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珠子灯》写的是谁？

汪曽祺的《珠子灯》我不止一次地阅读过，所以我对珠子灯印象颇深，现在的年轻人对珠子灯是何物肯定是一点印象都没有。我是见过珠子灯的，且过去家里老爷柜抽屉里就有许多成串的玻璃流苏和散落的珠子。有时开抽屉找东西，稍不注意就会将珠子撒落一地，有时会一枚枚地捡起，有时干脆用扫帚将之扫掉，这些散落的珠子确实没有什么用，甚至有点令人讨厌。也有些女孩子将绿色的玻璃珠子用线穿起来当手镯和项链玩。我印象中高邮县城卖珠子灯的店铺就一家，坐落在中山路老电影院的斜对面，坐西朝东，就一间门面，还留有一个走路口通往深深的院落，我小学的班主任宋老师就住在这里。高邮中学放学，我有时会绕道从城里走，路过珠子店，总会停下脚步多看几眼。珠子灯除了八角形，也有园形和方形的，玻璃上面的图案有麒麟送子，也有八仙过海、福禄寿喜，都是些吉祥如意的图案。

珠子灯很美，正如汪曾祺所述：“一堂灯一般是六盏......还有一盏是珠子灯：绿色的玻璃珠穿扎成的很大的宫灯。灯体是八扇玻璃，漆着红色的各体寿字，其余部分都是珠子，顶盖上伸出八个珠子的凤头，凤嘴里衔着珠子的小幡，下缀珠子的流苏。这盏灯分量相当的重。”

元宵的灯光是“柔和”的，“尤其是那盏珠子灯，洒下一片淡绿的光，绿光中珠幡的影子轻轻地摇曳，如梦如水，显得异常安静。元宵的灯光扩散着吉祥、幸福和朦胧暧昧的希望。”如此美妙的环境，给人以暖融融的祥和之感，然而它却没能给孙淑芸带来吉祥、幸福和希望。

孙淑芸嫁给了王常生，“她屋里就挂了这样的“六盏灯”，遗憾的是“这六盏灯只点过一次”。

王常生是位有新思想的进步青年，他请孙小姐放脚，而孙小姐也读他带回来的进步书籍，并受到了他的新思想影响，然而老天不佑善人，王常生在南京突染沉疴，抬回家就死了，英年早逝，他在临死前很开明地留下遗言，让孙小姐“不要守节”。

汪曾祺的小说《珠子灯》，描写了孙淑芸这个“未亡人”的形象。

孙淑芸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旧中国女性，她曾接受过较为开明的传统教育，也接触过新思想，然而迂腐的家庭教育使之背负了沉重的封建贞节观念，让她难以摆脱封建礼教的桎梏。

“孙王二家都是书香门第，从无再婚之女。改嫁，这种念头就不曾在孙小姐的思想里出现过。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女子从一而终”的封建贞操观念在孙淑芸头脑里也根深蒂固。她在丈夫王常生去世之后，顿感阴风飒飒，黑雾迷蒙，周天寒彻，砭人骨髓，为了挚爱的丈夫，也为了家庭“荣誉”，遂而孤影四壁，斩断尘缘，桎梏性灵，压抑情感，从一而终，誓无二志，她在“新房”里僵卧长愁，做了十年活死人。

“孙小姐就一个人过日子”。她的青春不是消蚀于柴米油盐的操劳，而是萎谢于寡居守节的孤独郁闷。守寡的生活是冷酷无情的，痛入骨髓的，违反人性的，于是孙小姐“变得有点古怪了”，“她屋里的东西都不许人动。往常生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永远是什么样子，不许挪动一点。王常生用过的手表、座钟、文具，还有他养的一盆雨花石，都放在原来的位置”。本来，“孙小姐原是个爱洁成癖的人，屋里的桌子椅子、茶壶茶杯，每天都要用清水洗三遍”，可是“自从王常生死后，除了过年之前”，大洗一天之外，“平常不许擦拭”，就是这，还得“她亲自监督着一个从娘家陪嫁过来的女佣人”来干。更有甚者，孙小姐每吃一顿饭，桌子上都要摆两双筷子，两只碗；晚上睡觉前，床面前必放两双鞋子，一双是孙小姐自己穿的，另一双则是王常生穿过的鞋子，而鞋子的式样会随季节的变化而改变。

于是，孙小姐“病了，说不清是什么病”，“除了逢年过节起来几天，其余的时间都在床上躺着，整天地躺着”，“就这么躺着，也不看书，也很少说话，屋里一点声音没有”，她能“听着天上的风筝响”，还有“斑鸠在远远的树上叫着双声，‘鹁鸪鸪——咕，鹁鸪鸪——咕’”，还有“麻雀在檐前打闹，听着一个大蜻蜓振动着透明的翅膀，听着老鼠咬啮着木器”，这些声音都反衬了孙小姐屋里的死气沉沉，那屋外动物的活动，那麻雀、斑鸠等动物充满生机的生命活动无不与与屋中死寂的氛围形成鲜明的反差。

正所谓“短叹长吁对锁窗，舞鸾孤影寸心伤”，“夙世已违连理愿，此生难觅返魂香”啊，灵魂已经死了，肉体还能久活么。

一串珠子落地“滴滴答答”的声音，“那是珠子灯的某一处流苏散了线，珠子落在地上了”。“女佣人在扫地时，常常扫到一二十颗散碎的珠子”。孙小姐就“这样躺了十年”后，终于死了。

小说最后描写道“从锁着的房间里，时常还听见散线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声音”，这哀景衬托出的哀情，给人以挥之不去的凄冷之感和伤痛之感。

因为《珠子灯》的文字很美，还上了高中的阅读教材。汪曾祺笔下故事主人公的生活原型是谁？一次同学聚会，孙坚同学的一句话道出了事实真相，她说：“汪曾祺的《珠子灯》写的就是我家姑老太，姑老太原名孙淑华。她女姊妹四人，孙淑华是长女，二女孙春华，三女孙秀华，四女孙芳华。兄弟两人：孙玉成，孙言谊。”

汪曾祺祖父汪嘉勋，字铭甫，是清朝末科的“拔贡”。这是略高于“秀才”的功名。祖母为本县著名诗人谈人格之女。其父辈兄弟三人：大伯父汪广生，二伯父汪长生，父亲汪菊生。二伯父早亡，无子，应立嗣长房次子汪曾炜；但因二伯母喜欢汪曾祺，经协商，两人都过继给二妈，一个是“派继”，一个是“爱继”。我对照汪氏族谱，上面明确记载着：“长生字常森，中学毕业，娶孙氏。名下过继曾炜和曾祺。”承継，不仅是名份上的事，汪曾祺也在二伯母这边生活过。还专门跟着学过作诗填词。汪曾祺四五岁时，二伯母经常教他背诗，《长恨歌》、《西厢记·长亭》......直到晩年，他能背诵的不少诗词，都是当年的二伯母在帎头教给他的。

汪曾祺在他的《我的家》中说道：“二伯母守节有年，她变得有些古怪。我的小说《珠子灯》所写的孙小姐原型，就是我的二伯母。”

因为《珠子灯》是小说体裁，汪曾祺就将汪长生改名为王常生，孙淑华写成孙淑芸。汪曾祺的过继母亲（二伯母）孙淑华则居住在汪家大巷拐弯处的河边口。该房是一座独门独户的旧式房屋，比较坚实古朴，门口有一对石鼓，由南门进去是个过道，迎面是个照壁，正中镶了块阳体正楷的“福”字，过西侧门即是个窄长的天井，南北各四间正屋，西边是厢房和过道，房屋的结构很好，堂屋的排门，外面是木制的花格，里面镶加了一层玻璃，地面是琉璃砖铺设的。房间都有顶地板，西房是个里套房。过道向西是个很大的院落，这个院落原来就是后花园，汪家祠堂就坐落在该院落西边的汪家大巷内。东侧门内的房屋主要是些附属用房，东边曾开有东门与俞家巷相通。该处房产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被城镇造纸厂占据着。我家就住在附近，所以对这一带的房子了如指掌。汪曾祺二伯母在竺家巷的汪氏老宅也是有房子的，根据汪曾祺《我的家》的叙述，二伯母的最后去世应该在老房子里。孙小姐去世后，她娘家提出要用汪老祖父的寿材盛殓。还要在正堂屋停灵，这一切都答应了。汪曾祺与汪曾炜都做了回孝子，参加了“全部过程”。

汪曾祺曽多次与当地政府提出落实房产政策的房产就是这处房屋。随着这一片房子于上世纪90年代被拆迁，汪曾祺的房屋归还梦也随之破灭。汪曾祺只能望房兴叹：“曾祺老矣，犹冀有机会回乡，写一点有关家乡的作品，希望能有一枝之栖。区区愿望，竟如此难偿乎？”此番近似于恳求的语言让人听得心疼，若汪曾祺能在过継父母亲的房子里住上一段时间，也许能把对过继父母亲无限怀念写出更出彩的文字，当然我们更期待他写出更多的家乡作品来。