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最高境界：“信达雅”漫谈》

 南京大学外国学院      许钧

八年前，有机会读到沈苏儒先生的《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有感于沈先生敏锐的学术目光、严谨的治学方法和“中西译论应交融互补”的富有建设性的观点，曾撰文一篇，题为《译学探索的百年回顾与展望——评〈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就该书的主要内容、研究路径和理论特色作了评价。我清楚地记得，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全书始终体现了一种开放的精神。从对‘信、达、雅’之说的历史渊源的追溯到‘信、达、雅’之说的学术内涵的发掘，从‘信、达、雅’之说与外国译论的相互参照与阐发到对‘信、达、雅’之说合理内核的探幽与价值体系重建，作者的学术视野是十分开阔的。”同时，我在文章中还特别强调沈苏儒先生在整个研究中，“始终注意两点：一是现在的世界已随信息时代的到来而成为‘地球村’，翻译已渗透到人类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和精神生活的诸多领域，所以‘必须从广阔的视野来看翻译，而不能仍然只在语文学或语言学的框子里打转。翻译的原则必须适用于各行各业各种翻译，才能真正具有普遍意义’。二是理论来源于实践，又作用于实践，所以理论应该密切结合实践和实际”。回头检视自己对沈苏儒先生的这些评价，我感到欣喜，因为七年后的今天，我又有幸捧读沈苏儒先生的新作《翻译的最高境界：“信达雅”漫谈》，而它有力地证明了我在八年前作出的评价应该说是经得起时间和实际的检验的。

读沈苏儒先生的新作，心中陡生感慨，同时也对沈先生产生了由衷的敬意。感慨的是，近十几年来，中国翻译研究界在借鉴与吸收西方翻译思想和翻译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有一些学者似乎对中国传统的翻译思想和原则越来越不屑，对严复的“信达雅”之说更是持批判、否定的态度。有学者甚至把前些年中国译学研究的相对滞后归咎于严复的“信达雅”这一“三字经”，认为是这一个“三字经”束缚了中国翻译思想的发展；还有的学者不敢甚或羞于提起“信达雅”之说，生怕被人视为译学观点的老套或落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中国译学研究界的一些新锐学者批判或摈弃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之说时，它却被国外翻译研究界的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奉为中国最有代表性的译论而受到关注，足见其生命力之强；同时，除翻译界之外的国内学界一提起翻译，往往会推崇严复的“信达雅”，足见其影响之大。两者之间强烈的反差，值得译界的同行深加思考。

对沈苏儒先生的深深敬意，源于我的这份感慨，也基于沈苏儒先生在理论追求上的独立和执著。长达六十个春秋的翻译实践和伴随其漫长的翻译生涯的不断深入的思考，使沈苏儒先生的这部新著的分量显得格外地重。《翻译的最高境界：“信达雅”漫谈》，单凭这一书名，就可在一定意义上透现出作者理论上的执著追求和实践上的自觉要求。如果说1998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是沈苏儒先生对闪烁着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光辉的“信达雅”之说所进行的一次深刻而系统的研究的话，那么《翻译的最高境界：“信达雅”漫谈》则是以“信达雅”为理论指导进行自觉的实践的一次自我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以“信达雅”为标准，对自己的漫长的翻译生涯的一次检视和反思。沈苏儒先生在系统研究“信达雅”之说的基础上，有了对“信达雅”之理论内涵和指导价值的深刻理解，认为它“至今仍然是最为人知，也最有影响力的翻译原则和标准，没有任何一种其他原则或标准能够取代它”（参见该书“前言”）。我们有理由相信，沈苏儒先生对“信达雅”之说的这份笃信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觉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以沈苏儒先生在其著作的前言“‘信达雅’的理论与实践”中说的一段话为证：“‘开宗明义第一章’，我先要对这本集子的书名作一点说明。书名中用了‘信达雅’字样，只是为了想表示我奉‘信达雅’作为我从事翻译工作的信条，而不是表示我完全掌握了这一原则和方法，我的译作可作为‘信达雅’翻译的范本。”细读这一句“开宗明义”的话，我们可以清楚地体会到作者的良苦用心：奉“信达雅”为译事之信条，指导翻译实践，反过来又以自身丰富的翻译实践和经验为基础探讨“信达雅”之说何以有“如此坚强而持久的生命力”，验证“信达雅”这一“最具有影响力的翻译原则和标准”的指导价值。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互动，如此又构成了这部著作的基调。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沈苏儒先生撰写这部著作的理论追求和学术期待，我们有必要认真地了解一下这部著作的基本构架和主要内容。从书名看，该书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经验谈”，二是“译作选”。然而若细细阅读和体会，可以发现第一部分的“经验谈”，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验之谈，而是基于对翻译的本质的清醒认识，探讨翻译活动过程中所存在的基本障碍，揭示出跨文化交流中“归化”与“洋化”这一“古老而现实”的问题的症结所在，进而以“信达雅”为理论指导，提出解决翻译障碍的根本途径。第二部分，由32篇不同类型、相对完整的译文片断组成，名曰“译作选”，但作者的目的显然不在于向读者展示他尽可能向“信达雅”靠近的精彩译笔，而是以这些富有代表性的译文为例，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体会，以“漫谈”的形式，有的放矢地从各个角度来探讨涉及翻译活动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如翻译本质与功能问题，不同语言、文化与思维的差异问题，语言的社会心理与文化背景问题等等。这些带有根本性问题的探讨，对于一个具有六十年翻译实践经验的老一辈翻译家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那是他在漫漫译道中探索翻译之真谛的心灵轨迹。除了道之层面的探讨之外，每一篇译作后所附的“译余漫谈”还涉及诸如风格的传达、译语的品质、语言艺术的处理、“雅”的再现等翻译的艺术层面的问题。至于“俏皮话的翻译”、“中国成语的翻译”和“中国或东方特色事物的翻译”等篇，则直指语言转换层面中“异”之因素的处理原则与方法，具有可借鉴性，而“诗可译而又不可译”、“‘虚’比‘实’难译”、“越通俗越难译”、“要注意译出细节”这些包含哲理的经验之谈，则富于启迪性。读着这一篇篇既有理论深度又具有针对性、启迪性和可借鉴性的精彩而生动的“经验之谈”，我仿佛在细细聆听一位译界老者充满智慧的教诲，眼前浮现出了一位自觉地信奉“信达雅”，努力实践“信达雅”，在译道上不懈探索的老翻译家的亲切面影。通过这部新著，我领悟到，“信达雅”没有过时，关键在于要根据时代要求，注入新的活力，赋予新的内涵。（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外语学院）

（摘自沈苏儒著，中国翻译出版公司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