59]。传说歌德认为纳梵尔(Gerard de Nerval)所译《浮士德》法文本比自己的德文原作来得清楚[60]，惠特曼也不否认弗拉爱里格拉德(F．Freiligrath)用德文翻译的《草叶集》里的诗有可能胜过英文原作[61]。林纾译的哈葛德小说颇可列入这类事例里——当然，只是很微末的例子。近年来，哈葛德在西方文坛的地位渐渐上升，主要是由于一位有世界影响的心理学家对《三千年艳尸记》的称道[62]；一九六〇年英国还出版了一本哈葛德评传。水涨船高，也许林译可以沾点儿光，至少我们在评论林译时，不必礼节性地把哈葛德在外国是个毫不足道的作家那句老话重说一遍了。 传记里说林纾“译书虽对客不辍，惟作文则辍”；上面所讲也证实他“译书”不象“作文”那样慎重。也许可以在这里回忆一下有关的文坛旧事。 不是一九三一年、就是一九三二年，我有一次和陈衍先生谈话。陈先生知道我懂外文，但不知道我学的专科是外国文学，以为总不外乎理工科或政法科之类。那一天，他查问明白了，就慨叹说：“文学又何必向外国去学呢! 咱们中国文学不就很好么?”[63]，我不敢跟他理论，只抬出他的朋友来挡一下，就说读了林纾的翻译小说，因此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陈先生说：“这事做颠倒了。琴南如果知道，未必高兴。你读了他的翻译，应该进而学他的古文，怎么反而向往外国了?琴南岂不是‘为渊驱鱼’么?’他顿一顿，又说：“琴南最恼人家恭维他的翻译和画。我送他一副寿联，称赞他的画，碰了他一个钉子。康长素送他一首诗，捧他的翻译，也惹他发脾气。”我记得见过康有为“译才并世数严、林”那首诗[64]，当时也没追问下去。事隔七八年，李宣龚先生给我看他保存的师友来信，里面两大本是《林畏庐先生手札》，有一封信说： “……前年我七十贱辰，石遗送联云：‘讲席推前辈；画师得大年。’于吾之品行文章不涉一字。来书云：‘尔不用吾寿文，……故吾亦不言尔之好处’”[65]。 这就是陈先生讲的那一回事了。另一封信提到严复： “……然几道生时，亦至轻我，至当面诋毁”[66]。 我想起康有为的诗，就请问李先生。李先生说，康有为一句话得罪两个人[67]。严复一向瞧不起林纾，看见那首诗，就说康有为胡闹，天下哪有一个外国字也不认识的“译才”，自己真羞与为伍。至于林纾呢，他不快意的有两点。诗里既然不紧扣图画，都是题外的衬托，那末第一该讲自己的“古文”，为什么倒去讲翻译小说?舍本逐末，这是一[68]。在这首诗里，严复只是个陪客，难道非用“十二侵”韵不可，不能用“十四盐”韵，来一句“译才并世数严、林”么?“史思明懂得的道理，安绍山竟不懂!”[69]喧宾夺主，这是二。文人好名争 名，历来是个笑话，只要不发展成为无情无耻的倾轧和陷害，它终还算得“人间喜剧”里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 林纾不乐意人家称他为“译才”，我们可以理解。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卷七《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说过：“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就表示一般人的成见以为翻译家是说不上“文雅”的。一个小例也许可以表示翻译的不受重视。远在刘禹锡前，有一位公认的“文雅雄”，搞过翻译——谢灵运[70]。他对“殊俗之音，多所通解”，流传很广的《大般涅槃经》卷首标明。“谢灵运再治”，抚州宝应寺曾保留“谢灵运翻经台’的古迹[71]。但是评论谢灵运的文史家对他是中国古代唯一的大诗人而兼翻译家这一点，都置之不理。这种偏见也并不限于中国[72]。林纾原自负为“文雅雄”，没料到康有为在唱和应酬的诗里还只品定他是个翻译家，“译才”和“翻译徒”虽非同等，总是同类。他重视“古文”而轻视翻译，那也并不奇怪，因为“古文”是他的一种创作，一个人总认为创作比翻译更亲切地是“自家物事”。要知道两者相差多少，就得看林纾对自己的“古文”评价有多高。他早年自认不会作诗[73]，晚年要刻诗集，给李先生的信里说： “吾诗七律专学东坡、简斋；七绝学白石、石田，参以荆公； 五古学韩；其论事之古诗则学杜。惟不长于七古及排律耳。” 可见他对于自己的诗也颇得意，还表示门路很正、来头很大。但是，跟着就是下面这一节： “石遗已到京，相见握手。流言之入吾耳者，一一化为云烟[74]。遂同往便宜坊食鸭，畅谈至三小时。石遗言吾诗将与吾文并肩，吾又不服，痛争一小时。石遗门外汉，安知文之奥妙！……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持吾诗相较，特狗吠驴鸣” 杜甫、韩愈、王安石、苏轼等真可怜，原来都不过是“狗吠驴鸣”的榜样!为了抬高自己某一门造诣，不惜把自己另一门造诣那样贬损甚至糟蹋，我一时上记不起第二个例。虽然林纾在《震川集选》里说翻译《贼史》时“窃效”《书张贞女死事》[75]，料想他给翻译的地位决不会比诗高，而可能更低一些。假如有人做一个试验，向他说，“不错! 比起先生的古文来，先生的诗的确只是‘狗吠驴鸣’，先生的翻译象更卑微的动物”——譬如“癞蟆”?——“的叫声”，他将怎样反应呢?是欣然引为知己?还是怫然“痛争”，反过来替自己的诗和翻译辩护?这个试验似乎没人做过，也许是无需做的。 [1]详见《说文解字诂林》第28册2736—8页。参看《管锥编·全晋文》卷论潘岳《射雉赋》。 [2]乔治·萨维尔(George Savile First Marquess of Halifax)《散文集》译者考敦（Charles Cotton)书，瑞立(W．Ra1eigh)编萨维尔《全集》185页。近代德国学者(Wilamowitz-Mollendorff)和法国诗人(Valery)也用了同样的比喻，知道的人比较多。 [3]因此，意大利大诗人列奥巴迪（Leopadi）认为好翻译应备的条件看来是彼此不相容乃至相矛盾的(paiono discordanti e incompatibili e contraddittorie)：译者得矫揉模仿(ora i1 tra duttore necessari amente affetta)，对原文亦步亦趋，以求曲达作者的天生自然（inaffetato naturale ospontaneo)的风格。详见所著《笔记》(Zibaldone)，弗洛拉（F.Flora）编本第1册288-9页。 [4] 维耐（J·P·Vinay）与达勃而耐（J·Darbelnet）合著《英法文风格比较》（Stylistique Comparee du Fancais et de l’Anglais）(1958)10页称原作的语言为“出发的语言”（language de depart）、译本的语言为“到达的语言”（langue d’arrivee）。徐永煐同志《论翻译的矛盾统一》（《外语教学与研究》1963年1期）也分为“出发的语言”和“归宿的语言”。这比英美习称的“来源语言”（source language）和“目标语言”（target language）似乎在比喻上更配合。 [5]《堂·吉诃德》第2部62章；马林(F．B．Marin）编注本第8册1邱页有注，考订这个比方原是霍拉斯(Horace)诗的一个西班牙译者在1591年说的。赞宁主要在讲理论著作的翻译，原来形式和风格的保持不象在文学翻译里那么重要；锦绣的反面虽比正面逊色，走样还不厉害，所以他认为过得去。塞万提斯是在讲文艺翻译；花毯的反面跟正面就差得很远，所以他认为要不得了。参看爱伦·坡(E．A．Poe)《书边批识》(Marginalia)说翻译的‘翻”就是“天翻地覆”(turned topsy-turvy)的“翻”，见《全集》，斯戴德曼(E．C．Stedmau)与沃德倍利(G．E．Woodberry)合编本第7册212页。 [6]《文学因缘》是苏曼殊所辑译诗集名，自序里只说起翻译的“讹”——“迁地勿为良”(北新版《全集》第l册121页)，并未解释书名，但推想他的用意不外如此。 [7]《慧语集》(Spruchweisheit)，神寺(Der Tempel)出版社版《歌德集》第3册833页。参看鲍士威尔(Boswell)《日记》(The Ominous Years)1776年4月11日记约翰生论译诗语，李斯甘(C．Ryskamp)与卜德尔(F．A． Pottle)合编本329页；又所作《约翰生传》牛津版742页。 [8]狄士瑞立(I．Disraeli)《文苑搜奇》(Curiosities of Litenature)引《梅那日掌故录》(Menagiana)，《张独司(Chandos)经典丛书》本第1册350页。圣佩韦(Sainte-Beuve)有两篇文章讲这位神父，引他同时人一對信，说他发愿把古罗马诗家统统译出来，桓吉尔等人都没有蒙他开恩饶命(Pardonner)，戴伦斯等人早晚会断送在他的毒手里(assassines)——见《星期一谈文》(Causeries du Lundi)，迦尼埃(Garuier)版第14册136页。十八世纪英国女小说家番尼·伯尔尼(Fanny Burney) 幼年曾翻译法国封德耐尔(Fontenelle)的名著，未刊稿封面上有她亲笔自题：“用英语来杀害者：番尼．伯尔尼”(Murdered into English by Frances Buruey)——见亨罗(Joyce Hemlow)《伯尔尼传》(The History of Fanny Burney)16页。彭斯(Robert Burns)嘲笑马夏尔诗集的一个英译本，也比之于“杀害”(murder)——见福格森(J．De Lancy Ferguson)编《彭斯书信集》第l册163页。 [9]在评述到林纾翻译的书籍和文章里，郑振铎先生《中国文学研究》下册《林琴南先生》和寒光《林琴南》都很有参考价值。他们讲过的，这里不再重复。 [10]周桂笙的译笔并不出色；据吴趼人《新笑史》里《犬车》条记载，周说：‘凡译西文者，固忌率，亦忌泥”云云，那些意见还是很中肯的。 [11]这篇文章是1963年3月写的。 [12]原书是she，寒光《林琴南》和朱羲冑《春觉斋著述记》都误淆为Mon tezuma’s Daughter。狮爪把鳄鱼的喉咙撕开(rip)，象撕裂手套一样；鳄鱼狠咬狮腰，几乎咬成两截；结果双双送命(this duel to the death)。 [13]普拉兹(M．Praz)《翻译家的伟大》(Grandezza dei traduttori)，见所作论文集《荣誉之家》(la Casa della fama）50页又52页。 [14]林纾《畏庐文集》里《冷红生传》说自己“木强多怒”，但是他在晚年作品里，常说到自己的幽默。《庚辛剑腥录》第48章邴仲光说：“吾乡有凌蔚庐[‘林畏庐’谐音]者，老矣。其人翻英、法小说至八十一种……其人好谐谑。”邴仲光这个角色也是林纾的美化的自塑像；他工古文，善绘画，精剑术，而且‘好谐谑”，甚至和强盗廝杀，还边打架、边打趣，使在场的未婚妻愈加倾倒(第34章)。《践卓翁小说，第2辑《窦绿娥》一则说：“余笔尖有小鬼，如英人小说所谓拍克者”；拍克即《吟边燕语》里《仙狯》的迫克(Puck)，正是顽皮淘气的典型。 [15]例如《孔子世家》写夹谷之会一节根据《穀梁传》定公10年的记载，但是那些生动、具体的细节，象‘旍旄羽祓、矛戟剑拨，鼓噪而至”、“举袂而言”、“左右视”等，都出于司马迁的增饰。 [16]见《庚辛剑腥录》第33章、《践卓翁小说》第2辑《洪嫣篁》。前一书所引哈葛德语“使读者眼光随笔而趋”，其实就是“迭更先生”《贼史》第17章所谓：“劳读书诸先辈目力随吾笔而飞腾。’ [17]《李卓吾批评〈琵琶记〉》第8出。据周亮工《书影》卷1，这部评点出于无锡人叶昼的手笔。钱希言《戏瑕》卷3《赝籍》条所举叶氏伪撰书中无《批评〈琵琶记〉》，而李贽《续焚书》卷1《与焦弱侯》自言：‘《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西厢》、《琵琶》涂抹改窜得更妙”，袁中道《游居柿录》卷6也记载：“见李龙湖批评《西厢》、《伯喈》，极其细密。”不管是否李贽所说，那几句话简明扼要，提出了西洋古典文评所谓“似真”(vraisemblance)、“合乎情理”(Probability)的问题。 [18]见《黑奴吁天录·例言》、《冰雪因缘·序》、《孝女耐儿传·序》、《洪罕女郎传·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等。《离恨天·译佘剩语》讲《左传》写楚文王伐随一节最为具体。据《冰雪因缘·序》看来，他比直接读外文的助手更能领会原作的文笔：“冲叔[魏易]初不着意，久久闻余言始觉。” [19]林纾觉得很能控制自己，对原作并不任性随意地改动。《块肉余生述》第5章有这样一个加注：“外国文法往往抽后来之事预言，故令读者突兀警怪，此用笔之不同者也。余所译书，微将前后移易，以便观者。若此节则原书所有，万不能易，故仍其原文。”参看《冰雪因缘》第26、29、39、49等章加注：“原书如此，不能不照译之”，“译者亦只好随他而走。” [20]参看吴汝纶《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1《答严幼陵》论严氏译《天演论》，“用为主文谲谏之资”，把“元书所称西方”古书、古事“改为中国人语”。斯宾迦(J．E．Spingarn)编注《十七世纪批评论文集》(Critical Essay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第1册《导言》51页起论当时的翻译往往等于改写；又马锡生(F．O．Matthiessen)《翻译：伊丽沙伯时代的一门艺术》(Trans- lativn：An Elizabethan Aat)79页起论诺斯(North)，又121页起论弗罗利奥(Florio)，都是翻译散文的例子。 [21]《十字军英雄记》有陈希彭《序》，况林纾‘运笔如风落霓转，……所难者，不加窜点，脱手戚篇”；民国27年印行《福建通志·文苑传》卷9引陈衍先生《续闽川文士传》也说：“口述者未毕其词，而纾已书在纸，能限一时许就千言，不窜一字。”陈先生这篇文章当时惹起小小是非，参看他的《白话一首哭梦旦》：“我作畏庐传，人疑多刺讥”云云(《青鹤》第4卷2l期)。 [22]按指《小说月报》第5卷7号。 [23]这是光绪34年说的话。民国3年《荒唐言·跋》的口气大变：“纾本不能西文，均取朋友所口述者而译，此海内所知。至于谬误之处，咸纾粗心浮意，信笔行之，咎均在己，与朋友无涉也。”助手们可能要求他作这样的声明。 [24]《克兰福镇往事》(Cranford)《几封旧信》(old Letters)。 [25]就象《大食故宫余载》里《记阿兰白拉宫》篇加注：“此又类东坡之黄鹤楼诗”；《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第35章加注：‘此语甚类宋儒之言”；《魔侠传》第4段14章加注：“‘铁弩三千随婿去’，正与此同。” [26]豪斯(H．House)《迭更司世界》(The DickenS World)5l又169页论迭更司把希望寄托在赤利伯尔这类人物身上。 [27]皮尔朋(Max Beerbohm)开过一张表，列举一般认为可笑的人物，有丈母娘、惧内的丈夫等，其中一项是：“法国人、德国人、意国人……但俄国人不在内。”——克来(N．Clay) 《皮尔朋散文选》94页。 [28]参看叶斯泼生(o．Jespersen)《近代英文法》第2册304页。 [29]原书是The White Company；《林琴南》和《春觉斋著述记》都误淆为Sir Nigel。 [30]《做祖父的艺术》(L’Art d'etre Grand-pere)第4卷第1首《布封伯爵》，伐利盖脱(Valiquette)版《雨果诗全集》786页(‘Je Contemple，au mi1ieu des arbres de Buffon，/Le bison trop bourru，lebabouin trop bouffon”)。 [31]黄濬《花随人圣盫摭忆》238页：“魏季渚(瀚)主马江船政工程处，与畏庐狎；一日告以法国小说甚佳，欲使译之，畏庐谢不能。．再三强，乃曰：‘须请我游石鼓山乃可。’季渚慨诺，买舟载王子仁同往，强使口授《茶花女》……书出而众哗悦，林亦欣欣。……事在光绪丙申、丁酉间。”光绪丙申、丁酉是1896—7年；据阿英同志《关于〈茶花女遗事〉》里的考订(《世界文学，1961年10月号)，译本出版于1899年。 [32]张慧剑《辰子说林》7页：“上海某教会拟聘琴南试译《圣经》，论价二万元而未定。” [33]《波斯人书信》(Lettres persanes)第143函末附医生信，德吕克(G.Truc)校注本260--1页。林译删去这封附“翰”(《东方杂志》第14卷7号)。 [34]前引《续闽川文士传》：“作画译书，虽对客不辍，惟作文则辍。其友陈衍尝戏呼其室为‘造币厂’，谓动辄得钱也。”參看《玉雪留痕·序》：“若著书之家，安有致富之日?……则哈氏黩货之心，亦至可笑矣!” [35]《冰雪因缘·序》第59章评语：“畏庐书至此，哭已三次矣!” [36] 路工编《李开先集》第3册945页。参看周辉《金陵琐事》卷上记李贽语，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4l记“巨公”、“名士”语。其它象袁宏道、王思任等人相类的意见，可看平步青《霞外捃屑》卷7下“古文写生逼肖处最易涉小说家数”条。 [37]阮氏语不知何出；李氏是收藏家，想必转录阮氏手迹。 [38]沈廷芳《隐拙轩文钞》卷4《方望溪先生传》附《自记》。方苞所敬畏的李绂《穆堂别稿》卷44《古文词禁八条》明白而详细地规定了禁用“儒先语录”、“佛老唾余”、“训诂讲章”、“时文评语”、“四六骈语”、“颂扬套语”、“传奇小说”和“市井鄙言”。那是一个常被忽略的重要文献。 自称曾被李氏赏识的袁枚也信奉这些“词禁”，参看《小仓山房文集》卷85《与孙俌之秀才书》。 [39]梅曾亮《柏枧山房文集》续集《姚姬传先生尺牍序》：“先生尝语学者，为文不可有注疏、语录及尺牍气”；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第二条：“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 [40]推崇方苞的桐城人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语言很贫薄——“啬于词”(刘开《孟涂文集》卷4《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 [41]晚明作者常用这“三字八文’，例如陈梦锡《无梦园集》马集卷4《注〈老子〉序》：“老子非便宜人也……非为人开便宜门也，老子最恶便宜。” [42]方苞语亦见前引沈廷芳文。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评袁枚“文不如其小说”条自注：“陈令升曰：‘侯朝宗、王于一其文之佳者尚不能出小说家伎俩，岂是名家?”；陈氏语见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卷4《陈令升先生传》。参看彭士望《树庐文钞》卷2《与魏冰叔书》：“即文字写生处，亦须出之正大自然，最忌纤佻，甚或诡诬，流为稗官谐史。敝乡徐巨源之《江变纪略》、王于一之《汤琵琶》、《李一足传》取炫世目，不虑伤品!”；李良年《秋锦山房集》卷3《论文口号》九首之六：“于一文章在人口，暮年萧瑟转欷飲；《琵琶》、《一足》荒唐甚，留补齐谐志怪书”；汪琬《钝翁前后类稿》卷48《跋王于一遗集》：“至于今日，则遂以小说为古文词矣。……亦流为俗学而已矣!夜与武曾[即李良年]论朝宗《马伶传》、于一《汤琵琶传》，不胜叹息。”王猷定《四照堂集》卷7《李一足传》实在是根据“与一足游最久”的韩程愈《白松楼集略》卷8《李一足小传》改写的。 [43]《冰雪因缘》15章，即“天杀之伯林伯”。 [44]《〈古文辞类纂〉选本·序》。参看朱羲冑《贞文先生年谱》卷下民国3年记林纾论“文中杂以新名词”。清末有些人不但认为“古文”不能“杂以新名词”，甚至在公文里也不赞成用；江庸《趋庭随笔》记张之洞“凡奏疏公牍有用新名词者，辄以笔抹之，且书其上曰：‘日本名词!’后悟‘名词’即新名词，乃改称‘日本土语”(参看胡思敬《国闻备乘》卷4)。 [45]《玉楼花劫》4章。 [46]《滑稽外史》27章、《块肉余生述》12章又52章。 [47]《块肉余生述》11章又37章。 [48]《拊掌录·李迫大梦》译意作“朋友小会”；《巴黎茶花女遗事》：“此时赴会所尚未晚”是译原书9章：“Il est temps que j’aille au club．” [49]《撒克逊劫后英雄略》5章，原文“lady”。 [50]《巴黎茶花女遗事》，原书10章，原文“du devouement”。 [51]宗惟惠译《求凤记》的《楔言》第3节、第8节等把称谓词译音，又按照汉语习惯，位置在姓名之后，例如“史列门密司”、“克伦密司”，可以和“先生密而华德”配对。 [52]原书26章：“……mais je pense que le bon Dieu reconnaitra que mes larmes etaient vrais，ma priere fervente，mon aumone sincere,et qu'il aura pitiede celle qui，morte jeune et belle,n'a eu que moi pour lui fermer les yeux et l'ensevelir。” [53]原书20章：“盖我一擐甲，饮酒、立誓、狎妓，节节皆无所讳。” [54]原书第1章里这一节从“Un jour”至“qu'autrefois”共211字，林纾只用12字来译。中国文字的简括也许不需要这种例证。 [55]参看亚而巴拉(A．Albalat)《不要那样写》(Comment il ne faut pas ecrire)28—9页；浮勒(H.W.Fowler)《近代英语运用法》(Modern English Usage)343页《习气》(Mannerism)条，1965年增订第2版302页《倒装》(Inversion)又533页《说》(Said)条。 [56]参看《管锥编·左传》卷论哀公7年。 [57]参看培茨(R.S.Bates)《近代翻译，(ModernTranslation)112页所举例。 [58]见班生(A．C．Benson)《裴德评传》(《英国文人传记丛书》)23页。 [59]法朗士《文学生活》(La Vie litterature)第1辑178页。 [60]梅里安-盖那司德(E．Merian-Genast)《法国的和德国的翻译艺术》(FranzoJsische und Deutsche Uebersetzungskunst)一文里对这个传说有考订和分析，见恩司德(F．Ernst)与威斯(K.Wais)合编《比较文学史研究问题论丛，(Eorschungs-probleme der vergleichenden literaturgeschichte)第2辑27页。 [61]德老白尔(H.Traubel)《和惠特曼在一起》(With Walt Whitman in Camden Towna),白拉特来（S．Bradley)编本第4册16页。 [62]荣格(C.G．Jung)《现代人寻找灵魂》(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里那著名的一节已被采八通行文论选本里，例如瑞德(M.Rader)《现代美学论文选》(A Mondern Book of Esthetics)增订第3版、洛奇（D.Lodge）《二十世纪文评读本》(Twentieth-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AReader)。 [63]好多老辈文人都有这种看法，樊增祥的诗句有代表性：‘经史外添无限学，欧罗所作是何诗?’(《樊山续集》卷24《九叠前韵书感》)。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科学上不如西洋，就把文学作为民族优越感的根据，而且成见牢不可破。王闿运《湘绮楼日记》民国3年7月24日：‘外国小说一箱看完，无所取处，尚不及黄淳耀看《残唐》也。”看来其它东方古国里的人也抱过类似的态度。贡固(Edmond de Gon court)的1887年9月9日日记就记载波斯人说：欧洲人会制钟表，会造各种机器，高明得很，可是总的说来，还是波斯人比他们高明——试问欧洲也有文人、诗人么(si nous avons des litteratours，poetes）？——《贡固兄弟日记》，李楷德(R.Ricatte)编注足本(Texte integral)第15册29页；参看莫利阿(J．Morier)《哈吉巴巴在英国》(Hajji Baba in England)第54章，《世界经典丛书》版335页。 [64] 《庸言》第l卷7号载《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喜剩灵光经历劫，谁伤正则日行吟。唐人顽艳多哀感，欧俗风流所入深。多谢郑虔三绝笔，草堂风雨日披寻。”林纾原作见《畏庐诗存》卷上《康南海书来索画〈万木草堂图〉即题其上》。康有为那首诗是草率应酬之作，“日”、“风”两字重出，“哀感顽艳”四字(出繁钦《与魏文帝笺》)误解割裂，对偶不工，而且章法实在太混乱。第五、六句忽然又讲翻译小说；第七句仿佛前面第一、二、五、六句大讲特讲的翻译不算什么，拿手的是诗、书、画；第八句把“风雨飘摇”省为“风雨”，好象说一到晴天就不用看这幅画了。《康南海先生诗集》(景印崔斯哲手写本)卷12《纳东诲亭诗集》没有收这首诗，也许不是漏掉而是删去的。 [65]朱羲冑《贞文先生学行记》卷2载此联作：“讲席推名辈，画师定大年。” [66]《畏庐文集》里《送严伯玉至巴黎序》、《尊疑译书图记》以及《洪罕女郎传·跋》都很推重严复。《畏庐诗存》卷上《严几道六十寿，作此奉祝》：“盛年苦相左，晚岁荷推致。”然而据那些信札和李先生讲的话，严复“晚岁”对林纾并不怎么“推致”。 [67]夏敬观先生《忍古楼诗》卷7《赠林畏庐》也说：“同时严几道，抗手极能事。”夏先生告诉我，他“人微言轻’，所以没有引起纠纷。 [68]据林纾《震川集选·序》，康有为对他的古文不很许可，说：“足下奈何学桐城!”《方望溪集选·序》所讲“某公斥余”，也是指那件事。 [69]林纾“好谐谑”的例子。史思明作《櫻桃子》诗，宁可不押韵，不肯把宰相的名字放在亲王的名字前面；这是唐代有名的笑话(《太平广记》卷495引《芝田录》、《全唐诗》卷869《谐谑》1)。安绍山是《文明小史》45—46回里出现的角色，影射康有为，双关康氏的姓和安禄山的姓名；在唐史里安禄山和史思明齐名并称。《红礁画桨录》的《译余赘语》称《文明小史》“亦佳绝”；《庚辛剑腥录》9章里的昆南陔也是“康南海”的谐音。 [70]慧皎《高僧传，卷7《慧睿传》、《慧严传》。 [71]《永乐大典》卷2603《台》字下引了自唐至元的题咏诗文。 [72] 例如英国诗人蒲伯(Pope)说有位贵人(Lord Oxford)劝他不要译荷马的史诗，理由是：‘这样一位好作家不该去充当翻译家(So good a writer ought not to be a translator)”——司贲思(J．Spence)《旧闻录》(Anecdotes，Observations and Characters of Books and Men)《半人半马经典丛书，(centaur Classics)本181页。蒲伯的仇人蒙太葛爵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在给她女儿(tbo Countess of Bute)的信里谈到一个小说家：“我的朋友斯莫来德把时间浪费在翻译里，我为他惋惜”(I am sorry my friend Smollett loses his time in translations)——《蒙太葛爵夫人书信集，《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版449页。1929年法国小说家兼翻译家拉尔波(Valery Larbaud)发表了《翻泽家的庇佑者》(Le Patron des Traducteurs)那篇文章，里面说翻译者是文坛上最被忽视和贱视的人，需要起来大声疾呼，卫护“尊严”，抬高身分；见《拉尔波全集》迦利玛(Gallimard)版第8册15页。 [73]《石遗室诗集》卷1《长句一首赠林琴南》：“谓将肆力古文词，诗非所长休索和。” [74]“流言”指多嘴多事的朋友们在彼此间搬弄的是非。 [75]见《归震川全集》卷3；同卷《书郭义官事》、《张贞女狱事》也都是有“小说家伎俩”的“古文”。
原载：《旧文四篇》,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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