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树林研究员、王小琴、毕启伦学术著作《蒙古文“格斯尔”与藏文“格萨尔”比较研究》（39.1万字）于2018年3月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该书为内蒙古自治区抢救保护《格斯尔》工作课题《蒙古文“格斯尔”与藏文“格萨尔”比较研究》的最终成果，蒙古《格斯尔》丛书第9部。

本书选择蒙古文“格斯尔”与藏文“格萨尔”相近内容的五个章节进行比较，从故事情节、思想文化、艺术特点、创作方法等诸多方面探析其异同点及各自独特的价值。

本书由导论、六章内容组成。

   导论部分介绍蒙古文“格斯尔”与藏文“格萨尔”各种版本内容及被翻译出版的情况，综合分析前人研究成就，阐述研究意义和目的。

第一章，是蒙古文“格斯尔”《格斯尔从天界被派遣到下界诞生并称王》与藏文《天界派遣》、《下界诞生》、《赛马称王》三个分章本的比较研究。很显然，蒙古文“格斯尔”的这一章节比藏文“格萨尔”的三个分章本更为简略。从故事情节、思想文化、艺术特点三个方面对比分析，指出异同点及内在关联。通过比较发现，蒙藏文“格斯（萨）尔”的这个部分故事情节差异很大，如提倡或派遣格斯尔下界的不是同一的佛；下凡的格斯尔本人及父亲的名字和来历也不同；下界时，玉帝的儿子争抢不愿下去的情况描述和提出的具体要求也有差异。“格斯（萨）尔”的这个部分里均有格斯尔未下界诞生前先去巡视下界的情节，但具体巡视的内容和情景不同；格斯尔的母亲来历和嫁给他父亲的原因、怀孕的描述也不尽相同、格斯尔诞生时间和被发配及戏耍晁通等等也不一样。另外还有一些相互不交叉的故事情节。所反映的宗教观和艺术描写等也存在着一些差异，都具各自的特点。

     第二章，是蒙古文《治理汉地古玛汗朝政》与藏文《加岭传奇》比较研究。研究中参考藏文三种版本和拉达克版本，也显示出藏文“格萨尔”这部内容的发展变异过程。通过比较发现，蒙古文《治理汉地古玛汗朝政》与藏文《加岭传奇》比较，在总体结构和形式上存在很大差异，总体故事情节安排顺序上的差异更为突出。比如《治理汉地古玛汗朝政》的故事是蒙古文“格斯尔”的第二章，安排到格斯尔赛马称王故事之后，降伏莽古思故事之前。而藏文《加岭传奇》故事是霍岭大战之后。而且蒙古文的这部分故事情节比较简单，而藏文的特别繁杂，去汉地之前的准备细节和去汉地之后的故事情节都很曲折复杂，另外还有回去路上去羌地等诸多故事。另外好多故事细节上，同样一段故事中利用的母题也有很多不同，如格斯（萨）尔受酷刑的形式和方法等大部分不相同。还有体裁、修辞、人物形象、宗教文化等方面都有不少异同点。

     第三章，是蒙古文《降妖莽古思》与藏文《降服妖魔》部分比较研究。首先从总体结构形式、故事详细情节、体裁修辞等方面进行比较，发现蒙古族和藏族史诗创作和创作思路上的诸多不同点，也从人物功能、人物形象、原始信仰、佛教信仰等方面的比较，揭示出各自的特点和相同点。比如蒙古文“格斯尔”中阿如鲁高娃或图们吉日格楞皇妃被莽古思抢夺原因和被抢的过程与藏文“格萨尔”中梅萨蹦吉被北方的妖魔抢夺的原因和被抢的过程明显不同，前边的是主要由晁通挑起事端和茹格牡高娃与晁通勾结的结果，后面的是格萨尔不听从天母南嫚捷母的命令及珠牡排挤梅萨蹦吉的结果。还有格斯尔降服消灭莽古思和格萨尔消灭妖魔的过程和采取的措施也显很大的不同。

第四章是蒙古文《锡赉高勒大战》与藏文《霍岭大战》比较研究。从内容形式、人物形象、文化心理等方面进行对比，探索出异同点及内在关联。《霍岭大战》是藏文“格萨尔”重点部分，也是最精彩的部分，篇幅长，章节多，故事情节曲折精彩，战场描写宏大轩昂。相比藏文《霍岭大战》，蒙古文《锡赉高勒大战》就一章，战场描写简单，故事情节相对简单明了。人物刻画上也比《霍岭大战》朴素简要，人物数量也相对少。但表现民族文化心里上各具特色，人物刻画上各有闪光点。正好显示了各自的创作特点和文化心里的深层次特色。

第五章是蒙藏文“格斯（萨）尔”地狱题材比较研究。藏文《地狱救母》、《地狱救妻》都是单独的分章本，而蒙古文《地狱救母》故事只有一章。藏文《地狱救妻》里对“热八地狱”的描述特别详细，《地狱救母》里不仅描述“热八地狱”，也描述了“冷八地狱”。这两个分章本中的地狱描写也不尽相同，表明佛教对地狱的描写也不如出一辙。蒙古文《地狱救母》里几乎没有关于“热八地狱”和“冷八地狱”的描写，只是点到而已。藏文里，格萨尔母亲下地狱是因为格萨尔杀生太多而母亲受罪，蒙文里，格斯尔受妖魔祸害变成一头驴，而母亲因此心粹而去世，并下地狱。这里突出蒙古族母亲爱思儿子的慈祥心里。蒙古文《地狱救母》里的格斯尔显示更具反叛性和英勇无畏性，更加鲜明，阎罗王被描写成昏庸无能颠倒是非的滑稽的形象。而藏文里，阎罗王是公正的，佛教轮回思想更为浓厚，更加传统。这表明他们各自的创造性和独特性。

     第六章，是蒙古文“格斯尔”与藏文“格萨尔”故事情节相互不重复，独立创作的章节的分析介绍。目前因资料限制，目前只能介绍这些相互独立的故事章节，其实很可能还有不少相近的内容。

      该著作是蒙藏“格斯（萨）尔”比较研究中的一种有益探索，可以说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蒙藏“格斯（萨）尔”之间关系问题和各自的特点。尤其发现各自的创作思路、构思结构、修辞描写等创作论特点，也发现两个民族很多宗教文化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这是一个亮点。著作通过文本的比较，重新审视了蒙藏“格斯（萨）尔”的关系问题，提出不少新观点，为“格斯尔”研究注入一些新的活力，为格斯尔研究和蒙藏文化关系研究做出一定的贡献。

     该著作中提出的主要观点：

     蒙古文“格斯尔”与藏文“格萨尔”关系密切，可以说，蒙古文“格斯尔”和藏文“格斯尔”最初的基本故事情节是相同的，后来藏文“格萨尔”更加吸收佛教因素，思想上更倾向于佛教，而蒙古文“格斯尔”虽然也受到佛教影响，但也走上自己独特的发展途径，在创作思路、故事结构、人物形象塑造上均体现独特的特点。

通过故事情节相近的章节比较发现，虽然两部史诗大体故事情节相似，但是在总体结构上蒙古文“格斯尔”以蒙古族特色的创作方法所构思，明显区别与藏文“格萨尔”。通过压缩叙述、增加新内容、更换母题、添枝加叶等途径对藏文“格萨尔”基本故事情节进行改造，使故事情节更加具备蒙古史诗韵味，把格萨尔塑造成蒙古族特色的英雄形象。

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蒙古文“格斯尔”通过剪裁和虚构塑造了适合本民族文化习俗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人物形象。比如格萨尔、晁通、珠牡、梅萨蹦吉等人的形象，在蒙古文“格斯尔”中发生了明显变化，完全不同于原来形象。尤其茹格牡高娃、晁通的形象在蒙文“格斯尔”里更加鲜明。蒙文“格斯尔”中还创造了藏文“格萨尔”中所没有的新形象，如阿朱莫尔根、贝东等。虽然阿朱莫尔根的形象有些方面与阿达拉姆相似，但从整体形象来看有很大差异的。另外创造了像格斯尔坐骑一样的人性、神性、兽性为一体的，有人的情感与语言、神的神明、牲畜体态的亲密战友型形象，这是与藏文“格萨尔”坐骑所不同的形象。

在文化习俗方面，蒙古文“格斯尔”虽然也反映了藏文“格萨尔”中所反映的一些藏族生活、藏族古代宗教信仰习俗，但也力争增添蒙古族习俗和生活特点，使其蒙古化。宗教信仰方面，蒙古文“格斯尔”虽然明显受到佛教的影响，但也保留古代信仰的痕迹，与藏文“格萨尔”比较，佛教宣扬相对少。而藏文“格萨尔”则对佛教慈悲为怀、超度等思想宣扬得太普遍太明显。同样是地狱题材，蒙古文“格斯尔”中的主人公格斯尔能吓唬并殴打阎罗王，与《西游记》中孙悟空相似，而藏文“格萨尔”中的格萨尔则吓唬不了阎罗王的，这表明蒙古史诗里的地狱概念与藏族史诗里的地狱概念有很大的差异。这也突出了蒙古文“格斯尔”中格斯尔独特鲜明性格。

在形式或体裁方面，蒙古文“格斯尔”主要以散文体传承，藏文“格萨尔”则以韵散结合的形式传播发展。蒙古文“格斯尔”更具小说特色，藏文“格萨尔”更具史诗特点。虽然都追求语言优美，但蒙古文“格斯尔”采取古代蒙古传统叙事方式，以散体叙事为主，以诗性语言做点缀，藏文“格萨尔”则韵散并举、叙事与抒情结合，形成自己史诗特色。藏文“格萨尔”中人物对话特别多，而且基

本上用韵文体。在修辞形式上，蒙古文“格斯尔”主要使用对称、排列、比兴、比喻等，适当运用了谚语。藏文“格萨尔”则运用包括比喻等的“诗镜论”诸种修辞方法和异名辞藻学的同时，大量利用谚语，显出各自的特色。

总的来讲，蒙古文“格斯尔”故事情节相对简略、集中，藏文“格萨尔”则复杂、展开、头绪多。蒙古文“格斯尔”多种版本总体上页数少，而藏文“格萨尔”版本页数多，单独一则故事成为分章本。内容方面有很多相同点，但在细节描写上还存在很多差异。这可能因为两个民族思维不同、构思不同、文化心理与习俗不同以及传承方式的不同而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